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长信在叙述了大段往事之后，接着写下这样一节话：
“以上关于我和胡先生的详细经过，我从没有公开披露过；因为在解放以前，如谈这些，在一部分人看来，不免有‘我的朋友胡适之’之嫌，在进步青年看来，则未免思想不够‘进步’。解放以后，全国掀起批胡运动，我如果把这些发表出来，则我自己亦难免挨批挨斗。如果把胡臭骂一通，又难免言不由衷。所以只有效金人三缄其口，因此在数百万字批胡论文中，你们找不到我的片言只字。”
司空见惯浑闲事，千先生这里倾泻的心曲，大概不会引起什么震惊之感的。以梗直敢言见称的进步学人，毕竟也是知寒识暖、水饮火食的凡人，流俗的毁誉之前不觉趑趄，声势浩壮的批斗阴影下更不免辟易。三缄其口学金人，应该看做清介自守的节操，断不能深责“光荣的少数”以一味謇谔。至于郁结心头，左右为难，情不能忘，口不得吐，被迫密藏如此之久的究竟是怎样触忤时忌的骇俗之论，倒真令人悬念，其实从这篇文章中只能找到不多的几句话：
“胡先生是个书生、学者，但非政治家，更不是政客。……但胡之于我，却有知遇之恩，使我终身难忘。”
“胡先生明明知道我是服膺马克思主义的，……但他并不以此歧视我，而且处处提拔我，……从没有想以他的政治思想强加于我或企图影响我，而处处表现出一种宽容精神，即儒家的所谓‘恕道’。”
“胡先生当时虽名满天下，但他一点不摆架子，他是很有人情味的。”
如果刻意搜求，也许还能增添一条，那是在指出胡适对问题的洞察力远逊鲁迅之后作为结语而说的：
“鲁迅与胡适各有千秋，见仁见智，不必强同。”
秋色平分，仁知互见，这句话好象把胡适抬到了鲁迅的高度；当然并非如此，而且这也不见得就是沸锅、钉板，手不得深，足不可蹈呀。
形成千先生这些观感的是他积年的亲身经历，也是吸引读者注意的兴会所在。千先生说，他在大学毕业之前，在当时一些二、三流的刊物上写点文章换取稿费，偶为胡适所见，当知道了作者是北大的学生，大为惊讶，便要吴晗一定带作者去见他。相见之后，获知他工作尚未着落，便向陶孟和推荐，介绍他进入陶先生主持的社会调查所。千家驹建议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编译委员会翻译《资本论》，又得到胡适的支持，遂与吴半农共任译事。之后，胡适又介绍他到北大经济系兼任讲师，约他在名流荟萃的《独立评论》上撰稿。
这里写出胡适对一个并不很驯顺的学生的态度，写出他的识力和胸襟。作者也依旧走自己的路，并以“所立卓尔”的行藏酬答了春风时雨的师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独立思考，尊重宽容精神，这些都融和在琐琐碎碎的揖让进退之中。纯属个人私事，而读来<SPS=1741><SPS=1741>有味，觉得亲切，自然更要使身受者终生难忘了。
收在此书中的大多数文章曾经分别在一些报刊发表，撰作之初为了独立成篇、叙事完整的需要，遂使有些交代在各篇中不得不先后重复，例如《论胡适》中的一些事迹多已见于《怀念陶孟和先生》文中；为纪念陈劭先所作《一个国民党真正的左派》与《缅怀李任仁先生》亦时有彼此互见之文。一口气通读全书，不免稍减兴味。再如《悼念史良同志》一文，篇末有注说：“因史良同志刚刚去世，报纸上急要发表纪念文章，故匆匆写就”，“现在略加补充”，编入本书。我找到先前发表的原文与本书对读以后，觉得补充的段落并非十分重要，以作者与逝者长期共同斗争的经历而言，则全文似仍予人以匆遽之感而未尽所怀。从这些方面说来，好象此书编集时稍嫌再加工不够。但在《论胡适》文中，作者曾对唐德刚教授这样说：“今天……引起我的往事回忆，把这些详详细细告诉您，希望您作为一种史料保存下来。”读者领会了这番心意，则尽管有些篇虽则排比履历较多而略嫌枯燥，也仍然是珍贵而值得保存的，读者还将因读此书而深为伤悼很多志士不得永年，已带着未尽罄述的史实消逝。
理论需要勇气，说出真话实事也需要勇气。读到有价值的回忆录常使人受到鼓舞，即使压抑已久，一旦倾泻仍是冲决网罗的力量，终将唤起更多无所畏惧的新人，共同创造宽容和谐的探索真理的良好环境。
(《忆师友》，千家驹著，人民日报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六月第一版，0.9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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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