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朋友费正清以八十多岁的高龄仍孜孜于中国问题的研究，最近出版了他的《眺望中国》一书。这是本关于近年来美国学者研究中国问题重要著作的评论集。作为专业历史家的费正清(这是他的中国姓名，原名是约翰·金·费尔邦克)一生以中国历史问题作为他的研究课题，一九四八年他出版了《美国与中国》， 是本有独立思考，独特见解的谈论美国与中国的著作，从此使他在研究中美关系问题的美国学术界中博得权威地位，成了一个中国通和汉学家。四十年来，他锲而不舍地把中国的政治制度与外交史并行研究，在英美的中国问题专家中引起了广泛影响，甚至影响到美国对华政策，因为几十年来美国国务院的中国问题专家大都是他的学生或受到他看法左右的人。他还影响了世界范围内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他们仿效费氏以中国历代行政制度的史料对比当前的政策来解释中国的改革与变迁。
一九四八年以后的六年中，费正清连续出版了至少半打以上有关中国史料的著作，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下列几本，即(一)关于中国史料参考文献指南，(二)关于中国共产党创始时期与执政后的各项文献注释汇编；(三)专为中国问题研究生编撰的《如何<SPS=1701>译中国历史文献手册》，(四)二卷本专论中国沿海及腹地“通商口岸”的由来，及列强各国于一八四二至五四年间在华享受的优惠条约。此书系根据费正清早期所作牛津大学博士论文增补而成。整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他完全沉浸于对远东及中国问题的编纂、诠释及合著工作，并独立编写中国军事史，基督教在中国的事业，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孔教信念及实践，清朝官僚传统统治等书。他还忙里偷闲，诠释出版了三大卷英国驻华税务司罗勃德·赫德爵士书信集，披露英帝国以海关形式在华称霸的内幕。近年来则参加剑桥版中国史的编辑工作，分担了其中五大卷的审订稿件任务。
《眺望中国》共收文二十六篇，分为五辑，收入评论文章极大部分已见于报刊，但费氏的文章颇能说明国外专家对中国近代史的见解，即(一)外国帝国主义所扮演的角色，(二)中国革命领袖们对人民的严治厉行，(三)中美邦交经二十年中断的恢复正常，(四)“文化大革命”，(五)近年美国访华人士对中国的感受与探索。费氏在重行编辑出版上述中国问题各方面评论时，从不离开他的中心观点：一切从历史出发，密切联系悠久的中国传统，并从中国的过去来理解中国的今天。在评论各家观点时，最受他奚落的莫过于那些对中国几千年历史缺乏知识，不理解事件来龙去脉的自以为是的分析者。他认为近年出版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许多著作，多半不值一顾，尤其对于那些研究中国社会史的新学者无补于事。他不久前参加合编的《中国问题阅读文献》一书，倒是对新一代的汉学家颇能起到一臂之助。
在这些精辟的评论中，费正清举出东西方对人权问题的不同看法。他认为中国对人权问题有其独特的价值观，中国人着重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问题。与美国观点相比，中国人更强调相互和谐而置抗争于次要地位。中国人对历史上的时势与英雄的作用问题，也有不同的观点。总而言之，他始终以列举历史因素来解释今天的问题，诸如中国的农业体制，官僚制度的性质，帝皇尊严与统治理论，以及史料档案的编纂，本身都是关键问题。无视这些问题的差距及其历史根源，曾经导致来华传教事业的失败，美国对华通商和外交上的差错，以及近二百年参予军事侵华的敌对行动等等。书中对嘲弄麦克阿瑟将军的文字尤为机智锋利，作者目睹这位自称中国通、唯我独尊、缺乏悟性的外国人在对华问题上，所演出的种种洋相，加以抨击。
费正清在其一九八二年出版的《回忆中国五十年》一书中曾谈到他毕生从事中国问题的研究，说他是以献身的精神、信徒般的虔诚和热情，进行自我教育与提高的。他写道：
我的故事只须寥寥几笔，即能勾勒出一幅简图：我既然出生(一九0七年)于文化边缘的南达科他州，又负笈于东部学府，先后求教于五个不同环境的学校，因此懂得了如何入境问俗随遇而安的道理。我之专攻中国问题也是个偶然的际遇。在中国定居四年(一九三二——三五)之后，我开始欣赏中国人处世接物的动机与原则。其后回哈佛大学教历史(一九三六——四一)，我获得了中国现代革命的形象。再次到战时中国工作(一九四二——四三，一九四五——四六)，我深为其革命精神与策略所感动，不仅钦佩其伟大气势，且产生了必胜的信心。此次转回哈佛(一九四六——五二)，我感到有必要把中国问题的研究和教育，推广到全国性范围，以唤醒美国公众面对中国的现实生活。我总算对付了麦卡锡迫害而未受重伤，但对中美关系问题的艰巨十分吃惊，使我不得不投身于培训研究人员，钻研与展开哈佛的出版阵地，并参加普遍性的研究中国问题领域。自从一九七二年中美邦交恢复，我们面对了数不尽的新题和旧目……
费氏在《眺望中国》中，也谈到他在钻研中国问题时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尤其遇到史无前例的独特事件，他那以古喻今的分析方法就有失灵的危险。例如一九五八——五九的“大跃进”运动给予中国的农业、工业和人民士气带来了重大天灾人祸的影响。他无法解释的是此事若发生在美国，西部农民肯定无动于衷而嗤之为幼稚的浪漫主义的；而在中国却把此事当作无上的革命热情，竟置常识于不顾的行动。查遍中国社会史也难找出平行的答案。费氏能推论的只是大抵相仿士大夫统治农民的一般手段：每逢一个朝代兴起，便要暂时施行一些平分土地或平粜粮米的措施以笼络民心，同时为统一天下又大兴土木，做一番史无前例的建树等等，总是脱不了愚民政策。凡此种种都是费氏从中国史料中联系古今所得的领悟与思考。至于今日中国社会的种种改革与变迁，则吸引了更多的新学者的兴趣，这无疑说明他们已逐渐摆脱孔学的官方文献，更深入地观察中国今日的土地所有制和各种传统结构，城市风习，妇女运动以及许许多多地方性现象和新的价值观念，最后理解了为什么这种特殊的统治方式竟能动员如此巨大的社会力量从事一种社会事业。
(JohnKingFairbank，ChinaWatch， Harvard UniversityPress， 219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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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