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刘耀中先生只见过一面。去年夏天一个晚上，做编辑工作的老同学曹其敏带来一位美籍华人，说这位先生说的那些哲学问题不好懂，所以带到你这里来了。那天晚上刘先生兴致勃勃地谈了几个小时的西方哲学、文学、宗教。几个月以后，刘先生从美国寄来他的书稿复印件，并附有一封信，要我替他的书写一篇序。
刘先生这本书涉及西方文学的多，涉及西方哲学的少，我对西方文学所知极少，所以与其说我评了它，不如说我学了它。我也是喜欢文学的，记得刚从大学毕业来到研究所时，曾有一个相当庞大的计划，要读遍西方古典文学名著，可惜没有读几本，世事就起了变化，先是“反右”，后是“下放劳动”，然后“反右倾”、“四清”，紧接着就是“文革”，现在看象一个电视连续剧，可是那些年月如何熬过来的，连自己也说不清了。无论如何，那个文学作品阅读计划，象以前的一切“计划”、“规划”一样，彻底落了空。如今，客观的条件固然比以前好，但主观上却又力所不能及了，甚至都不想及了。
当然，我仍然相信文学和哲学面对的是相同的问题，处在一个文化的相同的层次，它们当中可沟通处是非常多的。但是文学要读的书太多了，而且部头都很大，既然它思考的问题和哲学相通，所以就宁可费点劲去啃哲学书了。所以不怕文学专家们笑话，我常常读一点节写本来弥补知识上的不足。
把这个情况写出来并不是说我这种态度有多少理由或有什么成效，我深切感到这是一个缺憾。就中国人的眼光来看，文化是一个整体，文、史、哲本不可分。我研究西方哲学，一直也努力把它放在一个统一的文化背景中去看，譬如研究古代希腊哲学，我很想把那时的文学、戏剧、风土人情、诗歌音乐等甚至体育活动都作一些考察，也收集了有关的材料，可惜只是在戏剧和造型艺术方面作过一点工作，其它的只能留待异日了。
这样对比之下，我就觉得十分钦佩刘先生能孜孜不倦地读那么多文学作品，兴致勃勃地一一加以评论，抒发自己的看法。尤其是，刘先生比较重视荣格(刘先生译为杨格)的心理学，所以在评论诸作家时，务求弄清他们的生活，对我这样的在文学知识上需要启蒙的人固然有引导入门的作用，但又不是一般的生平介绍，而是有学理上的根据的。
从本书内容来看，刘先生兴趣非常广泛，不仅文学，包括宗教、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甚至炼金术等等，都在他思考的范围之内。这一点我也是很欣赏的。我自己兴趣也很广，不喜欢我的人可以批评为杂。我觉得，人文科学不象自然科学用一种实际的需要来作研究，而就是因为有“问题”才去“思考”。但不定哪儿会出“问题”。所以我的兴趣是随“问题”在转移。“我在思想”，“想”“什么”？“想”“问题”。“问题”不是我想提什么就提什么，是日、月、山、川、他人、社会“让”我“提”的，也是这些东西(我生活的世界)让我“想”的。刘先生的注意力也在随着“问题”而从荣格心理学到乔伊斯的意识流，到海明威的强者意识，又到贝克特的那个等不到的“戈多”。刘先生的这本书，并不是系统的、客观的现代西方文学史，而是刘先生自己所想问题的历史记录，因而是他自己灵魂的记录。
看得出来，刘先生的“灵魂”固然受这些文学作品的“支配”，但同时又是很“自由”的。他写这本书，不必求“系统性”，因为他不想编文学史，而只想把他心中的问题和对这些问题看法说出来。
人家向我介绍，刘先生是水利工程专家，在美国加州一个水利工程部门工作，他在他的工作方面是很不自由的。他虽然具备很强的工作能力，在多年的供职中，对加州的水利建设多有贡献，但却长期得不到主管部门的升迁。为了在那个复杂的、异邦的美国世界得到比较公平的待遇，刘先生还需要多方面的奋斗。
然而在人文科学领域里，刘先生却是很自由的。他不是美国(汉)学界的人物，也不想挤进去分一杯羹。人文科学不是他谋生的手段，而是他的爱好、他的性情，是他的灵魂的归宿。我也搞了大半辈子人文科学了，我是这个“界”的专业成员之一，但我时时觉得以人文科学作谋生手段是很不安全的。各个社会搞人文科学的似乎都有难念的经。过去我们总觉得受政治的冲击太大了，政治家有自己的实际政治需要，譬如决不许你说孔子的好话，非得要你说老子是什么主义的等等，如今似乎又感到经济的压力太大了，这也难怪。社会要解决吃、喝、住房、交通、各种实业建设问题，你人文科学一时用不上，自然就有“被冷落”之感，于是就有人有“孤独”之呻吟，实际上是在唱“长铗归来乎”的调子，求得更多的赏识而已。我看刘先生这种解决办法很好，谋生归谋生，思想归思想。要工作，我有高超的技术，对社会有用，讲思想，我有深刻的见识，使灵魂有所依托。可惜我们晚了点，学技已不可能，懊悔也来不及了。如果再有一次机会作选择，我大概也会象刘先生那样，学一门科学技术，作一些对社会有益的实际工作，然后再来为我的灵魂找一个归宿，思考那人文科学的问题，体察宇宙、人生的大意义，那时我再来谈问题、写文章，就不仅仅是“工作任务”，至少也象刘先生那样，不必考虑什么“行业”里的种种关系，使文章真的是自己的灵魂的表白，不必为建立什么“派”、什么“论”，什么“家”而孜孜以求。
刘先生是中国人，生活、工作在美国，但却一直醉心于西方文化的体察，这也是他“自由”的一种表现。中国人在欧美搞文科的，大部分都搞汉学，这当然是很好的，是发扬我中华文化的重要方面军。但其中似乎也有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华裔学者为在异邦学界有一立足之地，最方便的是以中华本土几千年文明历史与之形成鲜明之对照，所以就一般方法言，注重差别的多，注重吸收、融化的反倒少一点。这种情形，与中国本土的学人的倾向似乎正相反，就象华裔侨居更多保存中国传统习俗一样。
中国知识分子对自己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态度，有一个历史变化的过程。这个问题我没有细研究过，但有一点感想。就哲学来说，我们的老师辈，或更老一辈的学者出国留洋学习西方哲学和文化，大多从我国固有文化传统的坚实基础上去学西方文化，这种情形即使在五四运动以后仍是如此。我曾看过我的一位老师在国外读的外文书，旁边批着此处象朱子语，此处为×子语这样的批语。我还知道有的老师在国外留学期间读中国的古书，起先觉得很奇怪；后来，我自己也出去进修了，才感觉到似乎只有靠我们老祖宗的东西才能“镇”得住洋人。在外面我谈康德，得到洋教授一句“你是真懂康德的”已是受宠若惊了，但你谈中国的“礼”，他只有瞪大眼睛听着的份。这是一种吸引力，中国传统文化的吸引力，“还是回到研究中国文化上来吧”，我内心常有这种声音。
不过，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毕竟与我们的老师辈不太相同。我们是解放以后成长起来的，是在全社会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过去的学习，有做得好的，也有做得不好的，或者说，不好的时候还很多，但毕竟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我们还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但我们的灵魂已经受到新的洗礼，我们的灵魂是在中国解放后的环境下塑造起来的。从没有象解放以来以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那样深刻，那样广泛。应该说，我们已不象我们老师辈那样依恋我们传统文化，因为马克思主义本非中国土生土长的。我们眼界在从小学习时起，自然就扩展开来，至少扩展到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中国早已成了世界(革命)的一个部分。我们被教导，对中国传统文化是要批判继承的，好坏要有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思想。所以，尽管作为中国人，中国传统文化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感到这个文化需要改造这一条，倒也不是口头上说说的，而是真心实意这样想的。这样，据我所知，和我差不多前后在外进修的人，除专攻中国文化的外，回国后转向专门研究传统文化的极少。有一个信念是逐渐地坚定起来的：中国人和外国人，不能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更不能在中国人面前说外国的，在外国人面前说中国的——这当然就介绍和发扬来说，是必要的；而要做到：别人想的问题，我也要想，别人讨论的问题，我也要讨论。要这样，就必需对西方的文化有一种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从而在同一层次上与西方学者展开对话，进行学术性讨论。如做到这一点，我们的文化优势也自然能发挥出来，因为我们不是白板一块地来学习西方的文化，我们有自己的文化背景，只要真的弄懂人家的意思以后，不愁没有我们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而倒也不必在尚未真的弄懂的时候，就先来几顶帽子。
这就是我常常向往的东西方在人文学术上也能展开相互的对话、讨论、甚至争论的局面。扩大对话，就是扩大生活，也是扩大世界。我们的灵魂是依附于我们的世界的，扩大世界也就是不断地塑造我们的灵魂。灵魂的归宿就在世界之中，世界要不断地扩大，灵魂的归宿也就宽绰一些。人不是也常想住的房子要大一点吗？
刘先生出生于中国广东中山县，十五岁去美国，如今“家”住美国洛杉矶，他在工作上有时一定觉得不象住在“家”里，但在谈论西方大家的小说和哲学时，可谓“如数家珍”。刘先生来我家的那天晚上侃侃长谈之后，得知他的书将可在中国出版，他激动地对我说：“我的灵魂有了归宿了”。刘先生的书是向住在中国本土的人诉说他这个在美国长大的华裔如何看西方文化的，他把他的灵魂还给了中国本土。其实，依我看，刘先生似乎有好几个“家”，中国是他的“老家”，美国也不能说是“新家”，而实际是一个“家”，我们都住在“这个世界上”，“世界”为我们塑造了各自的灵魂，我们迟早要把自己的灵魂还给“这个世界”，使其有个归宿。
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七日于北京
(《荣格、佛洛伊德与艺术》，刘耀中著，即将由宝文堂出版社出版。)
叶秀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