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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在上海参加了中华文学史料学研讨会后对我说：“小思真是有个性！”原来香港的小思和台湾的应凤凰她们都去参加了会议，而且带了重得不能再重的大批资料去，使看到的人都感动。会议结束，照相留念，要女性们蹲在前排，这时小思不干了，“为什么总是要女的蹲？”有些蹲下了的也被她拉了起来坐，终于改变了局面，蹲下来的是男性，女性们这回用不着“折腰”“小思真是有个性！”
还不仅仅这样。
香港中文大学外文系的一位主任不止一次说过：“你没有看过小思讲课，那完全是另一个人，浑身是劲，简直像一头狮子！”
认识小思的人都不会把小思的形象和狮子联在一起的。她温文而雅，瘦小柔弱。然而，当她全身心投入工作时，却显出了别有气势的英姿，使她的同事不由得不为之动容，赞叹。
小思是笔名。她的原名是卢玮銮，另有笔名明川，卢<SPS=2331>。
她做过多年的中学教师，现在是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的讲师。
她以写散文著名，近年又以研究香港文学著名。
发表散文时，她是小思或明川，发表有关香港文学的研究文章时，她是卢玮銮。
当然，卢玮銮首先是老师，然后才是作家。由于她的学生不少，叫她“老师”的人因此很多。
但她给我印象很深的事情，却是一边叫人“老师”，一边执弟子礼甚恭地鞠躬如也。那人是她读大学时的教授，是我的前辈朋友，因此我这做朋友的也被她叫做“老师”了。有时和那位朋友在饭馆里吃饭，忽然她出现在眼前，叫起“老师”，鞠起躬来，我就不免暗自好笑，由于她是那样认真地折腰为礼，甚有古风。
不过，我有时也叫她“老师”的，因为我也有年轻的朋友，是她的学生，叫她“老师”，我这就跟着叫了。这还因为她确有值得尊敬之处。
她不仅认真教书，也认真关心学生的生活。当她在中学里教书时，学生病了，她像姐姐般地去照料。学生们不能不尊敬她，爱戴她。只能说像姐姐，因为她教中学时还是青年，现在也还是进入中年不久。她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九三九年出生的。
她出生的前一年，日军炸毁了丰子恺的缘缘堂(浙江石门)；她出生的第三年，日军进占了她的出生地——香港。
这里特别提到缘缘堂，是因为她和丰子恺有着特殊的因缘，还因为我认识她也多少和丰子恺有关。
早从画里识明川，日月楼边文字缘，
话到香江文苑事，无人不道小思贤。
卅年香海便为家，亦有闲情悦岁华，
新月一钩如水夜，明川小品玉川茶。
前两年，写了这样两首《赠明川》的小诗送她。“文革”当中的一九七三年，我忽然接到从日本京都寄来的一封信，询问丰子恺的近况，由于我当时在香港报纸上写了一篇短文，谈到了丰子恺，写信人的朋友把它剪寄给这位远在京都的“丰子恺迷”。她想知道更多的信息，就写信给我。她就是小思。我虽然没有见过她，却已经从文章中认识她了。就是那些发表在《中国学生周报》上后来印成了书的《丰子恺漫画选绎》。那些每篇不过两三百字的短文，文字精致，情致动人，十分可喜！使我早就有了“小思印象”(文章发表时用笔名是明川)。这就是第一首小诗第一句的由来。日月楼，缘缘堂，是丰子恺的楼堂。
这些《选绎》是一画一文，虽说是“绎”，其实多是作者的自我发挥，并不只是用文字为画图作注解，说明。丰子恺有一幅《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明川配的文字是——
“人的一生，遇上过多少个一钩新月天如水的夜？
“此夜，可能是良朋对酌，说尽傻话痴语。
“此夜，可能是海棠结社，行过酒令，填了新词。
“此夜，可能是结队浪游，让哄笑惊起宿鸟，碎了花影。
“此夜，可能是狂歌乱舞，换来一身倦意，却是喜悦盈盈。
“但，谁会就在当下记取了这聚的欢愉，作日后散的印证？蓦
然回首，人散了，才从惘然中迫出一股强烈的追忆，捕捉住几度留痕。
“聚、散、聚、散、真折煞人了。”
这些显得锦心绣口的文字，是出自只不过二十三，四岁的女孩子之手。小思当时还在读大学，也许是独立的新亚书院，也许是已经并入中文大学了的新亚书院。
当小思还是初中三年级的学生时，老师送了她一本唐君毅的《人生之体验》。读了以后，她就下了决心，要考上新亚，做唐君毅的学生。那需要努力，要争取奖学金，才能进新亚门。她终于如愿以偿地得受教于唐君毅。一本《承教小记》就是以悼念唐君毅的文章为书名的散文集，书由明川出版社出版，很像是为了纪念这位她最尊敬的老师而自费出版的。
新亚毕业后，她读了一年师范学院，使她成为中学教师。教了七年书以后，她在唐君毅的推荐下，到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做了一年的研究工作，这一年使她后来成了研究中国文学，香港文学的学者，成了大学的老师。她原来准备去京都两年的，谁知预算做错了，没有把买书印资料的费用打进去，带去的钱一年就用完了，平日省吃俭用，看到好吃的虽然口馋，却不敢去买，临到要回香港，还是靠向朋友叫“救命”才有了盘缠，才不致流落异国。回香港后，她又教了四五年中学，才任教于香港大学中文系，然后转到中文大学中文系，而助教而副讲师而讲师。一九八一年，以《中国作家在香港的文艺活动》的论文，取得了港大的硕士学位。这就宣告了她对香港文学研究的正式开始。
香港，长时期被人认为是“沙漠”，没有文学，更不要说香港文学的研究，其实，文学是有的，新文学也早有了。倒是香港文学的研究才真是直到近十年才有，要说香港新文学史，小思就是拓荒人。她的一本《香港文纵》，写内地作家南来及其文化活动，就是第一本这样的书，尽管她自己说，这只是史料，还不是史。
在京都的日子，她意外地发现，京都大学藏有非常丰富的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书刊，她立刻被吸引住了，每天去看，每天去抄，抄下了三大本笔记。这些资料使她感到，中国作家有过两度“南渡”到香港，以香港为基地展开大量文化活动的事实，这些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一页，而一直没有被人好好重视，研究、写作。从这出发，她更感到这也是香港文学史的重要一页，不仅要写入中国文学史，而且可以写出单独的香港文学史，当然，这还需要以香港本地作家的创作活动和别的文化活动为主。她把研究的兴趣放在这上面，就这样，她展开了艰辛的拓荒工作。
她把自己称为“掘文墓的人”。她有一篇自道甘苦的《掘文墓者言》。“发掘文墓者和揭开文墓”者，这是钱钟书给专门翻出湮没了很久的文章的人的称号，流离和动乱，使许多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湮没了；作者为了“悔其少作”或别的原因而放弃一些作品不编入集子，也可以使它们湮没，小思说——
“……这些消失了的文章，就埋在世上不同的‘文墓’里——图书馆里浩如烟海的报纸杂志，得等待有人去发掘。“我不知道这样子‘掘’，会不会引起作家的不快，但在我自己，却是兴味愈来愈浓。从尘封发黄的纸堆里，翻出一篇名家不为人所知的作品，那‘眼前一亮’的快乐，那‘唯我独得’的成功感，恐怕只有同道的人才能理解。
“多少年来，坐在故纸堆前，细心一页一页翻阅，有时连续翻了五六天竟一无所获。擦了几回倦眼，舒了几次因久坐而酸痛的筋骨，仍旧坐下来，继续工作，而又不肯言休的坚持，恐怕也只有同道的人才能理解。”
在这样发掘的甘苦外，还有丰收的苦恼。她说：“枯坐几天，找不到一条有关资料，或忽然发现一个资料群，那种苦乐，真不足为外人道，而回到家里，身陷资料卡片大海中，一时无法整理出头绪来的苦恼，更有‘以有涯逐无涯’的惘然。但我依旧做下去，就是对自己订下的目标，坚定不移。”
她说，她的坚定，坚持，一个原因是无法摆脱。开始没有预计到发掘所触及的层面有那么庞大，等到资料愈来愈多，才感到力量单薄，时间不足，“可是那时已经无法‘自拔’，只好硬着头皮做下去，直到现在，却又已达到‘欲罢不能’的境地了”。
她的发掘不仅是挖“文墓”，而且也挖向活人，从香港到上海以至南京、北京，她还访问或接触了二十多位作家或作家的亲友，取得生动具体的口头资料。
这样不倦地发掘，终于有了不断的收获：一本《丰子恺佚文集》出来了，一本《香港的忧郁》出来了。《忧郁》是从一九二五到一九四一的“文人笔下的香港”，搜罗了从闻一多到徐迟有关香港的诗文，被当做书名的《香港的忧郁》是楼适夷的作品。许多作者很可能自己也忘记了曾经写过这些篇章的吧。
而更应该重视的是她一点一滴地发掘出了香港新文学史(或者说史料)，一本《香港文纵》出来了。这本包括十篇文章的书，从香港早期新文学的发展一直写到陶行知、茅盾、萧红、丰子恺、戴望舒在香港的文学、艺术活动。陶行知主要是抗战宣传和教育活动，但也有文学活动，写他的“陶派诗”。小思第一个就写陶行知，也显出了不失她自己从事教育工作的本色。
小思曾经表示过，教学、研究、写作，她是把教学放在第一位的，研究其次，写作第三，尽管她的作家的名声比老师的名声还要大，而她因研究香港文学赢得的学者之名，又是和写作不可分的。
她把这些新文学史料的搜寻称为“漫漫长路上的求索”，自称是这一条“漫漫长路上的求索者”。在这方面，她已经颇有名声，内地不少人都知道她在这方面的收获和收藏，不少人向她要资料，不少而且要的是自己的资料，自己没有，小思却有。这就给小思带来不少麻烦。她也是忙人，却不得不挤出时间抄列或复印人家的资料，复印还得付费用，而她对人都是免费的。她虽然乐于助人，有时却也不免为了来人用一副理所当然，受之无愧的姿态向她索取，而使她感到不快。说来惭愧，我也是一再向她有所求的人。我只是用“话到香江文苑事，无人不道小思贤”的诗句来向她表示敬佩和感谢。
小思希望有一个机构，一笔资金，更多人力，搜集、整理资料，系统出版丛刊，免得她一个人老是做“义务资料供应人”，这总是有一天支持不下去。资料不能任它尘封，要公之于众，这也不是一个人能够负担得起的。香港不乏愿意向内地作文学捐输的人，希望他们也能看看身边，为本地的文学事业慷慨一下！听说中华文学史料学研讨会决定办一个史料学的刊物，也许解决这个香港文学史料的问题也有了希望。
我们还需要看看作为作家的小思。我说的是她的散文。她是以散文起家的，尽管她把自己的写作贬低到第三的地位。我想，她说的写作，主要是指散文，而不是那些研究之作的学术论文或非论文吧。文如其人，她的散文是自有特色的。像《丰子恺漫画选绎》那样的文字，就是很少见的小品文。既是以文“解画”，又是自我发挥，许多篇就是散文诗。而且是一写几十篇之多！那是她的“少作”，也许有人觉得“浅”，我却感到“此中有真意”，真情！“浅”得也有味。“明川小品玉川茶”。卢仝的茶我自然因“予生也晚”而无福消受，卢<SPS=2331>(卢玮銮)的小品我却是品尝、欣赏。
她后来的散文主要是在报纸上写专栏，而又多半是和别人一起写一个专栏，不像许多别的作者，一人一个专栏天天写。不肯天天写，也多少显出她写作态度的认真吧！不乱写，不写那些没有意义的东西来凑数。
她参加写作的一个专栏叫《七好文集》，作者都是女性。“七好”，可能就是七个女子之意，也可能更有七个好女子之意，还可能有七女好文章之意吧。小思的《路上谈》、《承教小记》、《日影行》、《不×》和《叶叶的心愿》这些散文集，就多数是《七好》专栏里的文字。此外，还有和别人的文章集中在一起的《三人行》、《七好文集》和《七好新文集》。
在《七好》当中，小思的文字显得飘然出群，不是言之有理，就是言之有情，总之是言之有物，言之有味。《承教小记》中好些篇是纪念她的老师的文字，《叶叶的心愿》中更多的是寄语她的学生(中学生)的文字。初时真没有想到，在《承教小记》这样严肃的题目下，会有那些很为可读的文章，使人感到有益。
但我更喜欢她那些即景抒情之作。就像这《不追记那早晨，推窗初见雪……》——“不追记那早晨，被窗外白光惊醒，推窗初见雪的心情了。就自春分之日说起吧！经过两天的微雨，酿出了一点儿暖意，等再放晴时，满街的杨柳竟然已经带了嫩得宛如经人一弹便碎的丝，而人们也在紧张地预测花开的日子了。只算过一天认真地暖，樱花在一夜之间，便开了七八分。她开得如此突然，使人没法子不想到她凋落得快……”好像也只不过一夜之间，所有树叶都冒了出来，定神一看，杨柳已经变成放荡的冶丝。有点情绪追不及景色的变换那么快，但必须赶，因为还要看杜鹃花，紫藤花，郁金香的开谢。现在人们又备好雨具，等梅雨天，去西芳寺看苔。”
看苔，小思是能欣赏苔色的，不但到京都的苔寺尽情欣赏，还在香港的家中种上了小小六盆的青苔。她说：“苔有个优点，满园皆是的时候，人们自可把她当成深思哲者；在小得不满两时的小盆上，她仍不失那股幽深。”有时候，我真想说小思有些像苔，虽然我并不认为她是“深思哲者”，只是感到不求<SPS=1298>艳的幽深。有人说她的散文似秋菊，这也对，人淡如菊。而文如其人，似苔不也很好么？，
不要看苔色平平无奇。苔是有个性的。
小思是有个性的。
不要看她那么温文，有时她就是“狮子”，不仅在讲台上才是。她读了萧军的《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深深感到萧红在死去了四十年后，在绝无还击、辩白的情况下，被她曾经爱过的男人把情信公开，加批加注，以示“她弱我强”，实在太不够道义了。萧军曾说：“敌人大可利用这些注释”，像“借箭”搬借去，再“射”回他身上。小思就这样地写了散文《借箭》，而且大声地宣告：“箭，我是借了，也射回了。”那时萧军还在世上。小思是不惜被指为“敌人”，毫不在乎地借了，射了——“小思真有个性”！
她的散文不仅是幽情、柔情，也有诸如此类的激情。
她的散文为香港报纸的块块框框专栏做了一个证明：那也是文学，至少那里面也有文学，而不全是咬了片刻就必须唾弃的香口胶，
小思！小诗加小狮——这奇妙的结合。一九八八年十一月
柳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