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一九八六年十月起，我在莫斯科学了一年多中世纪的中亚艺术史。求学之外，买书便是头等大事。把有关的见闻记下来，对读书人或许有益，至少，我觉得，和读书人说书，会比纵横捭阖的东南西北谈更对路。
一
苏联买书难，买畅销书更难。好书上架，出售极快，甚至会在转眼之间一购而空。常能在书店里见到迂回曲折的购书长队，有时还要延出店外，拢共数百人慢慢随队摆动。莫名其妙地排冤队，也是免不了的，我就有过这种经历。
去年四月底，我从列宁格勒回到莫斯科，行装甫卸，就赶到全苏最大的书店——“书籍之家”。到了艺术部，看到《萨珊银器》赫然立在柜内，我大喜过望，可柜台前没有售货员，只得转向书店另一端的历史部，待买了本书再转回来，忽然发现艺术部前排起了长队。我心想：“糟了，大伙别是冲着《萨珊银器》来的。”刚奔到队尾，就问前面的人：“有什么书卖？”答曰：“不知道。”再问：“那您为什么排队？”再答：“因为有人排队。”连问几人，答复相同。我不断发问，又不断被问，转眼间，队伍又延长了十多米。过了一阵，终于搞清了：原来没什么。于是，大家哄然散去。因在苏联买书难，故许多苏联人在去东欧度假时，总要买些所需的本国书带回来，他们讲，在东欧买苏联书，要比国内容易。
在苏联，常可于休息日见到一些衣冠齐楚的男男女女拉着一行李车硬纸包装箱和旧报刊等在废品站前变卖。初时，我对此颇迷惑，心想，这些绅士淑女何苦为“破烂换钱”而自低身份。待问过苏联人，才知道，他们卖废纸是为了买书，一些抢手的书非要凭废品站开具的售纸证明方可购买。这倒是公私两便的事，国家收进了废纸，个人买到了好书。
若想买到称心如意的书，预订是另一种较稳妥的方法。每家新书店都备有即出书目录，顾客相中哪种，可填张卡片，到货后，书店会发出通知。预订的书概不出售，只有凭通知方可购买。稍大的书店都设有凭通知出售预订书的柜台，乃至专部，在莫斯科的市中心，还有一家专营预订业务的书店。但是，苏联人对书的需求量太大，而书的印数毕竟有限，因此，若碰上畅销书，预订也须抢先，一旦满额，预订自然也就停止了。
苏联的大书店还时常举办各种讲座，主讲人均系外请的学者，讲座内容多为文学、艺术、哲学、历史、时事、当代科技等，而主题都扣在书上，旨在指导阅读，提高全民的文化素养。莫斯科的“书籍之家”便常有这类讲座，听众十分踊跃。那里有时也举办外国图书展览，展而不销，全无功利性质。
遇到畅销书，许多苏联人采取的方法是不管读否，买下再说，有时还要买复本，为的是以之交换自己所需的书。交换的途径有三种，一种是亲友间的交换，一种是日后在书店门口等着和陌生人交换，最后一种很斯文：交到旧书店，另纸写明要换哪些书，由书店代为交换。
要交换，就不免出些“倒爷”。他们手持紧俏书，立在书店门口，低声询问路人，若来者有意，便找个僻静之处另议价格，议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价码视书的紧俏程度而定，从一倍半到五六倍不等，两三倍较常见。“倒爷”们警察不易抓住，除非在交钱时当场擒获，否则，“倒爷”会堂而皇之地佯称是来换书的，因为，“倒爷”终归无须专业标志。
余生也晚，没赶上在旧书店里搜珍觅宝的年代，每听前辈说起往日以低价购旧书的乐趣也只能心向往之。然而，这乐趣却在苏联得到部分补偿：那里的旧书店颇多，大书店也常设有旧书部。初到莫斯科时，在著名的老街阿尔巴特得到一张全市主要旧书店的简介，其上开列出各店地址和主要经营范围，按图索骥，方便之极。苏联售书奇快，若想在短期内购置较多的所需书籍，非得时时光顾旧书店不可，在那里细心寻觅，常能有意外的收获。
苏联的旧书店总是顾客盈门。旧书插在架上，一般允许顾客自选，但所携各类包囊须放在专门的柜内，选毕，方可取走，旧书店一般店堂狭小，故选书要排队。在柜台入口处立着一个牌子，写明许进几人，一人走出，方可再进一人，障碍是一条带钩的绳索或铁链，出柜者取下，交与进柜者，由他挂上。与我们不同的是，苏联旧书店里的待售书百分之百的来自私人，不象我们，满店堂里多是成批的折价滞销新书。尽管旧书来自私人，但都是极整洁的，因为有明文规定，破损或带字迹的书概不收购，自然，古籍、珍本除外。
还该一说的是莫斯科的友谊书店，它座落在市中心的高尔基大街上，专卖社会主义国家出版的书籍。随着近年中苏关系的改善，友谊书店内也恢复了中国部，主要出售艺术、风光图册、工具书、文学、历史及译为汉语的俄苏作品，其中，图册与工具书出售较快。中国部颇招徕顾客，我想，原因有三个。一、苏联人对隔绝多年的另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很感兴趣，中国艺术、中国风光又使他们耳目一新。二、柜台内还摆着些纸质工艺品，形象很别致。三、书价较便宜，一般在中国定价五元的书，那里只售两卢布。不过，最近的情况有了变化，香港版的中国书取代了大陆版，港版书虽纸张较优、装帧更精，但书价也高了几倍，一本小三十二开、不足二百页的今人文集或诗选卖到两个多卢布，已使汉学家们叫苦不迭，近百卢布一本的《国宝》或《紫禁城宫殿》更令他们瞠目结舌，因为，若用这个价钱买苏联画册，已可抱回一大摞了。
二
别看在苏联买书难，可他们的出版量却多年雄居天下第一。据统计，一九八六年出书八万余种，二十二亿三千四百万册，人均八本。
出版量大，先要有印数做保证。印数高的首推文学作品。在苏联，名家之作一版印十万册上下是常事，如《果戈里中篇小说集》(莫斯科，一九七九)印数为十五万，《舒克申短篇小说集》(莫斯科，一九八四)印了八万五千册。老托尔斯泰至今仍是最令人痴迷的作家，一九七八年是他的一百五十周年诞辰，这一年，托尔斯泰的作品共印了二百一十八万册，文艺出版社新版的二十二卷本《托尔斯泰全集》总印数为一百万。印数高的另一类是各种艺术画册，艾尔米塔什、特列吉雅可夫画廊、俄罗斯博物馆、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等著名博物馆的馆藏珍品图录和名家画集从来就是抢手货，印出几万册，也会在几日内售完。摄影图册也很畅销，《莫斯科全景》是已出版过多种的莫斯科风光图册，但莫斯科工人出版社一九八五年新版的二万五千册仍被一抢而光，白俄罗斯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的《探访森林》内容不过是林中动物和四季景色，也印了五万册。
文艺书籍人人爱读，印得多，尚未足奇，但学术著作也往往印数可观。《苏联考古学》中的《中世纪的欧亚草原》卷(莫斯科，一九八一)印了三万一千五百册，《高加索和中亚的古代国家》卷(莫斯科，一九八五)印了二万八千八百册。这两种书虽内容艰深偏僻，但毕竟是在谈苏联自己的事，可《萨珊银器》(莫斯科，一九八七)居然也印了二万一千册，这魄力就值得钦敬了，因为，萨珊毕竟只是古代伊朗的一个王朝、银器毕竟只是萨珊艺术的一个分支。最令我惊愕的是袁珂《中国古代神话》增订第二版的俄译本(莫斯科，一九八七)，印了七万五千册，并且，只有事先预订，方可买到，这景况比我国还要壮观，真想不到，竟有如此多的苏联读者在关心我们祖先的事。当然，学术著作中印数最高的还是普及性读物，如《从西徐亚到印度》(莫斯科，一九八三年增订第二版)，是一本探讨古代阿利安人神话与历史的书，图文并茂，印了八万册。
常被苏联人引为自豪的是，国家重视出版学术性极强的专著。我手中就有一些印数很低的这类书籍，如《九至十二世纪的恰恰釉陶》(塔什干，一九八六)印数为一千零三十六，《蒙古考古学、民族学与人类学》(新西伯利亚，一九八七)印数为一千二百五十，《中世纪早期的远东陶器》(莫斯科，一九八四)印数为一千四百五十，《中世纪的达格斯坦》(列宁格勒，一九八六)印数为一千五百五十。
苏联出书虽多，但临到具体的作者，出书亦非易事。学术著作的出版周期较长，自交稿到见书往往两年，甚至更多，如《萨珊银器》就是在第一作者特列维尔通讯院士故去十三年，第二作者，也是主要作者鲁科宁博士(特列维尔的高足)故去三年后才问世的。一九○八——一九○九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在我国内蒙西部的黑城获得了大批自西夏至元的文物，这批名闻世界的宝藏从未集中发表过，零星的介绍文字显然不能满足国际学界的需要，有感于此，八十年代初，以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汉学家为主的一批学者写出了一组文章，准备结集出版，系统地介绍和研究科兹洛夫在黑城所得的文书、经卷、钱币、壁画、版画、陶瓷、织绣和生产工具等，集名定为《死城——哈剌浩特》，但这组文稿一压多年，至今仍出版无期。
苏联作者交付编辑部的稿件必须是打印的。他们的稿酬虽高(稿酬按稿件价值与作者地位分成若干档次，一般讲，出版一本篇幅相当于我们三十万字的书，可得八千到九千卢布)，打字费也高，故打字的苦差多为作者自任，或由家人代劳，很少外请打字员。我有个朋友，是位颇有名气的中世纪东方兵器与服饰专家，我几次应邀作客，进门总见他在打字机前奋战，双手狂敲、精神紧张。一听我说，在中国交手写稿即可，他称羡不已，连翘大拇指。不过，有些苏联学者的手迹也实在难认，浑不似方块汉字的清晰易辨。留苏时，我收到的一些俄文手书信函常常是“逸笔草草，不求形似”，总要请苏联人释读，可那一片混沌也每每令释读者莫名其妙。由此看来，苏联的编辑部拒收手写稿，也是不得已。
三
苏联人视书为艺术品。今日的苏联书籍大都是布面或纸面精装，较考究的是布面精装另带塑料或铜版纸护封，再好些的，外加封套，平装书为数不多，其封面、封底大多有塑料压膜，我们习见的纸面平装已不多见，且大多是各种小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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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开本通常很杂，在我带回的百余本书中，高高低低、宽宽窄窄、大小有十几种，兼以封面颜色各异，书脊字体不一，立在架上，虽不整齐，如若插得用心些，也可错落有致，另有一种情趣。
学术著作的附录颇详备，一般都有缩写词表、注释，参考书目、索引、英文提要几项。详备的附录不仅体现了作者和编辑的严谨态度，又大大简化了读者的翻检之劳。可同我们比对的是袁珂《中国古代神话》的俄译本。俄文本是据中华书局一九六○年增订本译出的。主要译者陆柏—列斯尼钦科和普任茨基告诉我，原著有诗歌，故他们请了一位女诗人做第三译者，修改润色他们初译的诗歌；原著无插图，故请老汉学家、艺术家斯乔夫做了近百幅极精彩的插图、题图和尾花(见图)。译本附录六项：1、《现代人记录的神话传说》(译者李福清系该书责任编辑)，2、《插图说明》(斯乔夫)，3、《论与袁珂著作有关的中国神话》(李福清)，4、《中国古代神话论著篇目索引》(收俄、汉、日及欧洲语言论著五百五十七种，李福清辑)，5、《书中所见的中国度量单位说明》，6、《神话人物与神话形象索引》。附录均系俄译本后加的，约占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相反，中文原版非但无插图、甚至无索引，原著反不及译本合用，实在令人遗憾。记得几年前，曾有人将我国学术著作的无索引称为“不大不小、又痛又痒的毛病”，尽管这“毛病”近年略有缓解，但离根除还差得远。
四
苏联的书不贵，前些年更便宜。一九五九年出版的《古代片治肯特的雕塑与绘画》(莫斯科)，八开本，文字一百二十九页，图版五十页，全部铜版纸，纸面精装带护封，售价二十五卢布四十戈比(合今日的两卢布五十四戈比)。一九七八年的《古代伊朗艺术》(莫斯科)，十六开本，铜版纸二百三十二页，其中，图版(包括少量彩版)二百一十八幅，纸面精装，售价三卢布二十戈比。
虽然近年的书价已几次上调，但仍能为绝大多数人所承受。一九八六年出版的《苏联艺术遗址·列宁格勒》(莫斯科)，三十二开本，铜版纸四百八十页，其中，黑白图版四百零六面，布面精装带护封，售价五卢布。一九八七年的《图瓦人萨满教的礼仪与习俗》(新西伯利亚)，三十二开，胶印一百六十四页，简装，售价五十戈比。
现在，苏联的城市人均工资约二百卢布，农村约一百五十卢布，住、行所费无几，兼以公费医疗，因此，只要不是漫无边际，买书并无负担。在苏联，我常听到“现今书籍太贵”的抱怨，抱怨归抱怨，可并没人因此而削减了购书的狂热，相反，购书热日甚一日，所以，听到的抱怨却更多是“好书难买”。
若干年前，苏联的旧书还极便宜，一本近年的出版物售价只有原价的一半，甚至更低，在友人馈赠给我的图书中，还有几本价格仅及原价的五分之一。可是，伴同购书、藏书热情的高涨，近年来旧书价格暴涨。如今在莫斯科，十年内的出版物一般按原价出售，前十年的至二十年的出版物常是原价的两倍，再早的，还要贵(至于某些特殊的版本和古书，则贵得吓人了)。旧书的今价是活的，即令在同一城市，同样的书在不同的书店售价也不一样。
在苏联的书店里，花钱处不仅在买书，还有彩票。每个书店里都出售彩票，二十五戈比一张，若侥幸中彩，所得仅限于购书。不过，一般人对此并不热衷，故书店里的彩票生意颇清冷。这种彩票，我曾因挡不住售货员笑吟吟(苏联的售货员也是难得一笑)的蛊惑，买过一张，结果，自然是当了冤大头。
五
苏联的私人藏书极多，专家学者更是坐拥书城。据统计，至一九八六年，私人藏书共达三百五十亿册，人均一百二十五册，因此，出版业的发达和公民对书的挚爱，也是苏联对外宣传的一项重要的传统内容。
苏联人的阅读兴趣很广泛，文学是盛久不衰的最大热门，对历史、哲学、艺术的兴趣也很高，而阅读自然科学、尤其是工程技术却是专门家的事了(在苏联，招聘启事所在皆有，从启事开列的工资额看，工程师的工资明显低于熟练工人)。
苏联人讲究送礼，作客一般是不空手的，而书就是一种很常见的好礼物，若是紧俏书，那就更好。《日瓦戈医生》书店长年无货，于是，就有中国人到“小白桦”(苏联的硬通货商店)买来做礼品。据赠书人讲，主人见到《日瓦戈医生》欣喜若狂，又拥抱又接吻，还回赠了一对价值不菲的玻璃花插。
读书、爱书使苏联人的文化素养普遍较高，一般人都能大谈一阵艺文史地，并且说得很在行。有位苏籍华人对我讲了这么件事：她同一位来旅游的新加坡学者乘出租车，当司机得知客人来自新加坡，便谈了起来，交谈中发现，那司机竟对新加坡的面积、人口、物产、地理位置等如数家珍。这使那位新加坡学者很震惊，他说，不久前曾在一位美国教授家中作客，聊了一阵，主人突然冒出个颇令人难堪的问题——新加坡到底是归中国大陆，还是属于台湾？我也听过一个英国进修生说过：“英国的生活条件比苏联好得多，但英国人的文化素养却不及苏联人。”
读书、爱书还使大多数苏联人彬彬知礼，接人待物落落大方。很少有人在公共场所旁若无人地高谈阔论，举止粗野、满口污言秽语者更少，即便出了乱子，也极少有人围观凑热闹。曾听几位年轻的中国女留学生议论过，就连苏联的“色狼”也属“文化型”，即令在深更半夜的街头，也是礼数周全地邀请你如何如何，从不动武用强。
一九八八年八月
尚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