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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代前期。甲男、乙女。)
甲：总算读完了奥斯丁的六部小说，也差不多看完了哈代的小说。两人都写了一些女的。奥斯丁生在十八世纪末期到十九世纪初期，是女作家。哈代生在十九世纪末期到二十世纪初期。两人的作品相隔大约不到一百年吧？我看这两位的小说的感受大不相同。看奥斯丁仿佛在看戏，不算轻松，也不很紧张。看哈代，越看越难受，好象是自己上了舞台。对我说，这两个世界很不一样。不知这是由于英国的一百年间隔，还是由于两位男女作家的不同，还是怪我自己？也不知别人是不是同样。
乙：你看小说总是看进去。你说是象看戏？不上舞台也还是在戏园子里。你还得站得高些，看得全些，作局外人，前台后台都看到，还看到剧场内外。这样，你就可以作客观评判，也就可以分析各种情况的原因了。
甲：照那样，我也不要看小说了。我成了审查戏剧上演的检查官了。我是看小说，不是研究资料作论文或则解决什么实际问题。我不必看完所有关于奥斯丁的资料和议论也能看奥斯丁的小说。反过来，她的一本小说我也不看，光查阅资料，也能写出一本评论她的书。这是两回事。我们是两个人，也属于两个世界吧，所以总是谈不拢。一谈什么共同问题就要吵起架来。
乙：一点不错。正因为不同，才能对话。假如想的、说的都一样，那成为自言自语了，还有什么对话？完全相反也不能对话。一言不合，要不动口而动手了。我们既是有同有异，那就不妨先谈谈奥斯丁，看看不同点在哪里。
甲：那还不明白？在你看来，我是旧式的或说中国式的，庸俗的，主观的，个人的，不足道的。你是新式的或说国际式的，科学的，客观的，社会的，专门研究的。我低级，你高级。我们也是相差大约一百年吧？比奥斯丁和哈代的差别还要大，对不对？
乙：难道我们不是都要从二十世纪来观察十九世纪？难道还要进入十九世纪去考察十九世纪？我们不是作者请的辩护律师。我们应当是公正的法官。
甲：也许研究和评论应当象你说的那样，但我不认为只能是那样。我不认为作者、读者是原告、被告，也不认为法官必然公正而律师只能为一方辩护。即使照你说的那样，我也不作法官，不作律师，我只读小说。我和你读的作品都不在法庭上。你们没有理由审判我们。你可以判决，但我不接受。我也不评判。我正是要进入十九世纪去了解十九世纪。不了解，就站在外面指手画脚，能评判得公正吗？且不说有没有中性的法律和铁面的法官，我们读者是决不会个个甘心受审和服从的。总之，我是小说读者，不是裁判。
乙：事实上，你刚才这一番话就是判词，是对法庭、法官、律师，甚至法律的判词。你读小说，对书中人物有爱憎，论是非，对作者的处理有意见，这不是评判是什么？你以为坐在旁听席上就不是在评判？
甲：这是读者的意见，不是评判。我对你的话有意见，这对你不能算评判。这种意见也没有什么客观公正可言。若你把我和你的对小说的意见互相混淆起来，放在一起，作为同一类评判，那是你放弃自己主张，归到我这一边来了。法官、律师进了旁听席了。
乙：我们不要作逻辑练习题，还是比比看法和说法。你先说，你怎么看小说？怎么进入十九世纪的英国？依我说，你根本进不去，进去了也出不来。
甲：你又先来作判词了。你怎么知道我进不去？小说是个门，看下去就走进去了。小说是十九世纪的，当然你进去的不会是二十世纪写出的英国。你若没有进去过，那么你评判什么？我读了奥斯丁的六部小说。先将两部较短的分出去，只剩下四部。这不是依据文学史或则推测作者本来用意。我也没有了解一百多年前的情况和一百多年来的评论。这是我自己看出来的。那两部不那么引人入胜，我看不出所以然。这四部就不同，我分不出上下。看一部觉得这部好，再看一部又觉得也不差。若说是都一样，也不对。《傲慢与偏见》名气最大。另一部名字若译作《理智与情感》，也不行，比前一部的译名更不恰当。我看来似乎后一部写得还要好些。《爱玛》真有意思，但也不能超过前两本。再看《曼斯菲尔德庄园》，景象有些不同了，但写法还是一样，只是读后觉得沉重些。是不是更深刻些？也不见得。我不知道她写作的先后，但从四部小说中描述的英国社会人物来看，感觉到说故事的人的态度越来越不轻松了。好象是年纪越来越大了。几部可以合为一部看，象是一个人。就语言来说，我不敢说对一百多年前的英语字字句句都能照当时人那样懂得，能照作者那样明白词句的用意和言外之意和口气神情。这正象对一百多年前的《红楼梦》中的中国话我也不敢这样说一样。但是这些话总能让我多少懂得那些人，多少懂得叙述那些事的作者，对于那个世界亲切了一些。不管那是不是当时的英国，总不会是现在的英国，或别的国。正如我不能住进大观园，却仿佛见到了那园中的一些人。不管那是不是乾隆年间的中国，总之不会是我和你现在所处的周围世界。古今会有相似之处，中外也不免可相比拟，但总不会是同一个。所以我说是进入了奥斯丁所写的书中世界；由她导游。爱玛这个人活灵活现，另外几部书中的女主角，那《庄园》书中的孩子，可以想象得出来。许多讲话的口吻我学不上来，正像我学不出王熙凤的口吻一样。那样的人物，我一个都不喜欢，但也不是怎么憎恶。我好象看《韩熙载夜宴图》那样，见到了一幅见不到的光景的再现，但又和舞台上的古装戏不同。《游园惊梦》戏中扮演的杜丽娘，我决不相信和我看《牡丹亭》所想象的杜丽娘一样。舞台上怎么化装扮演也还是现代的。自己想象的却不是。
乙：你错了。那也是现代的，是你现在头脑中的古代，和舞台上一样。许多人想的古代就是舞台上的古装戏。只有你这书呆子才会自己排练出书中的“颜如玉”来。你的“爱玛”是谁？不过是奥斯丁给了你颜色和素描，你自己在头脑的画布上涂出来的。你不承认有公正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不公正。我不能听从你的，不能只相信你一个人，所以评论家不能跟着读者跑。
甲：读者也不应该跟着评论家跑。奥斯丁的声名据说是几起几落。是评论家的指点影响读者，还是读者的声势影响评论家？我认为，读者可以不管评论家，评论家却不能不顾读者。若评论家一意孤行，处处时时要读者听从他的宣判，只怕读者会不理他而且会起反感的。不管读者嘴上怎么说，心里不那么容易服从指挥。有时作者自己出来表白，也不能使读者完全相信。这一点，评论家应当知道。
乙：对奥斯丁的评论的反复没有对哈代的厉害。哈代受到英国社会的指摘竟至于在《裘德》之后再也不写小说。你瞧读者的评判有多厉害，对作者的影响有多严重。这难道还不需要一个公正的裁判者吗？读者和作者发生争执时，不应当有一个吹哨子的裁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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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那是理想。连历史也不能算公正。有没有好作品被埋没？还是说这两位作家吧。奥斯丁是个看戏的，他排演了舞台人物，自己坐在一旁微笑，同时欣赏演员和观众。这样的态度不是时时都能为各种人所接受的，但也不致引起反感。哈代不是看戏的而是舞台监督加导演。他排出戏来要求观众有强烈反应。这自然会讨好或则激怒。奥斯丁是说书人，有讽刺也有同情。她总是微笑着。尽管那微笑不是很甜蜜，还带点酸味，但总算是微笑。哈代不然。他有一副愤怒又哀伤的严肃面孔，指着台上人物向台下质问。他自己一言不发，只面向台下，手向台上的秦香莲和陈世美一指。台下的人是当包公还是当韩琪？奥斯丁只引起台下人想，她自己也在台下。哈代却逼着台下人表明态度，他自己站在台口。这能不促使剧场中嘘声和掌声并起吗？哈代的面孔又象生气，又象哀悼，又森严，又亲切；看来心肠很硬，不顾角色死活；又仿佛很软，要角色得到同情之泪或则慨叹之声。他不象奥斯丁那样总有一副笑容，不管那笑是善意还是恶意，还是心里怀着悲哀或则愤慨。哈代不比奥斯丁难懂，但是更难对付。
乙：不要只讲十九世纪两头的，也看看中间的。维多利亚女皇时代，英国吞并了印度成为帝国，不只是王国了。对这时的几大作家，你有什么谬论？其中也有个女作家，比奥斯丁如何？
甲：对这几位大人物，我说不出什么。那位用男人名字的女作家乔治·艾略特和法国的用男人名字的女作家乔治·桑给我的印象相仿，还稍好些。我虽看过她的几本小说，但作品未看全，不好乱说。《织工马南传》、《亚当·比德》和《磨坊》给我的印象不深也不浅。她是个好人，心肠不硬也不软，所以小说中人物不大激动我。这也许是怪我而不怪作者。萨克雷的《名利场》等几部小说写得好，作为学英文的读物是第一流的，但是有点贵族气派，象英国绅士那样使我不敢逼视。特罗洛普的小说我看得太少，不能赞一词，只有狄更斯的看得多些，差不多可以说是全部了。这不仅是由于幼年就读过林琴南的译文，还是因为他的书容易看下去，不高雅也不庸俗。我能读下他的英文全集不算难事，当然也不敢说字句全都懂了。但看得下去，正适合我这个懒人。他是个说书人，仿佛朋友闲谈，讲讲普通人的事。他心肠很软，但也不怕置好人于死地，如《老古玩店》中的那个“孝女耐儿”。他爱憎鲜明，讲些笑话，也讲些悲惨事件，都不伤人。他画出的恶人有自己的个性，又是代表人物，好几个人名都进了英文字典，成为伪君子等等的代表。他能几笔就画出一个人，让角色讲几句重复的口头禅以表明他是谁。他写出伦敦人的口吻。不合语法的英文更象说话。他写的傻瓜可笑而不可厌。疯子狄克都能给人很深印象。对那永远的乐观派米考伯真不知该笑还是该气。他写的孩子受苦受难但不是哀哀无告。他写的善人慈悲得有点涂脂抹粉。但也许由此显出了正在向全世界进军的英国的国内人物。把他的书和金斯利的《西行颂》(向西方！)一比，两种英国人是多么鲜明的对照。那位宣传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牧师在书中画的是一种英国人，是殖民军中的勇士，是反旧教的英豪，是我们挨过英国打的人所认识的。狄更斯写的是英国内部的另一种英国人。这使我<IMG=BB88709701>想起日本的夏目漱石。两处岛国居民，日本人和英国人，同有双重性格。当然，法国人、德国人以至罗马人、希腊人也都各有两种性格，各国又互不相同。我是看小说，不是读历史。我不从小说中人物去判断英国人，只从小说看出英国人的一部分。从奥斯丁经过狄更斯到哈代，都使我能交上一些英国朋友，有男有女，有好有坏。这三位作家是从微笑到哈哈笑到不笑，但都使我感到他们心底的忧伤。这在奥斯丁是轻微的，在狄更斯是半遮掩的，在哈代就显露出来了。我读十八世纪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时，明为读史，实际是看小说，看英国人写的罗马帝国的人。吉本是位文章家，和他是可以交朋友的，看他的自传就知道。读小说所交的朋友第一是作者。作者若不能成为读者的朋友，那书便不好读了。有的历史书可以当小说读，有的不成。法国伏尔泰的还可以，德国蒙孙的《罗马史》就不行。
乙：你这一大通讲话，明为谈小说，不也是讲英国十九世纪的历史吗？同是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你为什么不讲写《森林故事》和《吉姆》(一九○一)的吉卜林和福尔摩斯的创作者柯南道尔？为什么不讲十九世纪末的斯蒂文森呢？他不是文章家吗？可见你是很有选择的。这难道不是法官的裁决吗？
甲：你是考我的英国文学史吗？我只是一个小说读者。读者可以兼许多差使，但本职是读，是感受，了解。读之中自然有选择，对书的选择，对书中人的选择，对文章的选择，等等。但这不是分析加综合的研究，不是有一定原则指示的选择，不是只此一条跑道别无选择，而是自以为是的选择。举例说，大仲马的书我读得多些，同类的司各特就读得少些。不喜欢“三剑客”，也不喜欢“艾凡赫”(《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对较早的司各特，反倒是《昆丁·窦华德传》、《罗布·罗伊》、《清教徒》，还有那讲英王和阿拉伯王战斗及和好的十字军英雄故事之类使我更感兴趣。我觉得司各特严肃些，大仲马通俗些。读大仲马轻松，读司各特沉重。法国的侠盗亚森罗频(吕班)并没有压倒英国的侦探福尔摩斯，但大仲马对我来说，可读性超过了司各特。这不是思想和艺术的评价。这两人的小说太多，连续看就厌烦了。在同类的情节小说中我还更喜欢斯蒂文森。他比司各特大约晚了大半个世纪吧，更接近现代人一些。我可以读他写的那双重人格的医生，却不喜欢读同时期的王尔德的小说《道林·格雷画像》。若单为消遣，我看科林斯的《白衣女人》和《月亮宝石》就很好。你可以对我这种爱好进行分析说明评判，但我自己用不着这样。知道原因和不知道是一样，除非有什么后果使我改变选择，否则只有等我自然变化。
乙：你这种说法和有些小说作者类似。莫泊桑的那段话想必你也记得。他指出各种读者对小说家有各种要求，但是小说家只能自己依自己如实表现。在作者和读者方面，明知有原因决定也要自认是自主决定。外来的条件不是他所能管的。比如禁书的读者不见得都是因禁而好奇；即使知道是这样，也要认为是自己要读的，甚至明知不好也要看看。若把这些现象当成研究对象，那就不同了。所以看来我们的分歧是自然的，或是殊途同归，或是同源异流，各走各的道，那就不必辩论了。
甲：不然。问题在于评论家总要自命高于读者一等，自认为特殊的读者，摆出导师的架子，而不肯作读者的朋友。或则不理读者，自来一套，讲作者，查读者，再评判一番，仿佛检查官起诉。谁听你的？读者想得点参考和帮助，并不想听指令。读者不是正襟危坐听讲道。
乙：不是个个评论家都象你说的那样。他们写书也不是为你。评论自有一套，是一门独立的科学。
甲：读者有一种想法，也许是权利。他有错误的自由。例如读哈代吧。我承认《苔丝》、《裘德》、《还乡》和有些写女人的长短篇很好。尽管读来沉重，我也愿读，但不愿给书中人作判决，更不愿去搜查哈代的动机和目的。我读来更受震动的却是《卡斯特桥市长》。我知道那位市长必然没落，新的应当代替旧的，而且作者也不喜欢新的，又对旧的也很不满。他写了一个新旧技术交替过程，很严厉，但我不由自主对那位出卖过妻子又悔罪的倒霉老市长仍然有一种并非同情的同情感，也不是怜悯。或则说，新旧相比，我更佩服但也更讨厌新的。我读后得到的感受同我读《呼啸山庄》几乎一样。那位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真正狠心，也真正会写小说，可算是独一无二的英国特殊小说家。在各国女小说家中，从日本的《源氏物语》作者紫式部算起，到二十世纪初年，她应当有特殊地位。她这个人怎样，我一点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不愿去读传记，也不愿把她和她的姐姐，《简·爱》的作者相比。《呼啸山庄》中那位受害而复仇的男人是可怕、可恨又可怜。能写出这样的人物，这样的书的年轻女子，是天才，不是可爱又可怕，而是可怕到了可爱的程度。我想象不出她会是什么样。恐怕只有十九世纪的英国才能出这样的女作家，而且只能有一个。想不到后来还出了一个男作家哈代。说到天才，女的比男的强。女作家能把不自然说成自然，做作而不显得做作，将读者包在一片大气氛围之中。只要你读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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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去，你就逃不出去。我害怕她，又喜欢她。男作家的艺术才能更强些。他是建筑师吧？只要你进了门，就会一步一步跟他走去见主人。他写的几部名著的结尾都很有力，心肠很硬，只对老市长的死似乎稍软了一下，出来一只鸟，但这也许是更狠心。我读的外国小说不算多，记忆中还没有读过多少这样的慈悲而又严厉的作品。契诃夫的短短的小说《万卡》使人掉眼泪，但不怨作者狠心。那是另一种，如果戈理的《外套》。我为什么喜欢看这样的小说？这和看狄更斯大不相同。这是受罪，是好象被人猛击一下，或则是用小刀缓缓刺进身体，有压迫感、痛感长时间留在那里。可是同时又有一种松弛的感觉，所以痛苦之中有欢乐，透不过气来又要看下去，闭住气倒象是出了气。也许正是这种奇特的感觉吸引了我。这只怕是我的毛病。是罪恶？是我的心不好？是我这杰克尔医生身体中的海德先生在作怪？随你怎么说，我都可以承认，但我想归根结蒂是由于我还是一个人，心不好也不坏，年纪不大也不小，经历不多也不少，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读小说别无目的，不为得教训或则消遣，更非应考、作文章。极其平常，不值得你费神分析。
乙：我才没精神去分析你呢。你不是小说读者中的鲁滨逊，我更不是“礼拜五”。我不是你的随从。你读小说爱怎么想，与我何干？你以为我对你那么有兴趣？不过你放心，我不会把你送进“呼啸山庄”的。
甲：我想不到你会生气。照你的说法，科学里没有爱，也不能生气的。科学分析是无情的。无情才会有判决，对不对？我想不明白，为什么十九世纪英国小说家，从奥斯丁到哈代，其中有提前出来不受欢迎的艾米莉·勃朗特，会越来心肠越硬，到末了，几乎是冷酷无情 这无情只怕还是多情吧？可是法国小说不是这样。梅里美一副考古学家的冷脸也不使人觉得他心肠狠。福楼拜、莫泊桑的冷也不是这样。十九世纪俄国小说家，从果戈理的讽刺到托尔斯泰的宣传，都怀着爱，哪有哈代那么狠心？这座“呼啸山庄”好象只有英国一处有。我看的外国小说太少了，所以决不敢妄下断语。是不是二十世纪以前，小说家不怕多情而怕无情呢？到二十世纪，小说家的心肠变硬了，还是变软了呢？
乙：照你的说法，是“有情争似无情好”吧？或则是纳兰性德说的“人到情多情转薄”呢？我看应当结束辩论了。现在我们谈论十九世纪，不知下一世纪的人怎么谈论这一世纪。不过我敢说，我们现在辩论的问题到五十年以后，八十年代，也还是问题。不过也许没有人象你我这样辩论了。你信不信？
(两人同下。)
一九八八年二月
金克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