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堪称是黑塞在他的另一部著名的小说《荒原狼》中的思索的继续，是他对所思索着的问题的美学呈示。《荒原狼》体现了黑塞在“西方的没落”的背景之下，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陷于危机的欧洲现实所产生的苦闷心态。如果说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就有逃避现实的超越心理，那么在《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中则精心构建了一个以十四世纪修道院为时空背景的具有宗教色彩的氛围。所择取的题材与现实的时空距离，为作者对现实的观照和反映提供了超越性。黑塞能够以比在《荒原狼》中更为超然世外的姿态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人的合理的存在方式这一命题上。他在试图寻求人性的更完美的出路，尽管在这部寓言式的小说中作者的想象和愿望同他所处的二十世纪的历史进程比起来显得过于单纯过于理想化了。
同样是流浪的历程，但如果说一般流浪汉小说注重的只是唐吉诃德式的人物的外在的历险性，那么歌尔德蒙的历程则是一个心灵和情感的历程。作者更关注流浪过程中内在的心理情感乃至人性内容。本来一切体验和经历说到底都是心理体验和情感历程，都要积淀到人的心理层次乃至人格层次之中的，但也许只有黑塞更自觉地把歌尔德蒙的外在的流浪经历内化为心路历程，于是最终的回归才更有灵魂启示录的意义。在这一过程中，黑塞发掘的是人的感性心理的本质，是感.性的升华以及感性趋于某种更完美和谐的形态的本能的超越性。于是流浪本身由于其感性价值使得流浪过程不仅仅是需要扬弃的过程，而恰恰是歌尔德蒙的心灵通向“自在之路”的必由之旅。
小说描述了歌尔德蒙由于受了修道院的年轻的修士纳尔齐斯的启迪而做的关于母亲的梦：
在这些梦中，母亲、圣母和情人常常合为一体，使他过后有时觉得自己犯了可怕的罪，亵渎了神灵，虽死也不足以补赎；有时又觉得在这些梦中找到了拯救，找到了和谐。他面临着的，是一个充满着各种秘密的人生，一个黑暗的不可测的世界，一个处处有危险的神奇的森林——然而，这是母亲的秘密，它们从她那儿来，也将领着他到她那儿去；它们就是她明亮的眼睛中那个小小的、黑黑的、象无底深渊似的圆圈。
“母亲的秘密”在这里似乎具有了“创世纪”的意味，使人想起伊甸园，想起人类之母夏娃，想起夏娃由于受了蛇的诱惑从此陷入万劫不复的充满罪恶却也充满丰富体验的尘世间的感性人生历程。也许由于歌尔德蒙只保留着对他那不洁的母亲的依稀的童年记忆，在歌尔德蒙这里，母亲只有在他的想象和梦幻中才得以具形，因此更有了象征和隐喻的意义。那已超越了作为生育者形象的母亲，而与圣母和情人，与人生中一切魅力和诱惑，与那神秘的甚至包孕着原始自然本性的生的体验与渴求内在地联系了起来。这是一种人类无法摆脱的本能的感性诱惑，即使歌尔德蒙最初那么坚定地要替母亲和由母亲带给自己的“原罪”赎罪，最终仍在强烈的渴望和神秘的召唤面前屈服了。与其说如纳尔齐斯所预言的这乃出于歌尔德蒙的天生的禀性，不如说出于一种人类基于自然性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积淀下来的本能。于是歌尔德蒙必然要走出象征精神的威严与理性的崇高的修道院，去历经艰难同时又美好的人生历程。“我之所以走，是因为我必须走，是因为我听到了某种召唤。”这种似乎没道理可言的“走”区别了那总有具体目的性的流浪汉小说，从而超越了具体的目标而走向一个神灵的启示。这使人联想到杰克·伦敦的《荒野的呼唤》。那召唤着歌尔德蒙的神秘声音似乎同那召唤着雪虎的声音有种内在的联系，都源于某种原始的野性本能。
小说成功地表现了这种感性生命历程的魔力，尤其借助于歌尔德蒙的爱欲经历传达了生命的本能的冲动和欲望：
“歌尔德蒙！”她轻轻唤道。歌尔德蒙脚下象生了根。
“你还来吗？”她问。她那羞怯的语音听上去宛如一声轻轻的嘘息。
歌尔德蒙摇摇头。姑娘伸出两手捧住他的脑袋，他的太阳穴感到了她那小手传来的温暖。姑娘俯下身子，直到自己的黑眼晴紧紧靠着他的眼睛。
“再来吧！”她柔声说，嘴唇轻轻凑到他的嘴唇，孩子气地吻了吻。
这是歌尔德蒙最初经历的感性召唤。尽管作者在这一段中并没有刻意渲染，但却有一种单纯和神秘的动人气息，有一种震慑的力量作用于人的心理体验，偕同此后歌尔德蒙的一次次艳遇，强化着对感性生命历程的感知。歌尔德蒙的流浪生涯是其感性生命的充分展开，而同时又是一个复归的过程——复归于一个更神圣的生命本质和意义，复归于慈母的怀抱之中。但这种流浪经历在作者笔下并不是那种具有启悟色彩的宗教般的炼狱过程，不是歌尔德蒙最终升入天堂的天路历险，而本身就是生命的自我实现过程，由此感性生命历程获得了一种人生的目的性。
对个体感性人生的突出强调在黑塞这里已经具有了一种本体论的意义，即人的情感心理过程已经上升到了本体高度，确乎成为人的生命结构，成为人性的至少与理性同等重要的组成部分，尤其当人类在探索外部宇宙的同时也对自身心理层次的发掘逐渐深入的时候。从中可以看出心理学——二十世纪的显学对黑塞的影响。托马斯·曼评价《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时曾说，“这位施瓦本抒情诗人和田园作家同维也纳人(指弗洛伊德——引者)的恋爱心理学关系颇深，这也看出黑塞与二十世纪文化思潮在精神特征上的内在联系与契合。
理性不是目的。对理性的绝对权威的更深刻的怀疑也许恰恰体现在小说的另一主人公，作为理性的象征纳尔齐斯身上：
这种呆呆板板的枯燥生活，这种弃绝人世和感官的幸福，这种远远地回避污秽与鲜血，这种向哲学与信仰的逃遁，难道就真比歌尔德蒙的生活来得好么？
真正的人生目的应该超越理性的单一的和决定性的规范。而至少在古典主义之前，人们都把理性当成人的区别于其它生命的根本原因，于是人类被界定为理性的动物，理性具有至高无上的裁决权。而理性的极度膨胀最终必然走向其自身的反面——理性的异化。这也是现代主义非理性思潮对理性主义的深刻反动的历史原因。历史进程使人类逐渐看到人的本质并不完全在于理性，理性的片面强调和无上的地位反而限制和缩小了人性的范畴，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构成对人性的极大压抑。于是有了尼采的“理性死了”，于是柏格森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应运而生，于是理性主义的绝对权威的时代宣告终结。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又开辟了一个新的视野。
而另一方面，困惑感以及不可把握的迷茫感也随之产生。人类对自身心理层次的认识随着现代心理学的发展达到了深化，也带来了人类对自身的失落感。如果说古典主义之前人们还可以在理性层次上达到自身的统一达到对自我的确证和把握，那么而今则是全方位的失落感取代了自足感。这是一种人类心理深处的无家可归感。如果说哲学是“人类怀着乡愁的冲动去到处寻找家园”(诺瓦利斯语)，那么这无家可归之感由于现代心理学的成就而日益强化了。现代心理学使得任何一门人生哲学都不能忽视心理学领域对人的生存的深层结构的揭示。因此，寻梦、寻找家园、寻找终极关怀，寻找生存目的仍是困惑着二十世纪人类的一个亘古常新的课题。而象卡西尔那样试图寻求关于人的理论的“理智中心”的努力也将持续下去(参见《人论》第28页)，无论这种努力最终是否会被证明乃是徒劳。
黑塞在《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这个关于人的生存方式的寓言中也同样有他形而上的执着，而且提供了一种黑塞式的合理的解决方式。这确乎是个互补的途径。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好象在走截然不同的路，但最终却发现两个人各自走了半圆，在互相认同之中最后达到了一个整一的圆形。在这个意义上说，歌尔德蒙与纳尔齐斯实际上是一个人，代表着人类理性和感性生命的两极的和谐统一。而黑塞最终想揭示的也许正是这种人类身上理性和感性的和谐完美的互补和统一，而其至高的终极则是艺术中所体现的美的极致。歌尔德蒙在纳尔齐斯的感召下完成的圣母像正象征着这种极致的美。
这又体现出了黑塞与二十世纪怀疑主义的非理性特征的差异所在。他没有导致非理性主义，他的笔下感性生命同时又有理性的制约和互补。而且黑塞笔下的个体感性人生又不同于现代主义作家笔下的心理世界，不同于那种对心理本能对潜意识的呈示中所隐藏的悬浮感、破碎感和无目的感，而是有着感性生命自身的价值标准的，那就是体现在艺术中的审美，并遥遥指向那个更神圣的宗教领域。这里艺术的价值和意义已经不仅仅在于它作为艺术品是永存的，象歌尔德蒙所梦想和追求的那样在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后仍可以在后人那里得到审美共鸣，而在于它揭示了艺术中蕴含着人类最深刻的本质，蕴含着人性，是人的个体和类的最高极致的象征。艺术，作为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它体现的是美的境界，而人的最高目标，也是一种内在的和谐的人性美。黑塞的人格理想在这一点上与马克思在《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揭示的美学理想是殊途同归的。马克思预言人类的自由王国阶段是消除了异化劳动的阶段，这虽是一个关于人的最高理想的预言，但并不是神话。
艺术作为感性生命的外化，又同时使感性生命自身得到美的升华，这正是黑塞所追求的人的超越性。这构成了作为具有浪漫气质的黑塞不同于存在主义者譬如加缪的地方。如果说加缪更执着于生命的过程，认为“重要的并不是活得最好，而是活得最多”，是对生命在实现过程中的密度的追求，那么黑塞同时一直在寻求更具超越性的人的终极本质。这也许正是浪漫主义者的天真的近乎幼稚的地方。人毕竟需要一点超越精神，在精神的飞升过程中去体验与更高目的趋近、与终极合一的神圣感。这也是人类感性的一种倾向性——渴望升华。这和理性对终极、对恒一的追求有着内在的文化心理结构上的契合。
在流浪的过程中，歌尔德蒙总是痛感“这一切有意义吗”？人生的意义到底是拘泥于表象世界：“盛名、荣誉、金钱、安逸的生活”，还是有着对更为超越的目的的追求？这似乎不仅仅是一个以对整个世界真谛的感悟为目的的艺术家所面临的问题，而是任何对生存以及生存于其中这个世界有着本体思索的人所共同面临的问题。这构成了人类对神秘的本体、对上帝、对“道”，对一切具有形而上性质的终极的执着。这是一种人类的超越本能。这种超越，仿佛上帝君临人间、俯瞰尘世一般赋予存在本身以一种目的感。
这里也透露了黑塞的内在的矛盾：为什么歌尔德蒙走向慈母之路之前必须要经过流浪这一感性人生过程？流浪与最终的回归是否构成逻辑因果关系？为什么要充分地经历了人生的各种爱欲和体验才能达到对神秘的了悟？流浪是不是最终注定需要被超越的中介环节？
黑塞试图以对统一性的寻求来克服这种矛盾。如上所述，他试图在肯定感性生命过程本身的同时又赋予其以超越的意义。这正是黑塞的丰富性所在：一方面，人生正包含在感性体验之中了，另一方面，人类对互补与和谐的向往，对神秘的永恒之舞的感悟，对超越性的追求，又构成了对丰富的感性人生的升华，赋予其以更深沉的内蕴。这种超越正是建立在感性人生的基础之上的，是容纳了人生的博大和深厚的超越。这恰恰区别了基督教否定现世的感性人生的哲学观，从而构成了对感性生命的热情肯定与执着。
作为一种“罪感文化”，灵与肉，理性与感性的分裂现象在西方文化史上一直十分突出。灵魂的超度总是以肉体和心灵的炼狱历程为代价。即使在《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中，罪恶感和堕落感在歌尔德蒙流浪与寻欢的过程之中也一直构成着他的难以排遣的深层意识。但黑塞这种调和感性与理知从而希冀达到人性的完美与和谐的企图却表明了他对西方文化传统的自觉反思。“流浪汉生活的幼稚单纯，它的母性倾向，它对法则与精神的格格不入”，都构成了理性与感性的分裂，但“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通过分裂和矛盾才变得丰富多彩。没有陶醉纵乐，理性和明智何以存在；没有死神在背后窥视，感官的欢娱又有什么价值；没有两性之间永远还不清的孽债，又哪儿能产生爱？似乎有前者作为参照和映衬，后者才更具有意义和价值，从而分裂也意味着统一的意向。
作为一个寓言，《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最深刻的启示也许在于：在终极意义上，人的感性生命，作为感性生命对象化的艺术以及作为感性体验的神秘升华的宗教这三者之间，有着内在的同一性的。小说中的象征意象圣母无疑昭示着三者内在的统一。宗教氛围在小说中一直作为潜在的背景存在，宗教也构成了黑塞文化心理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许可以说，在这里，宗教已不是作为一种虔诚的信仰而存在，而是作为一种人类本能追求的精神的超升与和谐而存在着的。
黑塞很强调创作中的神秘色彩。“最杰出的艺术品与梦境之间的共同点也就是：神秘。”“真正的杰作”，“都无不是以这种既神秘又神圣的方式产生的”。这种艺术体验与宗教情感的神秘性之间似乎有某种内在契合。只要想想梵高，想想高更，也许这种契合在于艺术和宗教都是人的感性生命的升华形式。如果说在梵高的那幅名画《向日葵》中间接地传达了神秘的宗教色彩，那么在歌尔德蒙所雕塑的圣母像中这种艺术直觉和宗教体验则直接合二而一并外化到那蕴含着人类最深重的生之痛苦和最热烈的生之欢乐的圣母像之中了。歌尔德蒙在创作过程中体验到的升华感正是感性生命在审美中的实现与超升，并且这种艺术体验遥遥指向具有宗教色彩的生命的终极——一种完美的和谐。
这正是黑塞所执着的人性的理想范式。
也许在西方社会这个异化世界中，黑塞的人性理想不失为灰色王国中的一线灵光？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九日于北京大学
(《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赫尔曼·黑塞著，杨武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八月第一版，1.15元)
吴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