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还是在一九八六年夏，由于博士论文中有一部分涉及到新科学认识论的问题，只好忍痛放弃去地中海天蓝色海岸采撷巴黎难以享受的灿烂阳光，在导师的介绍下乘高速火车到比利时首府布鲁塞尔拜访耗散结构理论的创始人普里高津(I.Prigogine)。这位比利时自由大学的教授一看上去令人想起喜爱自称“比利时小人”的大侦探波罗，他的办公室里的一幅中国古画更增添了几分东方的神秘色彩。由于历史的原因，傲慢的法国人一向视他们的近邻小国比利时人有些“土里土气”，但当普里高津在一九七七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时，不能不令法国的知识大亨们刮目相看。在此之前，普氏还只是在科学界崭露头角，主要成果凝结在《不可逆过程的热力学概论》一书中，但在一九七九年普氏发表《新的联盟——科学的形变》一书后(该书于一九八四年出英文版时易名为《秩序产生于混沌》)，西方整个思想界为之震动，有人甚至把耗散结构理论和突变论、协同论一起称为“新三论”(较之曾在现代科学中成为鼎足之势的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一九八六年《新的联盟》在法国嘉利玛出版社再版，普里高津在再版前言中以充满哲学思辨的口吻说，新的科学认识论就是要“摆脱古典理性的上帝，从而使科学确定概念的方式重新获得理应属于它的哲学内容”。
自八十年代以来，普里高津在西方思想界、学术界十分活跃，一九八五年他相继发表了《新的理性》、《与非理性之争》、《科学、文明与民主》，一九八六年又发表了《探索复杂性》。他的思想和方法广为传播，而且冲出了科学深宫的高墙。法国科研中心的人员目前正在运用耗散结构理论研究解释印度部落的形成轨迹和中国数学的独特发展。另外，普里高津教授还领导着美国得克萨斯大学的统计力学和热力学研究中心，在那儿他的一些助手正在用他的方法解释封闭与开放状态下的社会体系和经济过程。听说普里高津教授最近已准备退休，但科学家的一生就象被命运注定不断向山顶推动巨石的西西弗，对未来和未知的思索会使他永无歇息的。
普氏认为，文化是一个整体，自然和人、科学和哲学都不能离开对方单独发展，古典理性的凯旋是带有悲剧美的：它在打碎神谕偶像的同时，却树立起自己的绝对偶像，沉醉于普天之下善男信女的理性崇拜，从而把自己从文化这一整体中孤立出来，感到空前的“寂寞”。新的理性就是要在以往文化积淀的基础上达成科学与哲学、道德、艺术的新联盟。
时间的“困扰”和互补性原则
依据普里高津的解释，耗散结构理论的构思是受时间不可逆性的启发。他很早就惊奇地发现，两种取向完全不同的时间构成了一个和谐但又矛盾的世界：一方面是由达尔文确立的生物学上的进化时间，也就是说按照新陈代谢、生存变异的法则，生命作为一种组织系统会不断进化，不断走向更高级、更复杂的阶段；另一方面是卡诺(Car－not)提出的物理学上的“退化”时间，根据热力学的定律，宇宙作为一个封闭系统熵会无限增大，这就意味着宇宙中的一切组织形式都将不可逆转地走向衰落和消亡。这两种时间取向是根本对立的，一种意味着永恒的进化，另一种则意味着不可逆转的衰落。为了解决这个令众多科学家大感困扰的矛盾现象，普里高津再次举起互补性原则的大旗。当年正是这面旗帜引导科学界从光子的“波动说”和“粒子说”的迷宫中解脱出来，确立了光的“波粒二相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耗散结构理论也是一种时间的二相学说。
在古典的自然科学当中，“空间”的观念是凌驾一切的宠儿，而“时间”的观念则往往成为被人遗忘的私生子。这种感情上的偏爱在哲学上的反映亦十分强烈，从古希腊哲学圣祖德谟克利特把“原子说”作为万物万象之本到奠定近代思维基础的笛卡儿把“广延性”作为物质的唯一根本属性，“空间”这个幽灵一直是支撑解释物质世界的支点。在爱因斯坦把时间和空间联系起来、创立四维空间之前，时间的观念只是在上帝的创世学说和随后的历史学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至于在远古的东方，连盘古破混沌、开天地也未给时间观念留下一席之地，乾坤肇始完全建立在空间的“广延性”上。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使西方真正发现了时间。乘着科学的狂飚，斯本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和柏格森的《时间与自由意志》把时间的观念成功地注入缺钙的现代社会科学机体中。于是，文化机体的“循环兴衰”和生命冲动的“永恒延绵”成了人们一时的时髦话题。一九二二年六月一日，科学泰斗爱因斯坦和哲学巨匠柏格森在巴黎举行时间问题的大论战，轰动欧洲花都。柏格森力主真实时间的统一性中包含着对时间体验的多样性，时间是对运动变化、绵延、生命冲动和创造的综合直觉，爱因斯坦则坚决摈弃这种“哲学家们的时间”，认为任何所谓真实体验都无法解救被科学否认的东西。在这场关于时间的混战中，不少科学家出来为柏格森辩护，因为他们认为，时间不仅仅是一个科学的概念，对世界的解释有不同的角度和层面。
普里高津深谙这场时间论争的哲学背景，他的出发点是要把这两种时间观念按照互补性的原则综合起来。在他看来，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是具有复杂过程的自然，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时间或单调机能增减的时间所能描绘的，不能只考虑一种时间而否定其它的时间。普氏的耗散结构理论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对世界的根本看法上：在总体的水平上，宇宙系统会按照熵的不可逆时间方向发展，在永恒的能量补偿过程中最终走向单调惰性的平衡态，然而在总体发展的过程中，宇宙系统的前进轨道会产生分叉(bifurcation)的可能，在远离平衡态的地方出现耗散结构，从而使历史的进化过程成为可能。
时间是理解普氏耗散结构理论哲学意义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普氏甚至曾想把他的《新的联盟》一书命名为“重新发现的时间”(Letemps retrouve)，以映照一代才子普鲁斯特勾魂摄魄的著名心理小说《追忆逝水年华》，后者使西方现代释梦的精神分析学家们如痴如醉、百般玩味。事实上，人类对时间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在第一个阶段，时间被视作循环的，冬去春来，晨钟暮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狱天堂，生死轮回，“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德经》)，诸此等等，都是这种循环时间观念的反映。在第二个阶段，工业的机械化革命把复制和再生的思想导入时间观念，人们对时间的认识深化了，时间成为线性的、均匀的，可以测量并刻度在钟表的面盘上。然而时间可逆的观念并未消除，故宫钟表馆中那些目不暇接、制作精密的洋玩意儿实在说明了中国封建帝王渴望长寿、崇拜时间的潜在心态。今天，时间观念发展到新的阶段，时间既是不可逆的，也是多样性的和创造性的，诚如普里高津所说：“今天重新发现的时间，也是不再叙述孤独的时间，它使人与他所描绘的自然结成联盟”。
规律和普遍的解释语言
西方十七世纪哲学和科学的中心主题是寻找解释世界的普遍语言。人们通过对各个领域复杂事物的分解和界定，筛选和抽象出一些最基本的单元，然后按照统一的逻辑组合方法，构成起支配作用的根本规律和科学系统。这种与八卦炉百年炼仙丹大相迥异的方法曾使人类对世界的认识突飞猛进，培育出西欧文明的一代伟人，并在纷杂的科学“官司”中最终确立了理性法庭的崇高权威。根据这种方法，牛顿以万有引力定律统率起从苹果下落到地球绕太阳旋转的万千现象；孟德斯鸠把无数种人类社会的政权组织归结为四种基本形式；亚当·斯密从错综复杂的经济现象中概括出价值、劳动、商品等一些最基本的范畴。还是按照这种方法，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作为构筑哲学大厦的基石，从“思维”、“广延”两个“清晰明白”、“无可置疑”的概念中演绎出整个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巴斯卡尔以人性的“升华”和“堕落”作为道德的根本取向，并以此来解释基督教全部教义和人间的一切悲、喜剧。
十七世纪的思想大师们都坚信，自然史是以一种统一的数学语言写成的，人们可以通过实验来破译这种语言，只要我们发现了那些作为语法的基本规律，就等于发现了最终的真理，就可以据此解释复杂多样的自然界和社会。普里高津认为，今天应当彻底放弃这种把自然的全部复杂过程归结为几条基本规律的方法，人们应当寻找新的多样性的解释语言，寻找解释不同现象的特殊语言，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普里高津不同意“新三论”这个提法，认为把具体科学领域的方法不负责任的推而广之是一种简单化的危险倾向。
实际上，东、西方对于规律各有自己的高见，西方过去长期笃信上帝是第一推动者的因果律，连牛顿也摆脱不了这一精神桎梏，由于西方的上帝是人格化的，所以这种信仰后来演化成“人为自然立法”；东方的规律是自动自律的，所谓“自然法”，正是指自然而然的法则，当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时，这里的“自然”实在不是指自然界，自然而然是也！普里高津对中国古代这种关于外部世界“自律”的思想十分感兴趣，如果翻译成耗散结构理论的语言就是系统的自组织(auto－organisation)功能。曾因《未来的冲击》和《第三次浪潮》而名声大噪的美国社会学家托夫勒认为，社会经济组织也属于这种具有自组织能力的系统，其中供应和需求的相对平衡是通过各种反馈过程实现的，当出现失业或石油危机等不稳定因素时，如果不是以负反馈去抵销，而是以正反馈去加强，那么整个系统就有崩溃的危险，一切都可能要进行重组。但在一般的情况下，系统会本能地发挥自我调节功能，维持系统结构的稳定，或是跨过危机和萧条重振繁荣，或是衰而不竭、僵而不死。
偶然性之光和必然哲学的没落
揭示历史和自然的必然性(逻辑性)是黑格尔哲学的一个根本主题，多少代的思想巨人都曾为这个伟大的使命奉献一生的智慧。按照一种传统的偏见，必然性比偶然性要重要得多、根本得多：必然性是与本质、规律相联系的，而偶然性则只是现象和可能性；必然性是巍巍昆仑山，偶然性只是昆仑山上随风摇动的小草。普里高津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观念，他认为偶然性是宇宙最根本的源泉，一切有规律、可预见的活动都只是偶然性汪洋大海中侥幸冒出的一座孤岛，有序来自无序，只有无序的扰动才能创造新生的系统。在以往的科学研究中，人们只是注意那些稳定的结构、恒久的轨迹和规则化的行为，而今天人们发现，真正代表系统本质的，是“危机”、“断裂”、“扰动”、“不稳定”、“无规则”等因素，一切有规则的现象都要从这些随机的内在变动中得到说明。
其实对偶然性的发现是本世纪的最伟大成就之一。马克思、弗洛伊德和尼采被西方称为开拓现代思潮的三位变革宗师。如果说马克思发现了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社会发展进程的认识，尼采发现了人的主体意志作用，从而揭示了一个从未被深刻触及过的精神层次，那么弗洛伊德所创立的潜意识理论则完全改变了传统的心理学面貌，对人类行为的偶然机制作出新颖而独特的解释。弗洛伊德在他的《梦释》一书中指出，梦中出现的偶然图像并非某种必然性的表面呈现，也不是人类意识深层本文的扭曲复制，这种偶然图像本身就是人类意识的创造力所在，是人类行为的深层动因。这种语惊四座的高论是否真理另当别论，但他以大胆的言辞所宣告的必然哲学的没落实在不亚于路德的宗教改革。
自从达尔文细查人类家族宗谱，最终竞查到猴子尾巴上去以来，介入时代思潮风波和标新立异一直是生物学的光荣传统。在达尔文开辟的道路上再树丰碑，并于一九六五年获得生理学和医学诺贝尔奖的法兰西学院教授莫诺(JMonod)写过一本题为《偶然和必然》的书，被后人奉为当代生物学的经典。莫诺认为，人们从自然界的必然规律中推导出的世界只不过是一片没有生命的“死寂”阡陌，因为唯一可以预见并加以复制的规律就是返回死亡和无生命状态的规律。所有变异都是偶然产生的，偶然性是改变生命组织遗传信息和结构的唯一源泉，是生物进化和更新的根本动因。换言之，是偶然性在自然界无生命的茫茫广漠中创造了人类这片绿洲。这与传统的看法截然不同。然而哲学上的学术问题在很多情况下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绝非亮出唯物或唯心的黄牌便可息事宁人。
其实，今日的科学家们并不是要为偶然性建立一座现代庙堂，在香火轻烟的朦胧仙境中推翻一切既有的观念。诚如与莫诺分享同一诺贝尔奖的法国著名生物学家雅克布(F·Jacob)在《生物的逻辑》一书中所说，由于现代对宏观和微观的区分，整体论者和原子论者的古老争吵最终获得解决，在宏观的水平上，生物的组织形式是变化多样、偶然独特的，但在微观的水平上，一切生物都服从于分子的统一规律，可以用分子或基因这种普遍语言来解释。这样一来，偶然和必然在新的层次上结成新的联盟。
从广义或认识论的角度来说，耗散结构理论是专门诠释偶然性现象的学说，从城市的交通变化到昆虫的无规则运动，从足球运动员场地跑动的轨迹到股票市场的瞬间波动，都可以说属于这种偶然现象。当然，这儿并不是要建立一种新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语言，因为偶然性的灵魂所在就是把一切学说都作为对特例的解释。
在以往的精神帝国中，有多少雄才豪客虔诚奉信，随着科学纵横捭阖的讨伐和铁马金戈的征服，人类有朝一日会面对自然界振臂高呼：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然而事实证明，人类越是深入地探索自然界，越是感到宇宙奥妙无穷、充满神秘魔力。用旧的语言来阐释新的现实必会碰得头破血流！面对扑朔迷离的世界，科学家们当大彻大悟、不失时机地增长点修成正果所需的哲学头脑。
一九八八年二月于巴黎斗室
(I.Prigogine et I.stengers：LaNouvelle Alliance，metamorp－
hose de la science， Gallimard)
巴黎读书札记
李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