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安先生使用的是文言文，造句极其整炼。开头的一节写道：
近年以来，中年以上不斗牌者，十无一人；不阅小说者，百无一人；作诗填词者，千无一人；习经读史者，万无一人；躬行实践为身心性命之学者，旷世无一人也。
除数字比较而外，作者未加议论。字里行间那一句比一句深的喟叹，一句比一句浓的孤独感，却异常新鲜明白。同是人类的文化活动，曲高和寡，古今同慨。
越高级精深的文化活动，越远离低级文化活动的游戏性质、娱乐性质。所以马克思把追求真理的科学活动比之于越走越深的地狱之行。斗牌、看小说的却可以不走地狱之门。于是“好人”总在“地狱”里，“坏人”却总在“天堂”中。这个“悖论”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由“颜回与盗跖”的命题表出。朴安先生却有新诠释，他写道：
五福以寿为先，六极以凶短折为首。然而盗跖以寿考终，颜子短命死，福善祸淫理或无凭也。或曰：以形体论，盗跖寿，颜子夭矣，以精神论，颜固未尝夭，跖固未尝寿也。然留芳百世，遗臭万年，颜子称施到今，跖亦未尝寂寞焉。虽称有善恶之分，名无彰没之异，然颜子之精神，以善为乐，既报之以善名，盗跖之精神，以恶为乐，亦报之以恶名，精神之愉快一也，形体之苦乐殊焉。此司马迁所以致疑于天道也。
“精神之愉快一也，形体之苦乐殊焉”，这就再也不是阿Q式的精神胜利了。老老实实地肯认区别在于“以何为乐”，至于以善为乐还是以恶为乐，则“人各有志，长短自裁”好了。这样的态度，才是把“天道”安放在“人心”的自觉性之上的态度。《馀墨》另一则札记云：
汪钝翁尝问龚芝麓曰：古人穷愁著书，今某辈奔走衣食，顿觉文思荒芜，都无逸兴，如何？龚言：古人直是忧谗畏讥耳，与近世金尽袭敝者不同，故能托物感怀，缠绵凄侧，若使饥寒切肤，恐亦未暇尔尔。嗟夫瓶无余粟，奔走穷年，捐弃诗书，古今同慨。然而原宪绳枢瓮牖，歌声若出金石；船山土室，著作等身，富而后教，治国之道，非律己之言。无恒产而有恒心，所以为士。钝翁文士，芝麓，牧斋之流亚，宜乎为此言。
此论极精湛，超越了文士之浅见，抉发出“所以为士”的真谛。所谓知识分子之所以为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为学之道，尽其在我，与人无与也。千古之君子而不受小人之詈者几希矣；屈子不见谅于姊，况其馀乎。独行其是，不计其他，与古为徒，遗世独立，蝉蜕尘秽之中，蜷曲斗室之内，诗曰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世亦有特立独行之君子，予企望之矣。”不忮不求，不怨天不尤人，自尊自爱、自作主张，堂堂正正地做一个读书人，这正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苦乐观。世人纷纷说“主体”，我以为，这才是知识分子真正应该挺立的“主体性”。朴安先生又用诗句来描绘这种“主体”：
海阔从鱼跃，天空任鸟飞，学者当有此胸襟；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学者当有此见识；一肩担道义，只手挽山河，学者当有此气魄，雷霆走精锐，冰雪净聪明，学者当有此精神。
今口读此段文字，犹觉铿锵有力，振奋精神。
《馀墨》所论，多涉读书界风气，如“友道之衰”条，“举世多伪”条，“学究与名士”条，“聪明与冥冥”条，“壹志静气”条等等，针砭时弊，开示正途，笔锋极冷峻极热烈。呈露出一个近代正直学人看似寂寞，实则不平静的内心世界。有许多话，今天读来令人深省。
掩卷之余，我实在不能抹去脑海中那一幅“尘嚣廛肆小楼夜读图”。朴安先生在《序》中写道：楼中“除坐卧一席外，余皆置书，无转折周旋之地。日夕披览，有上下三千年之观，纵横九万里之意，不自觉其楼之小及廛肆之尘嚣也。……时而冥目幽思，时而高声朗诵，时而杂抽架上之书至数十种以上彼此互勘，往往夜已过午，始收拾纸墨书籍……”。孔子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陶渊明说：“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杜甫说：“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朴安先生的读书境界，正与古人的精神同在。我一方面因悠然神往于此种境界而欣悦，同时又因我的“神往”将被世人视为“迂阔”而感慨。“不知并世君子具此感慨者有几人也？”
一九八八年十月七日
读书小札
胡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