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G=BB89A00301>许涤新同志(一九○六—一九八八)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在谢世前，撰写了文学性的回忆录：《风狂霜峭录》，将由三联书店出版。全书记述二十年代末到全国解放前，他在党的领导下，从事革命活动的亲身经历。这些斗争的回顾，展现我国革命创造的艰辛历程·书中所述史实，有些是未见诸记载或未经人知的。下面是从本书第三、四两章中摘录的若干片断
《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的出版
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共产党中央的机关报，是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时答应的。但是蒋对实现自己的诺言，采取拖延政策。在南京以潘老(潘梓年)为首的《新华日报》筹备处早就成立，由于南京局势不稳，我们就转移到武汉。到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新华日报》的登记证还没有消息。周恩来同志对国民党的这种做法，几次提出抗议，要国民党当局说话算数。交涉结果，国民党被迫答应我方，可以先出版周刊。因此，党报的登记证是在《群众》出版之后才发下的。《新华日报》到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才出版，比《群众》的出版迟一个月。
《群众》是在成忠街×号出版的，时间为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因为党报未出版，住在成忠街的同志集中力量搞党刊的创刊号。社论的题目是《由失败到胜利》，记得是汉夫执笔的。长江局的领导同志也在百忙中为党刊写文章。周恩来同志总结了四个月抗战的经验教训，精辟地分析了《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发表于《群众》一卷第二期和第五期；叶剑英同志《论北方战局》，发表于《群众》一卷第五期；董必武同志的《怎样发动群众积极参加抗战》，发表于《群众》第四期；博古同志的《抗战形势与抗战前途》，发表于《群众》一卷第四期；这些文章的发表，对于批判当时悲观消极的情绪，发生了重大的作用。
为了出版党报，成忠街×号筹备处于一九三八年元旦前后搬到汉口的府东一路。作为党报的《新华日报》，是在长江局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的，由王明、博古、吴玉章、董必武、何凯丰、邓颖超诸同志组成董事会，董事长是王明，社长是潘梓年。总编辑有二人，一是华岗，一是吴克坚。一个报社同时有两个总编辑，那是少有的，或者说是绝无仅有的。华岗同志是于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六日由董老代表中共同国民党当局办交涉释放的。出狱后，党决定他担任《新华日报》的总编辑。大约一个月后，王明又宣布刚从巴黎回国的吴克坚同志也是总编辑。编辑部的同志包括我在内，很不理解。同时并存的两个总编辑在名义上是一样高的。但是，一样高是可能的吗？编辑部在编辑的重大问题上，听谁的决定呢？事实上，我们编辑部几个书呆子，过几天之后，对不理解的问题，才渐渐理解。原来在三十年代初期的上海，王明未登上中央的宝座的时候，老华早就同他打交道，早就知道他是什么货色了。这一点王明对华岗是很有戒备，是不能放心，而且是不能容忍的。因而老华这个总编辑在王明面前，不但没有发言权，而且同潘梓年一样，常常受到打击。我在那时还没有挨骂的资格，但是在长江局讨论党报工作的时候，总觉得不是滋味！王明当时不但是第三国际主席团委员，而且是党的长江局的书记。垄断党报的大权，把党报作为自己的政治武器，在他自己说来，谁也没有条件可以反对。
《新华日报》的出版，使国民党的《中央日报》黯然失色，王明的操纵还未能使中国共产党的党报丧失其光辉。党报出版不到一月，国民党反动派就派了一批暴徒，在一天黄昏的时候，冲进我们在汉口府东一路的经理部、排字房、印刷房和营业部进行捣毁，他们用铁锤打坏印刷机并抢走大批报纸和党刊。国民党反动派的这种干法，并不能损害群众对于党报的信仰，反而扩大了党报的影响，我们还接到从各地寄来的热情的慰问信。事实证明，国民党反动派的这种干法，不仅说明它的反动，而且证明它的愚蠢。但是，反动派的反动与愚蠢，以后还要表现下去，而且愈来愈反动，愈愚蠢。
在党的四届全会上，王明是依靠第三国际的米夫的支持而夺得党的领导地位和大权的。他那一本使人恶心的所谓《为党的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比“立三路线”还要“左”得多。在王明“左倾路线”的四年统治下，党的组织和力量，无论在白区还是在苏区，都受到严重的损失。但一九三七年冬天，他从莫斯科回来之后，却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从“左倾机会主义”变成“右倾机会主义”，变成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投降主义。他认为自己是第三国际主席团的委员，又是中共长江局的书记，得意忘形，在武汉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他这个无组织无纪律置党中央于不顾的《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在《群众》周刊上发表(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在这个总结中他不但自认为就是中央，而且公开向国民党投降，提出全国军队，包括八路军，“都要受最高统帅及军事委员会的统一指挥”。他还进一步提出：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而这个统一战线的核心，就是国共两党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中，国民党是主体，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都要服从国民党政府的政令和军令。要反抗王明的所谓《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在《群众》周刊上发表，我是无能为力的； 不但我无能为力，就连作为《群众》主编的潘梓年也无能为力。王明并未把这个“总结”交给潘老，而是交给吴克坚，并且自己看清样。那年六月，王明伙同博古利用周恩来同志的名义三人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的意见》。这篇文章更加具体地说明其“对于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抱绝对真诚拥护的态度”。武汉时期的《群众》与《新华日报》，在王明的干扰之下， 对贯彻党中央的正确方针是存在一些缺点的。
…………
一九三八年八月间，马当失守之后，国民党军队急速退却；日寇的铁骑便轻易地占领阳新和蕲州。王明根据西班牙保卫马德里的经验，提出要保卫大武汉。爱国人士响应这个号召，召开了保卫大武汉大会。但是，看看当时的形势，周恩来同志有计划地撤退长江局和《新华日报》的干部。同时，准备在武汉一旦失守的情况下，次日即在重庆紧接着出版党报。这一准备工作，断不是一天就可办到的。八月间，以总编辑华岗为首和戈矛同志带领三十几名干部，雇了两条大木船，载运大批新闻纸印刷机和印刷器材，由水路到重庆。老华的这一路，经过千辛万苦，几乎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才到达重庆。总经理熊瑾玎同志和少数营业部的干部，也在华岗出发之后乘船先到重庆，去解决报社的营业部、编辑部和排字房的地址问题。九月中旬，我和曹若茗、张悟真在熊老板出发之后，也乘船经宜昌到重庆。
十月间武汉四郊战局紧张，国民党政府已转移到重庆。《新华日报》不得不分出更大的部分同志到重庆准备继续出版，只留下七八位工作人员跟着周恩来同志，在武汉坚持到最后撤退。在最后撤退以前的一周，以潘梓年同志为首的党报同志，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李克农、王炳南等同志，租了一只内河轮船“新升轮”，于十月二十二日晚间离开汉口，溯江向重庆进发。次日在嘉鱼县燕子窝遭到敌机的俯冲轰炸，“新升轮”在火焰中逐渐沉没！
在这里，我还要提一下，在苏州伪陆军监狱同我囚在一间囚室的赵兴才同志。当“新升轮”中弹燃烧的时候，同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的龙飞虎、挺徐荣、博世明和《新华日报)的项岱 (胡绳的姐姐)等同志，还是沉着地站在舱面上，奋不顾身，从事救人救火的工作。就在他们紧张工作时，敌人的机枪不断扫射，打中了兴才同志的脑壳；项岱 同志也在敌人的扫射中牺牲。在敌人这次轰炸，中共有二十四位同志为抗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中国人民是永不会忘记他们的！
初到重庆
我同曹若茗、张悟真夫妇乘着“民生轮船公司”的船，混杂在撤离武汉的难民中，经过半个月的挣扎，才到达了重庆。到朝天门码头来接我们的是熊瑾玎老同熊老把我们带到机房街七十号的一座旧式楼房。这座楼房是八路军的驻渝办事处。办事处的负责人是周怡同志(后来他病死于延安)。四川省委领导人罗世文同志也住在这里。罗世文同志很健谈，他早年在莫斯科学习，俄文很好；我那时想学俄文，就请他当我的老师，可惜我没有把俄文学成。罗世文同志是一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长征时他曾在张国焘统治下工作，对张的倒行逆施，做了不懈的斗争，差一点死在张的手里。三年之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消灭共产党，在成都制造一件所谓“抢米事件”，把他和车耀先两人逮捕了。先把他们关在重庆磁器口的“白公馆”魔窟，不久又送至息烽的集中营。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又将罗、车两人送到重庆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囚禁。罗在狱中教育难友，团结难友，对国民党特务巧妙地进行坚决的斗争。小说《红岩》中的许云峰就是以他为模特儿的。这部小说对他的描写，篇幅虽不太多，但字里行间，直接间接，把他的英雄姿态，写得栩栩如生。一九四六年十月间蒋介石下令将他们两人杀害，并毁灭他们的尸体！罗世文同志在临难前作诗云：“故国山河壮，群情尽望春。‘英雄’夸统一，后笑是何人？”历史完全证实了世文同志的预见，“夸统一”的蒋介石终于被赶出中国大陆，而笑得最后的乃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在重庆地下党市委书记廖志高等同志的帮助支持下，熊老板在重庆西三街劝业场旧址，找到一家已经停刊的报馆。这家报馆除了排字设备和桌椅之外，还有七八名四川工人。我们把房屋和设备顶过来，并且把这些工人(其中有三位是共产党员)留下来。党报有了房屋，我同熊老夫妇、曹若茗夫妇都搬出机房街，住进了西三街。
不久，董必武同志从武汉乘飞机到重庆，我同罗世文、周怡等同志去迎接他。董老对我们分析了抗战形势，认为“保卫大武汉”很难持久，重庆出版《新华日报》必须积极筹备。我同熊瑾玎同志相当着急，最困难的是编辑部，因为到渝的编辑，只有我和曹若茗两人。我急得连觉也睡不成，于是我找《新蜀报》的漆鲁鱼同志商量，请他在试版期间帮忙，他慨然答应。差不多有一个多星期，他在西三街《新华日报》的二楼上，同我们一齐为党报的试版而熬夜。最使我高兴的是戈宝权和华岗两同志在人手单薄的试版期间，到达了重庆。老华是总编辑，他一来，我的担子就轻松得多了。在夜班搞试稿时，我负责国内版；宝权负责国际版，老华抓总。武汉的《新华日报》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分批把干部逐步撤退，只留下章汉夫、林肖侠、汤宝桐(排字工人的领班)和朱世纶等七八个人，一直坚持到日寇的坦克和装甲车迫近郊区的时候。在武汉陷落(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那一天的早晨，还出版了在武汉的最后一张报纸。次日(十一月二十五日)，重庆的《新华日报》便正式出版了。
《新华日报》这一年冬天，在重庆做了两件震动山城的事情。
第一件事是追悼牺牲在“新升轮”上的《新华日报》和八路军的二十四位烈士。参加追悼大会的各界人士有一千多人。党报在大会上散发了《追悼保卫大武汉殉难同志专刊》。我为赵兴才同志写了一篇纪念文章，怀念他在少年时代的坎坷生活，怀念他在赵博生和董振堂两同志领导下参加宁都起义的革命行为，怀念他被派到上海枪杀叛徒特务的英勇战斗，怀念他在监狱里的坚强意志和勤奋学习，怀念他在“新升轮”上敌机的密集投弹时积极救护同志的大无畏精神。
在这次追悼大会上，周恩来同志因为不在重庆，所以没有出席。董老在追悼大会上讲了一篇激动人心的讲话。日本反战女文学家绿川英子被邀在会上讲话，为她作翻译的是胡风。我那时是在搞接待工作，因此，同绿川及其丈夫刘仁，成了朋友。绿川很朴素，而刘仁相当健谈。经常在星期天，我和华岗约她们夫妇两人上小馆子，上天下地，痛快淋漓地谈个不休。刘仁是东北人，日本投降后，她们夫妇回到黑水白山的故乡。两年前，记不起是谁告诉我，绿川和刘仁都已离开人世了。(绿川英子，因人工流产手术感染，于一九四七年一月十日逝世；同年四月二十二日，刘仁因肺水肿病逝。——编者注)
第二件事是《新华日报》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为了推动民众积极抗战，举行了一次万人空巷的“义卖献金”运动。党报的编辑部、排字房和营业部，无论日班同志和夜班同志，都一齐出动。这一次活动是在当地地下党的支持下进行的。营业部的同志在各个交通要道，设立“义卖站”。编辑部的同志各负责一条马路，来回巡视义卖情况。我负责的是打铜街到都邮街(后改名为民权路)一长段。我穿了一件布雨衣，在这一带帮助学生、工人和店员，做好宣传，做好义卖活动。最使人高兴的是活跃在马路上的天真无比的女学生。她们并不放过每一个不义买党报的人；就是推动义卖的我，也逃不出她们的手。我对她们说：“我是《新华日报》编辑，也是参加义卖的。”她们笑着，“你既然参加义卖，就应该先买一份。”为了鼓励她们，我只好高高兴兴买一份报。把报纸装进雨衣的口袋里。但是走了一段路，又遇到同样情况，只好再买一份。我在这段路上来回走了好几趟，因而，买了好几份报纸，到了我回到苍坪街发行部汇报工作时，雨衣的两个口袋，饱饱地装满了党报。一些男学生更加积极。他们用绳子在马路上拦住来往的汽车，使坐小汽车的达官贵人和财主，也没法不“义买”《新华日报》。从上午九时到下午五时，《新华日报》的义卖活动，轰动了整个山城。蒋介石知道这件事之后，大发脾气，把国民党的宣传部长张道藩和《中央日报》社长程沧波叫了去痛骂一场。他说：“《新华日报》没有多少人，而且人生地不熟，却居然通过义卖把整个山城闹翻了。我们的《中央日报》和《扫荡报》条件比共党的党报好得多，但是，你们却一无作为，让共产党大显神通。你们给党国丢尽了脸。”
马寅初先生
大约在一九三九年的冬天，我以《新华日报》编辑身份，列席马寅初先生所主持的“中国经济学会”的年会。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马老。 那次年会讨论的主要是外汇问题。国民党的行政院长孔样熙也到会祝贺，并说了一场官话，算是对这个学会的重视。这个学会的某些重要这个员，如复旦大学商学院院长李权时等，已经叛国投敌，堕落为汉奸了。在重庆出席那次“年会”的会员，可以说是不受日本收买的爱国学者。特别是马老，他大声疾呼，反对改变外汇汇率，反对降低“法币”对美元的比价。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在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恶性通货膨胀政策。不仅如此，马老还大声疾呼，反对国民党官僚资本，特别是孔祥熙等人的发国难财。他说：“人民正在为抗战而牺牲，但是有人却利用战争而大发其国难财。这真是猪狗不如！”我为《新华日报》写了一篇报道，但是，最精彩的地方，却被国民党的检查官删去了。马老那时是重庆大学的商学院院长，他同沈志远有了接触，便请沈志远到“重大”商学院讲演。后来，他同沈商量，打算在“重大”商学院设立一个经济学特别讲座，有计划地邀请在渝的进步经济学家讲课。沈到《新华日报》编辑部把这件事告诉我，并且说：“马老这个特别讲座的讲课人有你，请你做点准备。”这是一九四○年春天的事。但是，没有多久，马老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了，“重大”商学院的经济学特别讲座当然成为泡影。马老被捕之后，被关在息烽集中营，有四年之久。到一九四四年冬，在我党和全国人民要求释放政治犯的重大压力之下，蒋介石才把他释放。马老释放后，陈立夫通知“重大”，不能聘他授课；他写文章向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和《扫荡报》投稿也都被退回。这样一来，马老的谋生之路便被断绝了。我向周恩来同志汇报这件事，恩来同志命《新华日报》的记者，到歌乐山马家采访，并把他的稿子取来，恩来同志命我对稿子提出意见。我读后认为马老的文章对于国民党的官僚资本和恶性通货膨胀，是打中要害的。恩来同志在看了我的意见之后，又亲自把马老的文章，全文阅读一遍，便决定在党报上全文发表；并通知编辑部对马老的稿费，不能用一般标准支付。马老在《新华日报》上看了自己的文章之后，喜悦地对人说，“想不到中国共产党竟成为我的朋友！”一九四五年一月《新华日报》出版七周年纪念会时，马老应邀参加，并在会上把蒋介石说成是没有知识的“真空管”，而对中国共产党的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方针，做了热情洋溢的发言。他并且说，“我一向同共产党没有接触，因而对党的政策方针没有什么了解。这几年的事实证明，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人才真真是我的朋友。”在重庆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的客厅里，他同郭沫若、陶行知、柳亚子等人，经常成为我们的来宾、熟友。
对工商界的统一战线工作
南方局的统一战线委员会是在一九四○年十月成立的，当时没有正式成立经济组，关于这方面的工作主要由钱之光同志负责。钱是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处长，工作很忙，没法兼顾。这年的十二月，南方局正式成立经济组，并指定由我当组长。恩来同志指示经济组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财经政策，特别是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财经政策；搜集国民党统治区财经资料和开展工商界的统一战线工作。
对民族资产阶级人们的统战工作，上层的大型企业的老板，当然是主要对象；但是，我们也不轻视对中小资本家的团结工作。在经济组中我们做了分工，因为我是公开的党员，可以利用《新华日报》编辑的名义去活动，所以决定由我负责做上层工商界代表人物的工作。当时的重庆，下江迁来的厂家，如刘鸿生、吴蕴初、胡厥文、吴奠梅、李烛尘等人都是有影响的人物；川帮的胡子昂、潘昌猷、卢作孚也是当时有名的人物。我是经过一个相当艰难的过程，才同他们一个一个地认识的。在这里，应感谢罗叔章和胡子婴两位大姐。她们介绍我参加重庆工商界的星五聚餐会，并在会上介绍我同这些有名人物见面。这是一个好办法，但也不是没有困难。因为参加星五聚餐会的人数相当多，有时达到二百多人。初次见面只能寒暄几句，待见过几次之后，才能泛泛地谈上一些；特别因为我是以《新华日报》编辑的身份出面的，不少人伯同共产党接触，引起国民党特务的勒索。我只好在聚餐会见过面之后，过几天，再到他们的公司去访问。从我来说，单人上门拜访，大概不至于给对方带来不方便吧。事实并不简单。我把名片送进去之后，明明听见主人在里面讲话，传达却出来对我说，“主人不在家。”这种闭门羹，我是经常吃到的。只得快快地愤怒地回红岩。像这样在访问中打零分的日子，并非一天。有的开明的资本家在几次接到我的名片后，终于请我到客厅见面。纵然一下子没法谈得深刻，但是，彼此间的友谊就渐渐建立起来了。
日本军队在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后，国民党军队在河南和湘桂两线急速崩溃。一九四四年日军于四月二十二日攻下郑州，五月九日会师驻马店；二十五日攻陷洛阳。接着，日军进入湖南，国民党军于六月十九日放弃长沙，八月七日日军攻下衡阳；十一月十日攻下桂林，又进而占领独山，使贵阳受到威胁，使重庆大为震动。此时作为大后方的国统区，人心惶惶了。陈立夫C.C.系统，指令会计师潘序伦和亚浦尔电灯泡厂老板胡西园，发动一部分资本家，发表一个宣言，宣扬局势严重是由于“中央政府的军令政令不统一；军令政令的不统一，是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在起作用”。《中央日报》、《扫荡报》以至《大公报》都以显著的地位发表这篇宣言。为了说明所谓军令政令的真相，我在次日去找胡西园谈话。这位胡老板盛气凌人高声说道：“国军这次败退，军令政令不统一是最大原因，中共必须对此负责，必须承认错误。”我根据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抗击和牵制百分之八十的敌军的事实，对他说道：“如果没有敌后根据地忠勇军民的抗击和牵制，国民党军队还要溃败得更惨。河南和湘桂两线之惨败，是国民党军的腐败不堪、士气低落的原故。”他同我吵了一通之后，老羞成怒，高声“送客”。还有一个在中国棉纺公司当高级职员的吴味经也在为国民党的统一军令政令大卖气力。我去见他时，谈不到三句话，他就大骂中共破坏中央政府的军令政令，大骂八路军和新四军。吵了半个小时之后，他说，“你是共产党员，你当然反对中央政府的统一军令政令。这一点，我同你是没法谈下去的，还是再会吧！”但是，随着国民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的加深，民族资产阶级的人士(包括胡西园和吴味经这种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也逐步在起着变化。
一九四五年一月中旬，王若飞、潘梓年和我，在重庆上清寺的“特园”邀请产业界人士座谈。由若飞同志主持，应邀出席的有：吴蕴初、李烛尘、章乃器、胡子婴、张树霖、马冠雄、张肖梅、马寅初、支秉渊、胡厥文以及吴味经等人。胡厥文、马寅初和支秉渊先后在会上发言，谴责国民党军在豫湘桂战役的大溃败。这是南方局负责人同产业界人士第一次举世规模较大的座谈会。几个月之后，周恩来同志从延安到重庆时，他同王若飞同志又在“特园”举行规模更大的产业界人士座谈会，产业界人士应邀出席的人就更多了。除刘鸿生、吴蕴初、章乃器、胡厥文、李烛尘、马寅初、吴羹梅之外，还有颜耀秋、陶桂林以及工程师支秉渊等人。那次座谈是由恩来同志主持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加强力量打败日寇，如何实现民主政治。刘鸿生、章乃器和李烛尘三人的发言，相当动人；而陶桂林却摆出一副向美国摇尾乞怜的奴才相。这一次座谈会比上一次谈得更深、更生动活泼。这一次座谈会，因为来宾相当多，我同钱之光同志忙于接待。
经过这两次座谈会，展开工商界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就好做得多了。我同钱之光同志两人到刘鸿生的章华毛纺厂去访问他。刘是旧中国产业界资格较老的人物，素有“火柴大王”之称，除了火柴之外，他还经营呢绒业和水泥业。我们到他的公司时，他笑容可掏地迎接我们。老钱请教他，关于毛纺的染色问题，他回答得头头是道。不久，吴蕴初通过胡子婴邀请王若飞同志到江北猫儿石的“天厨”和“天利”两厂参观。参加那次参观的，除若飞同志外，还有钱之光、罗叔章、胡子婴和我。吴蕴老一路陪着我们看这两个厂的生产特点。他的夫人也出来参加接待，她告诉我们，她如何在日军占领香港时，把“天厨”(设在香港)的最重要的零件装在一根竹管里带到重庆。在周恩来和王若飞两同志的领导下，经济组在抗战后期，对产业界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可以说是打下了基础。
经济组在抗战后期也开展了对川帮工商界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川帮工商界受到国民党官僚资本的排挤，更为严重。我经常独自一个人去访问胡子昂、潘昌猷、古耕虞、卢作孚和<SPS=2527>仁等人，谈谈经济问题。他们对我所提的问题，回答得比较认真。我有一次到卢作孚的家里，因为他的新建房屋正是在红岩村，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成为邻居。他是民生公司的创始人，很有眼光，很能想办法。由于日本船和英国船在川江同他竞争，使他对爱国主义的认识越来越深。何<SPS=2527>仁是民生公司的经理，很同情我们，在一九四六年复员的时候，有不少从重庆回上海的朋友，是由于何的帮助而解决了交通问题的。
一九四五年秋，毛泽东同志到重庆同蒋介石会谈的期间，吴羹梅代表“迁川工厂联合会”和“西南实业协会”等三个团体，要求我请示毛泽东同志，可否接见接见他们。我先把这件事向恩来同志请示，他考虑后认为接见他们可以扩大我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当天晚上毛泽东同志从上清寺回到红岩时，恩来同志叫我同他一道去向毛主席汇报这件事。毛泽东同志询问这几个团体的性质和要见面的人物之后，欣然答应。那次会见是在九月十七日下午，地点是在上清寺的桂园(这是张治中将军的私人别墅，他主动提出作为毛泽东同志在重庆时会客之用)。工商界这次出席的代表只有李烛尘、吴蕴初、刘鸿生、潘昌猷、颜耀秋和吴羹梅几个人；我同钱之光同志两人也参加会见。那天下午，寒暄之后，主要是毛泽东同志一人在说话，因为他们要求了解中国民族资本的前途。毛泽东同志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民族资本是得不到发展的，得到发展的是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现在日本投降了，中国应该建成为一个独立、民主和富强的国家，只有如此，民族资本才有发展的前途。至于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存在的，但在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共并不主张没收民族资本家的产业，而是采取调节劳资关系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对于爱国的民族资本家并不把他作为敌人，而是把他作为朋友。”三个多钟头的谈话结束后，这几位工商界代表在桂园以便宴招待毛泽东同志。在吃饭的过程中，他们感谢毛泽东同志给他们上了一堂课，使他们增强了发展工业的信心！
周恩来同志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九日应“西南实业协会”的邀请，出席他们的星五聚餐会，并演讲《当前经济大势》。恩来同志一开头便指出在结束抗战以后的政治问题。他说：“工业界朋友关心政治问题，是一个进步现象。政治要实现民主，是必然的趋势，不但政治要民主，经济方面也同样要民主。中国今天的实际情况，不但通货膨胀日益严重，而且管制得太多，统制得太过分，弄得市场紊乱，工商凋蔽。”在谈到发展资本时，他说：“民族资本有三种形式，即国家资本、私人资本和合作资本。民族资本应在节制资本和互相配合之下，共求发展，但在这三种资本中，私人资本占多数，因此，今后中国必然要经过一个保护私营的民族资本企业，使其有所发展。有人会问，中国共产党居然提倡资本主义，岂不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问题很明白，中国经济十分落后，发展又这么不平衡，这就证明在短期内中国没条件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将来资本主义发展到某种程度，是否应转入社会主义，那就要考虑国民经济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忠于真理。我们坚决反对的是垄断资本、官僚资本和侵略资本。”谈到发展经济时，他说道，“工业不可能孤立发展，只有改善农村经济，提高广大人民的购买力，工业才有发展之可能。中国今天的劳动者同民族资本家都受到压迫，应该互相让步，共同奋斗。”最后他进一步阐明了我党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经济纲领。这次出席听报告的人，极其踊跃，不仅座无虚席，而且在讲堂的窗台和窗外，都站满了人，但会场秩序极好，只有恩来同志的气壮山河的宏亮声音在震荡着。恩来同志是很认真对待这次报告的，他不但在事前下工夫去阅览当时重庆的经济材料，并且叫我去汇报重庆资本家存在的问题和思想动态，汇报资本家对于国民党的经济政策和官僚资本的态度。他对我说：“对人家讲话，必须了解对方的活思想，说出话来才不会文不对题。我在中学时代就很重视心理学这门功课。你们办报纸刊物也好，搞统战工作也好，如果不抓住对方的活思想，那就很难取得应有的效果。”恩来同志在重庆从事统战工作，是从各方面去考虑问题的，也可以说是辩证唯物论的实际运用。这就为以后的统战工作，特别是对民族资产阶级人们的统战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学习了不少学问，取得了不少经验的。
《不变一定会乱》
国民党政府洗劫人民的最重要手段是通货膨胀。这是从一九三五年的所谓法币政策开始的。这一政策的实质：第一是掠夺人民手中的银元。国民党的白银国有就是把它统治下人民手中的银元，变成四大家族的私有；就是把它统治下人民手中的银元，变成毫无价值的纸币。第二，国民党政府不但通过法币政策，把人民手中的银元抢到手里，而且凭借它的特权，不断地滥发钞票，不断地降低、掠夺人民手中法币的“购买力”。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到一九三七年六月(“七七”抗战前夕)，共发行法币十四亿元。抗战以后，通货膨胀日在恶化；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的前夕，法币发行总额连前共发行五千五百六十九亿元，比抗战前夕的发行额，增加了四十倍。有人把法币的贬值作了一个极其具体、极其形象化的对比，法币二百元，在一九三七年可买黄牛两头；二年之后(一九三九年)可买生猪一口；四年之后(一九四三年)可买鸡一只；到日本投降的那年(一九四五年)只能买鸡蛋两个了。八年之间，二百元法币的购买力竟从两头黄牛下降到两个鸡蛋。工人农民用自己的血汗所得的收入，天天被国民党的滥发法币打了折扣；工商业者卖出的商品，由于物价的飞涨而无法把原额商品补进；对教职员来说，国民党的恶性通货膨胀，把他们每月的固定工资，从他们的口袋里静悄悄地抢去了。国民党的恶性通货膨胀给国统区人民，带来了无可比拟的灾难，而这个灾难是一天天严重的，直到它的政权宣告崩溃。
国民党政府不仅使用恶性通货膨胀这个“法宝”，去抢夺人民的收入，而且通过苛捐杂税去掠夺它的统治区里的工商业者；工商业家则把苛捐杂税又转嫁给消费者。在这里，无论工人和农民，无论拿固定工资的教职员，谁也是逃脱不了的。
日本投降，突然改变了市场物价继续飞涨的趋势，出现一般商品急剧下跌的局面。重庆二十二种基要商品批发物价的总指数，从八月十日至九月底约低40％。不仅重庆如此，昆明、西安、成都、兰州以至贵阳，也莫不如此。不仅一般商品跌价，甚至长期成为投机重要对象的黄金，也在这个期间跌价。重庆八月十日的金价为十六万；至九月十日竟跌至四万八千元。昆明的金价，从八月十日的十八万元，跌至九月十日的四万元。一个月间重庆金价下跌70％；昆明下跌78％。与此同时，美钞也一道下跌，在日本投降后一个月，重庆的美钞下跌60％，昆明下跌三分之二。商品与金钞的急剧下跌，给予银行、钱庄、商店和工厂以突如其来的打击。
为什么在日本投降后的一个月，出现这个冷不及防的跌风呢？根据当时的情况，可能有如下的原因：第一，抗战时的国统区，囤积居奇之风，吹遍市场。这些投机家的资本，极大部分是挪借得来的。日本投降，市场突然发生变化。债权人迫债务人还款，而大部分的债务者却把借款冻结在商品或黄金美钞上。为了还债，投机商和囤户便不得不削价抛出商品；银行钱庄不得不抛出黄金美钞。第二，蒋介石的法币与汪精卫的伪币，在上海南京一带是一比二百。这个比率在短期内不但人为地提高了法币在“收复区”的身价，从而压低了“收复区”的物价，而且也在重庆昆明等地提高了法币的身价。第三，由于日本投降，国民党政府接管了沿江沿海的许多大中城市。原在西南的工商业家改变了过去的心理，认为法币可能在“下江”吃香，因而抛商品，抓法币，便像旋风似的刮起来了。这一阵旋风来得很急，但只刮了五十多天，便熄灭下去。
突然刮起来的跌风之所以突然熄灭，突然回升，并且更猛烈地飞涨，并不是偶然的。因为法币的恶性膨胀更加严重，因为国民党官僚资本的掠夺更加厉害，因为工农业生产的更加衰落。重庆和昆明等地的工商业家，既受到突然来临的跌风的打击，不久，又受到急速涨风的回击。在不到两个月内，受到跌和涨的双重打击。这种情况，追根到底，是没法不从国民党政府的巧取豪夺的统治得到答案的。因此，我便在《新华日报》的“经济<SPS=1256>望”中，发表了一篇《不变一定要乱》的文章。周恩来同志看完那篇文章之后，手持党报，到我的房间来，对着我说：“涤新，这篇文章所提到的矛盾，是成立的。但是，这个标题不妥当，应该改成‘不变一定会乱’，因为‘要乱’是主观的要求，而‘会乱’则是客观的必然。《新华日报》是中共的机关报，你是中共的党员，提出要乱，会使人误认为国统区经济之乱是我党的要求，那就会使党在政治上处于被动的地位。”一字之改，意义便大大不同。意义之大，不仅是文字上的逻辑，而且关系到我党在政治上的被动与否。我越想越感到紧张。后来我把发表在“经济<SPS=1256>望”上的数十篇文章，集成小册子，名之为《抗战胜利前后的市情》。在书中，我就把这篇文章的标题改成《不变一定会乱》了。
与黄炎培先生讨论“土改”
王若飞在四月八日遇难牺牲以后，中央派李维汉同志来接替他的工作。维汉同志于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初期，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做了多年的地下工作，我是在周公馆第一次同他见面的。他找我谈上海工商界的代表性人物，我同他谈了刘鸿生，谈了胡厥文，谈了吴蕴初，谈了章乃器，又谈了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他问我：“黄是搞职业教育的教育家，你怎么把他列为工商界的代表人物？”我说：“黄自己并不是资本家，但是，他多年办中华职业教育社，由该社毕业出来的学生，在上海的许多企业，许多工厂，都当了经理、厂长以至会计；他们.是他的支持者。他也代表了他们，为他们的利益而说话。当然，江南一带的大地主也都是他的朋友。他既是上海一部分工商界的代表，又是江南地主的总代表。”维汉同志听了我的汇报之后，考虑了一下，决定次日同我去拜访黄任老。
次日晨，维汉、燕铭和我到中华职教社去访问黄老，因为事先已打了招呼，出面接待我们的，除黄任老之外，还有江问渔、冷御秋和杨卫玉几位老先生。寒暄之后，就畅谈起来了。可是这次的谈话，不是工商界的问题，而是解放区土地改革的问题。这个问题，还是黄任老先提出来的。他说：“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立了不世之功。日本投降之后，和平统一是中国人民一致的要求。要和平统一，对于地主的利益也应保护。但是，现在许多解放区的农民，正在起来分地主的土地，分地主的房屋，地主都被扫地出门。这样干下去，地主的生活被断绝，国家的和平统一也就受到破坏。李先生，你看这将怎么办？”维汉同志听了这一段话后，温和地说道：“地主特别是大地主利用其土地所有权，年年对佃农作超经济的剥削。如果说地主的土地是用货币买来的，那么，在高额地租之下，没有几年就会把买地的钱，全部收回，过此以后，地主每年从佃农身上刮取的地租，都是完全无偿的了。地主不仅对农民收刮地租，而且还有其他种种无偿劳动。地主对农业生产，一点都没有积极作用，甚至连买种子、买肥料、买农药的钱还要由整年从事劳动的农民负担。收成之后，地主的地租，在农产品的分配上，一般超过一半。地主因为剥取了地租，可以过着花天酒地、三妻四妾的腐烂生活；而农民呢，到春天就没饭可吃。任老，你看这种情况，中国的农业生产还能发展吗？中国人民还能实现和平团结吗？”任老说：“抗战期间，我听说解放区实行二五减租，这不是在承认地主地租的合法性吗？这不是团结地主与农民的好办法吗？”维汉同志说：“二五减租是为了团结抗日，那时的基本矛盾，是中国土地属于中国，还是属于日本。大敌当前，只要地主不当汉奸，就会得到农民的让步。现在，日本投降了，农村的基本矛盾，又回到土地属农民，让农民去发展生产，还是属于地主，让地主依然吮吸农民血汗，去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我在椅上坐了半天，只能听维汉同任老的交锋。上午几乎谈到十二点；双方同意下午再谈。到下午，江问渔、杨卫玉先开了口，他们片面地强调，地主买地收租等于人民在银行存款取息。我忍不住再沉静下去。我说：“根据资本主义制度，居民存款于银行，银行把其所收集的存款，借给工商企业，而从工商企业取得利息。银行把从工商企业所得利息的一部分，作为存款利息支付着存户，此中差额，就成为银行的收入。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剩余价值的分割。这种分割显然是剩余价值剥削的成果，银行显然也是在参加剥削。工商企业家把从银行贷得的资本用于生产和流通，更是明明在剥削。但是，这对于发展工商业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地主收刮地租，只在消费上、奢侈上起作用，因此，买地出租与在银行存款显然是有区别的，因此，把封建地租同存款利息混为一谈，是不合乎事实的。何况，佃农要从地主租得土地时，必须先交一定量的押金，这笔押金是无利息的；如果地主确曾用钱去买土地的话，实质上，押金就是补偿地主购地的资金，可以这样说，地主购地的资金在实质上是由佃农支付的，地主收到这笔押金，既可把土地租给佃农进行封建剥削，又可把这笔押金去放高利贷。事实明白证明，封建地主对农民进行双重剥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如果不推翻这个双重剥削的地主所有制，那怎能翻身呢？”后来维汉同志对任老等人说明，农民的土地改革，对地主还是有所照顾的，总不能让他们活活饿死，但地主分子必须以劳动为生，而不能继续以剥削农民为生。以维汉为首的我们三人，同以黄任老为首的四人，谈了一整天。论点都是尖锐的，是针锋相对的。但在措词上，都讲分寸，并不伤害感情。任老最后说，“我们对中共的土地改革在思想上是有抵触的。今天一整天的交换意见，对我们是一个启发。”
这是我第一次跟着李维汉同志同著名民主人士做统战工作。维汉同志在讨论中发言严肃而又温和，打中对方要害而又不使对方不至于无地自容。这一课，对我来说，真是受益不浅。
(《风狂霜峭录》，许涤新著，三联书店即将出版)
秦人路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