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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初译本刊行于五十年代后期。在那个只能把心酸和苦涩奉献给寒夜的时代，竟然有人想到把这本薄薄的小册子译介给没有习惯向苦难下跪的民族，至今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也许，是由于俄罗斯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的声誉显赫，也许，是由于作者声称，《金蔷薇》不过一部有关创作经验的札记，不管怎样，《金蔷薇》毕竟译成了中文，而且译得那么美，总有一天，人们会透过所谓创作经验谈恍悟到其中对苦难和不幸的温存抚慰和祝福这一主题。
前些日子，我收到翻译家戴聪先生寄来的《金蔷薇》新译本，他知道我非常喜爱这本书。新译本更名为《金玫瑰》，似乎只有这更加辉煌的从黑暗中生长出来的对人间不幸默默温柔的象征，才足以供奉在那座哭过、绝望过的耶稣受磔刑的十字架上。
从“译后记”中得知，摆在我面前的《金玫瑰》乃系作者临终前对《金蔷薇》作了全面修订和增删后刊行的本子。从中我发现，令人心碎的文字明显增多了。我暗自思忖，书中增补的有关勃洛克和蒲宁的文字，莫不就是作者自己的自画像？“我的罗斯，我的生命，我们将同受煎熬？……”这不仅是诗人勃洛克的心声，也是巴乌斯托夫斯基的心声，是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斯坦姆、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等整整两三代俄罗斯诗人的心声。只有无限崇敬十字架受难的灵魂，才唱得出这种为受难的爱而颤栗的歌。
巴乌斯托夫斯基在谈到蒲宁的一篇小说时这样写到：“它不是小说，而是启迪，是充满了怕和爱的生活本身”(第290页)，这不也是整部《金玫瑰》的写照吗？《金玫瑰》不是创作经验谈，而是生活的启迪，是充满了怕和爱的生活本身。如果我们把这部书当作创作谈来看待，那就等于抹去了整部书跪下来亲吻的踉跄足迹，忽视了其中饱含着的隐秘的泪水。
要读懂这部书，并不比那些高深莫测的人生哲学的玄论容易。只有品尝过怕和爱的生活的灵魂，才会懂得由怕和爱的生活用双手捧出的这颗灵魂。对于我们来说，这无疑是一个过高的要求。
二
我第一次读《金蔷薇》，是在七十年代初期。我们这一代人都会记得，那个时候，《金蔷薇》这样的书照例属于“封资修”名下的“黄色书籍”之列。一天，我躲在家里偷听辗转借到手的《天鹅湖》唱片，尽管我已听过无数遍，对“场景”中那段由双簧管奏出的凄美的主题，我依然不能很好地理解。这时，一位脸色总是惨白的老姑娘把《金蔷薇》递到我手里，那双默默无神的眼睛仿佛在借勃洛克的诗句告诉我：“这声音是你的。我把生命与痛苦注入它那莫解的音响。”
那时，我还不能恰当地领会这部书，甚至，那位泪水早已流干了的老姑娘为什么要把这部书递到我手里，我也不懂；要知道，她初恋的情人早在初恋中就被戴上右帽分派到大西北去了，她的温情的泪水早已全部倾洒在那片干燥的土地上，同情、温柔、祝福与她有何相干！而《金蔷薇》的开篇就是默默的祝福和牺牲自我的温柔这一主题！
每一代人大概都有自己青春与共的伴枕书。我们这一代人曾疯狂地吞噬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牛虻》中的激情，吞噬着语录的教诲，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切竟然会被《金蔷薇》这本薄薄的小册子给取代了！我们的心灵不再为保尔的遭遇而流泪，而是为维罗纳晚祷的钟声而流泪。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理想，可以说，理想主义的土壤已然重新耕耘，我们已经开始倾近怕和爱的生活。
《金蔷薇》竟然会成为这一代人的灵魂再生之源，并且规定了这一代人终身无法摆脱理想主义的痕印，对于作者和译者来说，当然都是出乎意料的。这无疑是历史的偶然，而我们则是有幸于这偶然。它使我们已然开始接近一种我们的民族文化根本缺乏的素质，禀有这种素质，才会理解俄罗斯文化中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一同受难的精神，禀有这种素质，才会拒斥那种自恃与天同一的狂妄，禀有这种素质，才会透过历史的随意性，进而从存在论上来看待自己的受折磨的遭遇。
这一代人从诞生之日起，就与理想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然而，这代人起初并没有想到，理想主义竟然也会有真伪之分，这代人曾经幼稚地相信，神圣的理想定然会在历史的行动中实现。那些生活本来应该属于她们的少女们的生命，早已为此而埋葬在无数没有鲜花、没有墓志铭的一座座坟茔；更为悲惨的是，从这些无可挽回的荒坟中发出的怯生生的呼唤已不能激发人们停下来悲哀地沉思，历史一再要求我们忘却；似乎，历史的要求无论多么蛮横无理，也是客观必然，是人就得屈从于它的绝对权威的脚下。
巴乌斯托夫斯基在谈到勃洛克时，对叶赛宁的诗句“已经到了收拾起必将朽烂的什物上路的时候了”提出异议，在巴氏看来，世上也有永远不会成为“必将朽烂的什物”的东西，它会永远和人们厮守在一起。我们知道，一切都“必将朽烂”正是那种被称之为历史理性主义的理想哲学的绝对律令。历史理性与神性的永恒水火不相容。我们究竟要用多少没有鲜花、没有墓志铭的荒茔，才会堆砌起一种恍悟：历史理性不过是谎言而已！
巴乌斯托夫斯基所说的“永远也不会成为必将朽烂的什物”的东西，指勃洛克那些陪伴人们捱过漫漫长夜的诗篇，要知道，这是贯注着生命与痛苦的莫解的音响，是懂得怕和爱的生活的灵魂所听命的催人肠断的声音。《金蔷薇》流入这一代人的心中，使其“天生”而来的理想主义得以脱胎换骨。新的理想应是对受难和不幸的崇敬，应是懂得怕和爱的生活高于历史理性的绝对命令，应是奔向前去迎候受难牺牲者的复活。
“我们总是过迟地意识到奇迹曾经就在我们身边”，这是巴乌斯托夫斯基提到的勃洛克的诗句。这代人曾误解过奇迹，听信过伪造的奇迹。实际上，奇迹从来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十字架受难中所显示的奇迹。它昭示给我们的是关于怕和爱的生活的奥秘。我们理应明白，我们足足过迟近二千年才意识到奇迹曾经就在我们身边，否则，我们不会直到现在才开始学习怕和爱的生活。
三
怕和爱的生活本身还需要学习吗？
如果不需要学习，那么为什么我们长期以来都不知道怕和爱的生活本身高于历史理性的绝对命令呢？
学会爱的生活是可以理解的，学会怕的生活，的确让人费解，对我们民族来说，它过于陌生了。确实，怕的意识纯然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异质因素，但却纯然不是我们人的异质因素。
这一代人曾因“天不怕、地不怕”而著称，不怕权威、不怕“牺牲”、不怕天翻地覆、不怕妖魔鬼怪。谁也没有想到，这一代人竟会开始学会怕。怕什么呢？
不怕什么。怕不过是一种精神素质，已绝非一般心理学所说的心理形式。为明确我们所说的“怕”，至少得作出三个层次上的区分。首先，一般所说的“怕”，是指对某一具体对象和处境的畏惧心理，这种怕与我所说的“怕”毫不相干；另一种怕是指面临虚无的畏惧心理，克尔凯戈尔和海德格尔相继深入论涉过这种怕，并把它与前一种怕区别开来。这种“怕”已接近我所说的怕，但还不就是我所说的那种怕。我所说的那种怕与任何形式的畏惧和懦怯都不相干，而是与羞涩(Scham)和虔敬相关。这种怕将那永恒神圣的在者藏匿于自身，所以不是面临虚无之畏惧。只不过，从这种畏惧可能感禀到怕。因为，当人面临虚无时，也许会翻然悔悟其自身的渺小和欠缺，进而承纳神灵于自身。以羞涩和虔敬为质素的怕，乃是生命之灵魂进入荣耀神灵的虔信的意向体验形式。
巴乌斯托夫斯基的一段话令我回味再三：
儿孙辈不理解也不愿理解歌谣中涕泗横流地痛诉的那种贫困，不理解也不愿理解由迷信的传说、神话、不敢吱声的胆怯的儿童们的眼睛和吓破了胆的姑娘们低垂的睫毛所点缀着的那种贫困，不理解也不愿理解被香客们和精神不健全的人们的故事吓得毛骨悚然的那种贫困，不理解也不愿理解因为时时都觉得可怖的神秘就近在咫尺——在森林中、湖泊中、朽烂的枯树中、老太婆的哭声中、用木板钉死了的弃屋中，——时时都觉得奇迹就将出现而惶惶不可终日的那种贫困。(第274页)
巴乌斯托夫斯基所说的“贫困”，当然不能按一般词义来理解，因为他把“贫困”与“神秘”和“奇迹”联系起来了。我们理应知道，贫困与神秘和奇迹的关系的奥秘，正隐含在福音书的启示之中。我们正在学着的怕趋近这一奥秘，只是，我们已开始学习怕的生活，并不等于已学成怕的生活，事实上，我们离怕的生活还远，而从怕到奇迹，还有近在咫尺的距离。
有感于《金蔷薇》对这一代人的深远影响，我曾无数次将它推荐给新的年青一代。他们的反应往往让我失望。的确，他们“不理解也不愿理解”怕的生活。我常想，倘若这一代人学不成怕的生活，这片土地恐怕会永远与“怕”无缘了。
四
在相关的场合，“怕”往往被译成“畏”、“畏惧”，这当然品味有减。问题是，我们终于道出了“怕”，这确让人惊喜。
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我碰见戴聪先生，他译的蒲宁早就使我为之倾倒。这次我一见面就问：这个“怕”字你是怎么译出来的？他含蓄地一笑，没有作答。
翻译之甘苦，事者皆知。但我以为，对译者的要求，除外文功夫及中文修养外，很重要的一点在于译者的前理解。例如，没有需要相当时间来积累的素养，这“怕”字就译不出来。
前理解不仅规定了译文的品性，而且还规定着译本的选择定向。而这后一个问题则举足轻重。
文化的改革和重振，与翻译有不解之缘。西方文化史上的几次大的文化改革运动，都与翻译——文化传输有关。中国文化史上有两次大的翻译“运动”，一次是晋末至隋、唐的佛典翻译，另一次是现代以来的西学文典翻译。前一次翻译“运动”传输进来的文化，从质地上讲，与中国文化是相契的。而第二次翻译所传输的西方文化，在诸多性质方面，都与中国文化的品性相异。这样，对译者的前理解的要求，绝非只是表词达意的问题，更是选择、传输什么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新文化的路向。
“五四”以来，西典的<SPS=1701>译日渐趋多，可回想起来，从古至今真正体现了西方文化的真精神的著作，又有多少译介过来了呢？看来，“五四”一代在译事上的前理解颇成问题，否则，“四五”一代无需花大力气从头做起。
“五四”以来，我们对俄国文化的译介占比重相当大，似乎，我们对俄罗斯文化了解最多。实际恰好相反，我们对俄罗斯文化根本谈不上了解。我们得知的大都是与俄罗斯文化精神相悖的东西，是产生于十九世纪下半叶的虚无主义思潮的惑人货。
前理解从哪里得来？从遭遇中得来。这一代人为《带阁楼的房子》流泪，为索妮娅的苦难流泪，为灵魂的复活流泪。从此，他们的心开始与蒲宁、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阿斯塔菲耶夫、艾特玛托夫的心一起跳动。
尽管如此，我们离这些俄罗斯魂的源头还相当遥远。例如，不逃离备受苦楚和屈辱的俄罗斯苦难大地，与“阴忧的农舍、哀歌以及灰烬和莠草的气息”同命运的俄罗斯精神，我们就还没有学成。
五
由于伪理想主义的歪曲，人们已经对理想主义本身丧失了忠信。可是，这一代人却始终不能摆脱《带阁楼的房子》和《夜行的驿车》中散发出来的理想的温馨，它表达出这代人从苦涩中萌生的对神圣的爱之渴慕的深切体认。
前不久，一位青年画家来访，他是我的同乡，也是同龄人。他把自己获国际青年画展奖的作品给我看。从题为“我的故事”的组画中，我一眼就感受到其中隐含着的那种俄罗斯特有的病恹恹的美和哀歌般的爱。我们的话题马上转到对俄罗斯精神的共感上来。他情不自禁而且迫不及待地给我背诵“夜行的驿车”末尾那一大段令人心碎的文字。当他诵出“全维罗纳响彻着晚祷的钟声”时，他的眼睛湿润了。
可是，在他的作品中，我发现不少以冷漠、荒凉、被弃、孤单的感觉为题的作品(《轮椅》、《密室》)，这些作品曾引起更为广泛的共鸣。
令我深思的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感觉何以结合在一起了。无论如何，这种结合是这一代人的感觉结构上的特征。新的理想主义命定只有夹缝中的地位，它不过是荒漠上的一线惨淡的光。
爱在这个世界的自然构成中显得最没有力量。安徒生为了想象中的理想的爱而失落了现实中的爱的可能，因为现实中的爱是最经受不住摧残的。“只有在想象中爱情才能天长地久，才能永远围有一圈闪闪发亮的诗的光轮。看来，我虚构爱情的本领要比在现实中去经受爱情的本领大得多。”(第246页)但是，愈是想象中的、理想的东西，愈没有力量，为了爱的实现，就应当让想象让位给现实。这是一个何等悲惨的悖论！在这悖论面前，人们很容易向现实俯首就屈，最终把爱判为“无用”的对象。
索洛维约夫和舍勒尔这两位俄罗斯和日耳曼的伟大思想家，都一再强调过精神性的东西、爱的价值的孱弱。精神之为精神就在于它全然不具有任何威力和强力，它原本天生无力；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应该因此而否弃精神的和爱的价值，把决定世界的价值形态的权利拱手交给所谓永远有力量的现实历史法则！回答当然是一个坚定的“否”！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把自身的强力奉献给精神性的孱弱的爱。
与此相关，我们可以领会到耶稣十字架受难的意义，它的启示在于：爱的实现是与受难和牺牲联系在一起的，这是爱在此地的必然遭遇。
然而，现代意识礼赞的是生命的赤裸裸的强力，怂恿生命自持强力超逾于一切神圣价值之上。迄今，这两种意识力量仍在这一代人的同一颗灵魂中搏斗着。
六
无论如何，这一代人毕竟对俄罗斯精神一往情深。新的年轻一代与俄罗斯精神没有患难之交，因而与之隔膜不难理解。
近代文化作为封建文化的反动，以一百年迈动一步的艰难步履由西向东渐进：文艺复兴、法国启蒙运动、德国古典文化运动、俄国文化精神运动，一步更比一步艰难，命运一个更比一个悲惨。只是，精神的牺牲毕竟换来了用血和泪浸泡出来的文化，尤其是十七——十八世纪之交的启蒙文化、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的德国超验文化和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俄国受难文化。宗教、哲学、艺术、政治诸形态，在基督精神和理性精神的双重变奏中开出了无数金色的蔷薇。
如今，起步于西端的文化精神的脚步已踏入远东的古老王国，已有种种迹象表明，在这古老的王国里，二十——二十一世纪之交会出现一场文化精神的聚生，这大概是近代文化东进的最后一步。
问题是，我们能自信这场必将到来的文化聚生肯定会是我们的文化精神的新生吗？我们能肯定他会象英法、日耳曼、俄罗斯民族那样，为世界文化贡献出“永远也不会成为必将朽栏的什物”的精神吗？
我不抱希望。文化精神运动也有失败的先例，起码文明古国自身就有过不少。文化精神的创造有赖于创造文化精神者的素质。而对我们来说，精神素质则有待于脱胎换骨。不管怎么说，怕和爱的生活本身我们尚未学成，晚祷的钟声尚未响彻华土，理想与受难的奇妙关联我们尚未寻到。就此而言，重温《金蔷薇》恐怕仍为一门功课。
一九八八年三月
(《金玫瑰》，［苏］帕乌斯托夫斯基著，戴聪译，百花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六月第一版，2.75元。文前帕乌斯托夫斯基像，丁聪作)
默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