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有味儿的小说——没味儿的且不提——大概不应只是一种味儿，品味几的大概也不应只是一种胃口。因此，小说的变化也可以看作寻求新的味道以刺激一下人们的胃口。不过，刺激不等于迎合，在咀嚼苦辣的情况下反而会有一番“人何以堪”的感觉。这种效果是否值得试试？读者怎样去接受？
我这里要说的是小说中一种不大对人胃口的滋味：残酷。
“残酷”不是好词儿，用起来扎眼。但是如果用来描述揭示某种事实的程度也不是贬义的。追求表面的刺激并不是真正地道的残酷，好象满嘴“他妈的”并不算真格会骂一样。刘心武在发表于《文艺报》的一篇短文中对小说表现残酷持异议，他是就中国的“活鱼菜”说开去的——“一条糖醋鱼端上餐桌，任凭顾客宰割分吃，只要不伤其脊骨，鱼的嘴巴在二十分钟内始终一张一合。”他很不赞成这种“残忍”的吃法，因为这近于玩弄生命。但是由吃鱼扯到读小说，我倒是觉得，许多很严肃的作品是“活鱼菜”式的，或有这种情形：人物在并不理想的环境中挣扎，活又不旺死又不死；或有那种情形：由于外在或自身的原因，人物失去了自由，逐渐走向毁灭。试想一下，如果作家不肯残酷地展示这种或那种过程，小说岂不索然无味！鲁迅写出阿Q、祥林嫂、孔乙己的难堪生死是不能算温柔敦厚的。因为说到底，生活中不仅有“死鱼菜”而且有“活鱼菜”，写后者且落得残酷一些，恐怕也计出无可奈何。，否则免不了还是让人说：不是那么回事罢！
其实，我们对残酷本身并不生分。我们所生分的，倒是文学作品中的残酷——对生活敢于和善于作多方面与多层次的揭露与批判。由此常被错觉所迷惑，诸如觉得战争如游戏；觉得人都是可以分为好人坏人的，觉得生活非常简单美好，人都要相爱等等。后来又发现诸如此类的经验并不可靠，觉得自己的经验其实很有限，觉得好多问题的真相并没弄清楚，问题远比想象复杂，甚至连小孩子的问题也未必回答得了。例如小说《烦恼人生》揭示一些日常生活的烦恼问题：问题越普通越难解答，也可以说把人的主体性失落、被死死结构住的困境暴露得越充分越残酷。小说里有一“父子对话”的片断。背景：下班途中的长江渡轮上，父亲已疲惫不堪。话题：由儿子的疑问引起，先是关于旁人嘴里的一句脏话：
“胚子货是什么意思？”
“骂人的意思。”
“骂人的什么？”
……印家厚想来想去却觉得这个词不好解释，他说，“等你长大就懂了。”
“我长大了你讲给我听吗？”
“不，你自然就懂了。”他想，孩子，你将面对生活中的一切，包括丑恶。
最末一句话本不必写出来的，也许主人公此时此刻多少有些激动，给他这个想法，他会好受一些。另一个疑问是关于“乞丐”：
“爸爸，这个爷爷找别人要钱对吗？”
问题已经来了，说对吧，孩子会效法的；不对吧，爸爸你为什么把钱给他？……他思索了一会，一本正经地告诉儿子：这是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你太小，怎么理解得了呢？
当父亲对四岁的儿子穷于应付时，他发现自己的高明其实很有限，倒是应该也给自己找个“父亲”来盘问一番：“为什么不想办法让轮渡快一些？为什么江这边的人非得赶到江那边去上班？为什么没有一个全托幼儿园？为什么厂里的麻烦事都摊到了他的头上？为什么他不能果断处理好与雅丽的关系？为什么婚姻和爱情是两码事？印家厚真希望自己也是一个孩子，能有一个负责的父亲回答他的所有问题。”
没有这样一个“父亲”。
小说的片断叙述可以构成一个超越叙述内容本身的换喻式讽示。讽刺是需要点儿残酷的。叙述者不肯作“父亲”，只能眼看着已作了父亲的主人公还在找“父亲”，眼看着一台疲劳的“机器”快散架的样子在转，停不下来也慢不下来，“他”不肯推动一辆载着领导关怀的小轿车驶到故事中来，“面包会有的房子会有的”之类的话已说得太多太不值钱，“他”甚至剥夺主人公发牢骚的权利与时间，因为发也没用。固然，在对人物的麻木萎缩的展示中潜藏着同情心，但同情心也在遭到质疑：为什么所谓发扬主体性只能停留在理论声明的水平？为什么人无可选择，好象有谁在支配他的选择？该不该责备他缺乏理想、热情、信念？
对生活持严峻的审视、怀疑态度，挖一挖曾经被搞得明确有序而又似是而非的“真实”，并不容易。因为在中国，对真实的理解，早已先带了伦理的眼光。受孔子说诗的影响，最好“思无邪”，虽然可以来点儿“风鉴”，但总的讲，追求和谐而不是深刻向来比较习惯。即如有疾吃药，也要考虑是苦药汤子还是蜜丸于口舌受用；刮骨疗毒或以毒攻毒便觉得可怕。与科学不够发展的情形一样，文学的写实也被无形的规矩(还包括集体无意识心理和审美趣味)局限住了，不免自己糊弄了自己，还感觉挺好地把这当现实主义“真传”供奉。
当小说写实的眼光沉下去，审视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底层时，也许，旖旎的风光消失了，那风景显得残酷。
也许，残酷又残酷在本不想看而不得不看(比如想看好结局，偏没有好结局)；残酷又残酷在看了半天还是看不透，说不清因果、是非、美丑、悲喜；还有，残酷又残酷在，所看到的事象本属颠倒、错位、反常，却显得合辙顺路，全是普通生活导演着的生存戏剧，个中角色各处其位，心安理得，在命运羁旅中蹒跚而行，好象并不需要同情。这时，心灵的交流仿佛隔断了，有暗色的玻璃插在中间，戏剧进行，而意义不再透明。于是风景不再明快，一些如烟如梦的理想便自云间坠落于现实的角落，摔成一些可怜巴巴的碎片。
以扫描城市底层生态为目的的中篇《风景》，有意将波德莱尔的话题于卷首：“在浩漫的生存布景后面，在深渊最黑暗的所在，我清楚地看见那些奇异世界……”应该说，能够在黑暗中看见奇异，这虽然矛盾，却诚然是《风景》“看世界”的基础与特色。因此，从“风景”中所看出来的奇异，不仅在于表面上生活畸态的表演，真正的奇异倒更在于变态与常态那种既对立又混合相处的关系中。小说的叙述发展基本上不依赖线性因果关系(因此并无中心情节运动)，基本上不断回复到价值二项对立关系及其不可解决的状态。因此不妨把它看作对真实的一次结构透视。
从状态上看，一种不象人住的地方(一家十口挤在一间阴暗的小屋，任京广铁路的火车每隔七分钟从屋檐边擦过)极易产生变态的行为和不稳定因素。但事实又“奇异”地证明，这种环境又是最稳定的，变态也显得最正常，因为他们没有别的活法，他们的过去和未来被环境所决定了。因此父亲成了不讲人道的一条好汉，他为此永远自信而且骄傲：“人就要过些不象人过的日子才有滋味”。母亲因此既麻木而又活得十分得意：“父亲打母亲几乎是他们两人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母亲需要挨完打后父亲低三下四谦卑无比且极其温存的举动。为了这个母亲在一段时间没挨打后还故意地挑起事端引起父亲暴跳如雷。”还不知为什么，当母亲不再挨打时，竟“一下子衰老起来”。
对种种既顺理成章而又阴差阳错的生存现象，如果从社会道德评判层次落到本能与环境关系的人类学描述层次，也许可以理解，人本身就是矛盾制约的产物，不可还原透解的存在之谜诱惑着人，并借它的法则吹弄出种种悲、喜剧形式的变奏。在这个家庭里泡大的九个孩子，后来各有各的命运，不断运动的生活纽带总要把他们拖向某个地方，这是可以预期的。至于拖向哪里，其中因果、是非、悲喜会有什么样的阴差阳错，则又不可预期。俗话说“人的命天注定”，这“命”的兑现也就常常包含着不无残酷的戏弄。他们不知从何处来向何处去，不过充当着“造化弄人”主题的不同注脚。作为注脚之一的二哥代表了对环境、对生物性本能生活的厌恶与背叛。好象醒着的人注定要受更多的痛苦，他被理想所升华了，超越了自身的存在；又被理想所欺骗了，为他所向往而不可能得到的爱情和文明生活而殉身。他的死给人更多的是慨叹，极美丽而悲凉地印证了：即或在自由意志有可能战胜环境制约的情况下，人仍会被社会等第秩序牢牢固定在一个特殊的交叉点上。这永远令人困惑。三哥不懂得这为什么“不是死，而是爱”，他因此而仇恨所有的女人。这虽属偏见，但伤痕既是狭隘的又是深刻的，正如人无法理解为什么会善有恶报，为什么有时品质纯洁的人会是生活中的失败者，反之却是成功者。
我们管不合理的不正常的现象称为“阴差阳错”，其实略经沧桑之后却又不免感到，“阴差阳错”反而是合理的、正常的。这是现实的眼光所给出的结论。比如与二哥三哥的悲剧相对比，别的兄弟姊妹或者活得凑和或者越活越有滋味。不成器的五哥、六哥成了万元户(虽然眼神益发空洞、无聊)，最平常的四哥因从小聋哑，反而日子过得最舒适顺畅。七哥从小最受虐待侮辱，活下来已属不易，却又意想不到因时代所赐予的机缘(因出身好被选送大学读书)，成了有地位有前途属于当今混得如鱼得水的人物。在这一片风景的推移中，这无疑是最光亮最有讽刺意味的色彩了。七哥聪明，他离弃自己的出身和过去，向不公平的历史索取补偿，不是靠理想、靠诚实的自救，而是靠一种灵活的适应能力，靠对历史残酷性的领悟。他有难忘的痛苦，正因为如此，他害怕再因地位低微而承受蔑视的目光，因此他自觉合理地认定：为了改变命运，可以不择手段，不计善恶，包括坦然地蹬掉女朋友，把爱情的追求简化为对老丈人地位的追求。至少在目前看，特别是从功利的角度看，七哥是个成功者，他的实用哲学残酷、雄辩而又悄悄风靡，足以使所有诚实善良的人愕然。但在生活躁动而又沉稳的风景里，种种价值的对立仍然不会被一厢情愿地解决掉。七哥觉得自己能决定自己的命运，但实际上他的命运却仍然被环境所决定，环境通过人的种种弱点决定他的命运。这道理对于好人、坏人、幸或不幸的人都是残酷的。即或是为社会所承认和礼拜的东西也总处在不尽完善、合理的窘境中，遭到生活所抹不掉的声音的争辩。大概正是由于这一人生整体的观照层次(总是充满矛盾的)的顽强存在，《风景》选择了这一家中最短命的小八子作为小说的拟想叙述者，既切近而又拉开一定距离地看待他们的艰辛和<SPS=0380>惶。这种冷热交集的叙述态度已经决定了他不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人物的生活，小说没作出结论，它只是借小八子的已经疲倦的叙述，重新抛出不可透解的世界之谜：
七哥说你把这个世界连同它本身都看透了之后你才会弄清你该有个什么样的活法。我将七哥的话品味了很久很久，但我仍然没有悟出他到底看透了什么到底作怎样的判断到底是选择生长还是死亡。我想七哥毕竟还幼稚且浅薄得象每一个活着的人。
对于每一个自信的“哲学家”来说，这话够刻薄的。
假使我们承认真实中包含作者意识的参与，那么重要的问题就成了“如何参与”、“如何在一定的限制中参与”。显然，这样做之后的效果更在于能提出问题来(不仅是重复既成的经验)，在小说中给人提供一次体验和思考的机会。正如卡夫卡所言：“一本书，如果我们读了没有感到额头上被击一猛掌，那我们读它千什么？”
自然，对真实的发现与挖掘，往往是不对胃口、使人不舒服的。通过假定性的途径去发现真实性，往往也是残酷的。
读某些味道特别的小说，如余华的《现实一种》能观察到一种比较矛盾的现象：作品越是要探索真实，越离开常规经验的真实描述。似乎要说——真实乃是在“不真实”里隐藏着，“离形”(如夸张、怪诞的描写)的目的是“归本”，把隐藏的“本”揭示出来。
发生在两代兄弟之间的一场自相残杀，起因偶然：老大的儿子皮皮抱起摇篮里的堂弟走到院子里，觉得沉重，便松手扔在地上，摔死了。这种起因是无意识生活的一种可能，通过一个孩子，在整个失去灵性的生活环境中表现出来。由此可以想到，日常生活也许并非没有这种可能的残酷，虽然只是由于孩子的无意识行为才强化为现实一种。而孩子的无意识行为，包括攻击性本能和虐待的快感，却总归属于文化环境的影响(他“对准堂弟的脸打去一个耳光。他看到父亲经常这样揍母亲”)。这种日常环境被表现得刻板、冷漠、麻木，支配了人的无意识存在，于是我们看到一连串非理性行为的演出如何既反常变态而又合乎逻辑。叔叔踢死了侄子，哥哥又折磨死弟弟，然后哥哥被枪决，被解剖，被分解为各种医用的器官零件。
既然不构成一个生动的有血有肉的故事，我把它看作一个寓言，其目的是发掘寓意。既然在描写行为状态时并未涉及行为动机后面的情感心理活动，我把它看作环境通过无意识作用控制人的存在的象征。小说舍弃了与生活相关的过于具体的元素以突出事象的奇诡、莫测，似乎是强调对真实有深入理解的必要——如果一切都清清楚楚反倒不需要再费笔墨。在假定性基础上对寓意的挖掘或可说明：真实还是一种潜在，人是一种潜在、一种并不完美的造物。
把寻常生活的感觉和行为变形化、怪诞化，以至于显得残酷惊心，目的是要使读者与对象拉开距离，让熟悉的事物变得陌生，以便在惊奇中加深理解，在大吃一惊中看清了以往熟视无睹的本质。而“在一切都‘不言而喻、自然而然’的时候，人们就会完全放弃理解。”(布莱希特)当然，这与追求表面的残酷效果不能同日而语。在这儿，非常规处理即陌生化技巧刺激了我们的常规经验，残酷使人感到“惊异”，也正是这种“惊异”，揭穿常规的假面，使它显得不再那样自然和永恒。它的矛头指向理解力的惰性和惯性。尽管这会给对真实的理解带来困惑和冲突，但冲突又一再被证明是艺术生命的源泉。
“残酷”在小说中展示了种种价值的对立和难以解决，使一种道德化的审美体系动摇了。这并不意味着远离道德生活或放弃对美好价值的追求，而是借以发展批判性的过程。正如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善与恶”的斗争之所以特别残酷，是与他的理想及主题表达相联结的。福克纳说得有理：“有时候，人需要被提醒罪恶的存在，需要去改正，去变革。他不应该永远只记得善与美。”
一九八八年四月于京之隅
《烦恼人生》(池莉)、《风景》(方方)、《现实一种》(余华)分别刊于《小说选刊》一九八七年第十一期，一九八八年第一期，《北京文学》一九八八年第一期
吴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