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不应单纯是生产关系，而应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第19页)。这就为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所特有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的矛盾、生产关系内部的矛盾以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从而为深入地研究整个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济运动规律，提供了首要理论前提。有了这个前提，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够把反映经济建设的经济增长、经济效益、经济体制、发展战略、产业结构乃至消费关系等问题纳入研究范围，从而才能发挥指导社会主义实践的作用。
第二，科学地阐明了社会总产品的正确分配序列，纠正了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先积累、后消费”错误教条。如，以前我们的产品分配序例是依据《哥批》中的原则，先作六项扣除，然后是消费品的分配，本书的二位主编指出，正确的理论和实践应是，“根据劳动者必要产品的数量规定性，首先保证个人消费的需要，并使它逐步有合理的增长，然后再确定适当的积累率”(第90页)，这是由社会主义生产的实质决定的一条客观规律。
第三，阐明了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关系及其实现形式。《研究》认为，“商品经济本身并不要求计划”(第414页)。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又在客观上要求计划与市场的统一。这种统一不是“板块式”的，也不单纯是“渗透式”或“胶体式”的，而是一个“错综复杂、互相交织的综合体系。它不是一种形式的结合，而是多种形式、不同程度的结合”(第151页)。因此，在认识上要特别注意划清两个界限：其一，计划经济的本质要求同实行计划经济的形式；其二，经典作家关于计划经济的思想同后人的解释。明确了上述基本点之后，在实现形式上，至少有两种思路可供比较和选择：(1)“‘企业要求市场导向，市场要求国家间控’。接下来，即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里的落脚点是企业”(第343页)；(2)建立从中央到各层次经济区、再到联合体、到企业的统一领导、分散管理、灵活经营的经济指挥和运行系统，“企业——联合体——经济区——中央，就能够形成上下之间的‘纵向’经济联系；而各经济区之间，经济区内部各部门、各企业之间，又能形成左右联系密切的横向经济网络”(第453页)。这就广开思路，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新机制的形成提供了更加充分的理论前提。
第四，进一步阐明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价格决定及其运动规律。不难理解，在计划商品经济条件下，价格不可能完全由市场来决定。这就提出了价格确定的依据问题。由于在我国现存条件下，价值还不能顺利转化为生产价格，由于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正处在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化过程中，因此，“以资金利润率为主、工资利润率为辅，综合确定计划价格是比较切合实际的”(第144页)。在实践上，可以根据我国当前工业成本中活劳动与物化劳动的份额，确定综合利润率水平(第168页)。考虑到“价格是价值规律的表现”、“价格是供求关系的砝码”、“价格是币值的倒影”等原因，计划价格(包括指导价格)必须符合价值规律、供求规律以及纸币流通规律的综合要求(第168一176页)，按照这种要求来调节价格的运动。
第五，深刻阐明了实现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条件和规律。《研究》对我国工业发展所处的阶段进行了较为切实的估计，认为“我国工业发展水平还处在传统工业发展的阶段，还处于工业现代的过程中”(第529页)。这同赵紫阳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的估计和分析是吻合的。从这个现实出发，我国产业发展战略的选择，虽然要注意发展新兴产业，但更要注意西方某些“夕阳工业”在我国的“朝阳”性质，要善于选择能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带动作用的带头行业的优先发展。要看到，我们虽然在资金方面处于劣势，但在劳动力方面也不是很优越，因为劳动力的文化技术素质还普遍比较低。因此，在转变结构过程中，我们要注重改造、创新、扩散同步发展，但“中心是要处理好‘改造’与‘创新’的关系”(第533页)。
第六，系统分析和阐述了消费关系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特点以及消费结构等问题，丰富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内容。消费关系作为生产关系的内在构成、具体体现和最终实现，必须予以极大重视。要按照“统筹兼顾”、“稳步发展”、“不断提高”的原则，正确处理消费和积累的关系。“无论滞后型的低消费，还是超前型的高消费，都会破坏生产和消费的辩证统一关系，损害人民的根本利益”(第230页)。这就从理论上说清楚了脱离实际可能的高收入、高消费的错误实质，补充了传统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理论体系的不足。
总之，《研究》十分重视建设性基础理论研究，并把它看作是解决中国现实经济问题和实现改革任务的基础性工作和神圣职责，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完善与发展做出了贡献。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经济体制改革研究》，谷书堂、蔡孝箴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十月版，3.95元。)
品书录
刘迎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