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结识王泗原先生在五十年代初，以后一直在一起从事有关语文的工作。依世风，可以称他为老同事，或近一些，熟朋友，但都不妥，因为前者太泛，后者太轻。应该称为畏友。拙作《负暄续话》有一篇提到他就是这样称呼的，那里说：“王先生是我的畏友。小畏是他的治学，深入而精粹，不吹吹拍拍，华而不实。大畏是他固执，严谨，有所信必坚持到底，有时近于违反常情也不在乎。畏，就因为有不少我认为可学的，我学不了。”其时他的大著《古语文例释》还没出版。可是《离骚语文疏解》早在三十年前就问世了，我读过，说他治学深入而精粹，根据的一部分就来自这本书。王先生写零碎文章不多，勤学少作，正是严谨的一种表现。但不是不作，而是有所作就重如泰山，甚至压到古人。如这本《古语文例释》就是这样，四十万言，用了四十多年的时间和精力，像是很慢，其实不然，因为分量太重。重，可以由两个方面看，一是不读书破万卷就写不出来，另一是有所论述，几乎都可以解前人之惑，成为定案。出版后给我一本，我打开看看，有知书之明，决定用较长的时间啃。暑中得暇，一共读了半个多月，勉强完了。想想，还是只能算作走马看花，并没往里钻。也不敢钻，因为，即如对于其中的有些则，确辨是非，就不只要思，而且要考，这就不能不往古籍的大海里跳。为学力和时间所限，我不敢跳，也就只好安于浮光掠影。但获得，或说深的印象，终归是有的。这所得，我想，对于想亲近或不得不亲近古典的人(数量不会很少)还会有些用。本诸“己欲达而达人”之义，写出来，用意可以说得形象一些，是：有谁想走上古典的征途吗？请先细心读读这本书，当作厉兵秣马，以免仓卒登程，碰到小小坎坷就摔倒在地。
二
谈起古典，那绝大部分是用文言写的，就不能不想到近年来吵嚷得很热闹的文言应该学不应该学的问题。反对学的声音很高。有意思的是，其中主要是两群人。一群，可以中学生为代表，有畏惧之心而没有理论，由实利或实情出发，觉得，如果语文课里没有文言教材，期考，升学考，就可以轻松得多。另一群是一部分语文学家，有理论，反对学文言，可是他们都是通文言的。声音很高，却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原因是还有杂色人等主张学文言，声音也不低。这是一笔胡涂帐，为心净，以不算为是。且说还有不参战的杂色人等，以出版社为例，据说印《唐诗三百首》可以赚钱，印新诗集一定赔钱，语云，有钱能使鬼推磨，于是就大量印古旧的。有人买，证明还有人看，这是胜于雄辩的事实。还有事实，是古典的库藏不只具在，而且丰富，其中全数有史料价值，也许不少于半数有欣赏价值，何况我们还要鉴往知来？可见躲开古典也不是容易的事。那就以此为根据，谈谈读方面的事。
读，意在求理解，或说正确理解，古今人都承认不容易。这难有多种，由小而大地粗略说说。首先是罕用字多，不认识。这困难不怎么厉害，可以请《中华大字典》之类帮助解决。其次是，字认识了，汇成整体还是面生，拿不准是什么意思；又，古人没受过文学革命的洗礼，不会用标点，于是常常断句也就成为难事。再其次来了大困难，是语言古今有别。别之一是符号相同而意义不一样，以《孟子》的“曳兵而走”为例，以今度古，解为拖着个战士往前走就错了，因为在古典中，兵是戈矛之类，走是逃跑。在读古典的困难中，词义变化是个大户，因为内容过于繁琐，如有的不变，有的变得多，有的变得少，还有的这里变，那里不变，真是一言难尽。这里还藏着个微细的，曰习惯说法，更不好办，如大父是祖父，不是大爸爸；有人叫门，开门一看，说原来是一位故交，可以，故人，也可以，说是故友，那就成为活见鬼了。再其次，以读《论语》为例，开卷第一句：“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我们大概会以为，这就是战国时期孔门弟子结集时的样子。其实不然。且不说字的形体，那时用篆书，现在是宋体铅字；试想，两千几百年，经过多次传抄，多次兵火，原样不变的可能究竟有多少呢？情势是不能不变。变，有可通的，如“贫而乐道”变为“贫而乐”；有不可通的，如“危斯举矣”变为“色斯举矣”(用商承祚说)。推想不可通的变会数量更大，怎么处理？常用的办法是校勘，以图复原。但这很不容易，弄不好就成为瞎子摸象，错上加错。还有偷懒或顺情说好话之法，是曲解，结果就成为，错的像是对的，更糟。最后还有真伪问题，如经有《尚书》(一部分)，子有《列子》，等等，是《洙泗考信录》《新学伪经考》一类书着重研究的，虽然题目太大，却也不是毫无关系。总而言之是，读古典，得确解，或说所知合于古，很不容易。对应之道，理论上有相对的两种，一种是知难而退，另一种是知难而不退；实际呢，既然要读，我们就只能知难而不退。过去，大量书呆子也都是走这条路的。
三
显然，办法只能是以今语解旧语，包括少数的改旧语。这花样很多，时间很长。货色太多太杂，难说；只好由厂家方面下手，举例谈谈梗概。就现存的文献说，这至晚始于孟老夫子，《滕文公下》篇引《尚书》“洚水警余”，怕当时人不懂，解释说：“洚水者，洪水也。”他不愧为亚圣，即如这一招，就很值得下笔故求艰深以显示不同凡响的后代不少人深思。言归正传，二百年之后，太史公写《史记》，引《尚书》，用了省事的办法，是径直改用今语，据袁宗道在《论文上》中所举，是：“畴改为谁，俾为使，格奸为至奸，厥田、厥赋为其田、其赋，不可胜记。”就在同时，或说其前及其后，出现了以今语解古语的最大户，曰作注解。操此业者是经师，其中有些还有光彩的职称，曰博士。这类人，专以两汉而论，早的，各立门户，如《诗》有齐、鲁、韩、毛(混合今古文，下同)，《书》有欧阳生、大小夏侯、孔安国，《春秋》有公羊、谷梁、左氏；晚的，渐渐改为兼容并包，如服虔、马融、郑玄之流。这方面的工艺也有不少花样，如解经为传，兼解经传为注，为笺，为解，为疏，以后经过唐、宋、清三个中兴时期，还有正义、解访、集说、疏证等名堂。作坊多，产量自然不会少，如果把《皇清经解》中的杂七杂八都算进去，数量就会更多。此外还要加上史、子、集三部的有注的书的大量的注，真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了。但这还苦于斩草不能除根，所以又生出一些不同性质的。一种是字书(包括韵书)，早的有《尔雅》《说文解字》《释名》《玉篇》等，中期有《切韵》《广韵》《集韵》等，直到现在案头常见的《辞源》《辞海》等，都是。另一种是特效药性质的，早的如《经典释文》，晚的如《读书杂志》《经义述闻》《群经平议》《古书疑义举例》，直到杨树达的《古书句读释例》，都是。还有一种是广泛从事训诂、考据的，如方以智《通雅》、黄生《字诂》《义府》、蒋礼鸿《义府续貂》之类是典型的。最后还可以加上量相当大的笔记、尤其读书笔记一类，如《容斋随笔》《困学纪闻》《少室山房笔丛》《日知录》《十驾斋养新录》等等，都是言不离故纸堆，也就是在那里以今语解古典。
时间长，人多势众，应该说，成就是很大的。但是并没有大到读古典的困难已经一扫光。原因很多。涉及的只是古典的一部分，甚至一小部分，一也。有些，诠释的人意见不同，是非难定，二也。其三更严重，是间或有失误，“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一般读者，尤其初学，就更难处理。但只要还想读，就不能不想办法。上好的办法只有一种，足以旧的诠释为拐棍儿，用自己的脚走，就是说，要培养自己的诠释和识别能力，以求渐渐地能够取是舍非。培养，也要有办法。过去是多读加眼观六路(看各家解说)，费力却只能如此。那是慢工出巧匠。能不能快些？有了王先生这本《古语文例释》，我可以答“能”，办法就是先细心读这一本。这样说是有原由的。
四
书名的“古语文”，指先秦两汉，具体说是始于《尚书》，终于《三国志》。这不是厚古薄今，是因为那时期的文献最难读，问题多而难解决。“例释”是简约的说法，求名实相副，应该说“误例正释”。说句玩笑话，王先生立论用的是吹毛求疵法，就是某书的某某同句，昔日某人的某种讲法错了，正解应该是如何如何。这样做，我觉得更有好处，以鉴定古画为例，用吹毛求疵法，如结论是不真，理由则可以各式各样，有的是画风不对，有的是题款不对，有的是图章不对，有的是纸张不对，等等，这样，漏洞见多了，眼力就会提高得更快。求疵，正误，不能瞎说，要有理由。这方面，王先生立论、举证，都求恰当而充分，乃理所当然，可不在话下；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兼指明发现错误、校正错误的“路子”，可谓以金针度人。这路子明显地表现在书的目录中。全书十三章，第一章谈语文的变改，第十三章谈后人模仿的失误，可以不计；中间十一章所举，都可以看作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路子。这些是：(1)据句法判断语意词义之疑难；(2)句法，虚词用法；(3)断句；(4)词义；(5)古音，同音假借；(6)文字；(7)章法；(8)篇；(9)书凡例；(10)校勘，考据；(11)名物。(共334则)与上面谈到的各家各种解说相比，王先生的讲法是化零为整，化片面为概括，化散漫为有条理，这对于初学，以及像我这样的半初学，都大有好处，那是，费力不很大而可以得到读古典的全面知识；还不只是知识，应该说，更重要的获得是萧规曹随，多多少少也能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能力，据我的体会，一半来自刚刚提到的路子，还有一半是来自体现在各条目中的透辟的识见和谨严的方法。这后一半，像是应该举些例以说明情况，可是碍难这样做，因为那要大抄，为作文规则所不许。不得已，只好走另一条路，以我的粗浅认识为依据，深追一下，这透辟的识见，谨严的方法(一切成就都是由这里来)，是否还有根源？我觉得有，那是博学之外，还坚守三个原则：一是保持古语文习惯的本然，二是合于人事和文事的情理，三是不违背逻辑的和谐性。这方面的深厚功底，王先生只是实行，并不说，在他是不吹吹拍拍；我呢，当仁不让，所以说了，只是不知道能否说到点子上。
五
介绍成就，大抄不行，略过不提也不行，要在两个不行之间挤出点办法。想想，决定用街头买物法，选自己比较需要、推想别人也会感兴趣的，简而又简地说说，以期能够以一斑显示全豹。依原书的次序选录。
(一)标点本《汉书·朱买臣传》：“及买臣为长史，(张)汤数行丞相事，知买臣素贵，故陵折之。买臣见汤，坐床上弗为礼。”我几年前编《文言文选读》，第三册选这篇传，就是照录标点本。王先生讲“见”的用法，指出应该这样断句：“买臣见，汤坐床上弗为礼。”我知道我是跟着错了。(原书66页、67页)
(二)《左传》僖公四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风马牛不相及，现在还常说，原意究竟是什么？旧解纷纭，今用囫囵吞枣。王先生举大量证据，解为：风，放也，是动词；相及是牝牡发生关系。这就合情合理了。(70页—72页)
(三)标点本《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王必无人，臣愿奉璧往使。城入赵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请完璧归赵。”王先生举出用词及事理的理由，认为应该这样断句：“王必无人，臣愿奉璧往，使城入赵而壁留秦。城不入，臣请完璧归赵。”六十年代初我们编《古代散文选》上册，也是“往使”后用句号，现在才知道，一错就是二十多年。(95页)
(四)七十年代末，我主持编注《古代散文选》下册，注章学诚《古文十弊》开头“余论古文辞义例，自与知好诸君书”的“自”字，参加工作的人理解不一致。我解为“自从”。有的人据《词诠》，认为应解为“虽”。最后只好和稀泥，注为：“〔自〕始。又一解，虽，与下文‘然’呼应。”现在读王先生书，有“自不与虽同”一则，举自的用例多种，证明没有等于虽的用法。我理解对了，只是凭感触，王先生有理据，所以不能不恨相见之晚。(126页一131页)
(五)同样的情况，我多年接触文言，总不赞成语句末尾的“焉”字等于“于是”的讲法，可是没有一举否之的兴趣和学力。现在读王先生书，有可以称为大举的讲焉的用法一则，其中一项就是“不同于是”。这一则长达两万言，我细读了，因为给我撑了腰，我就更不能不称叹。(167页—194页)
(六)句首的“越”字，如“越三日戊申”，有义无义，拿不准，王先生定为助词，无义，也算解决了一个小疑难。(202页、203页)
(七)古王侯自称“寡人”，杜预和朱熹都注为“寡德之人”，我过去作注也就这样人云亦云。王先生认为称寡称孤，不过是与万民对举，谦称为余一人而已。细想想，还是王先生的讲法合乎情理。(271页、272页)
(八)“为戮”，古书中常见，过去总以为是被杀。王先生举大量证据，说是“为罪人”之意，很对。(275页一278页)
(九)《论语·述而》：“自行束<SPS=1444>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束<SPS=1444>，从宋人注，都说是敬师的礼物，干肉。王先生根据古注及其他证据，说束<SPS=1444>应解为束带修饰，代表年十五，所以行束<SPS=1444>以上就是行年十五以上。这样拨乱反正，推想孔子如果有知也会很高兴，试想，译为“只要礼物不少于金华火腿，我就教”，不是往“有教无类”的孔子脸上抹黑吗？(案《义府》卷上“束<SPS=1444>”条亦有此说，较简。)(287页—292页)
(十)《楚辞·卜居》：“吁嗟默默兮，谁知吾之廉贞？”默默，王先生认为同于嘿嘿、墨墨等，是混浊不清的意思，不是沉默不言。可谓辨析入微。(306页—313页)
(十一)《史记·魏公子列传》：“公子引侯生坐上坐，遍赞宾客。”赞，过去几乎都解为赞扬，难通，只好曲为之说。王先生解为见(进见，自见)，赞宾客即见宾客于侯生。赞还有引申义，是称说，明乎此，史书篇后的“赞曰”也就好讲了。(329页—336页)
(十二)欧阳修的“修”本当作“<SPS=1444>”，长义，所以字永叔，甚是，只是因为错得时间太长了，就积非成是。这虽然关系不大，可是能够知道这位文忠公的本然，总值得一喜吧？(358页一362页)
为篇幅所限，只能这样拔九牛之一毛。真要窥探其中的宝藏和奥秘，就要用《庄子·养生主》中庖丁的办法，先对全牛，然后解牛，即找一本，一句一句地耐心读是也。
六
依世风，也要说说不足的一面，以表示不偏不倚。但这很难，因为王先生的学风是严谨，恪遵绳墨，磨砖对缝，还想从中找点缺漏就不容易了，何况我的学力，以及在这本大著上用的功夫，都有限。但应制文还是不得不作。挖空心思，只想到两点：一是有极少数讲法，可信的程度差些，应该说是可商；二是有极少数讲法，像是证据还不够充分，应该再补充些材料。
前者，可以举以下几则为例：
(一)457页“诗鸡鸣所咏者何”一则，“匪鸡则鸣，苍蝇之声”，王先生说：“窃以蝇字乃<SPS=2255>之误。苍蝇即今语青蛙。蛙声阁阁，似鸡鸣也。”案此说始于明朝晚年焦<SPS=1319>，《义府》卷上“苍蝇之声”条说：“焦澹园谓，蝇字乃<SPS=2255>字之误，诚然。”以下引《汉书·王莽传》“紫色<SPS=2255>声，余分闰位”，并进一步说《诗经·小雅·青蝇》的蝇也是<SPS=2255>之误。但这种说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不同意，说是“穿凿附会”。其后，钱熙祚还举出理由驳：“《齐风》‘苍蝇之声’末章明言‘虫飞薨薨’。《小雅》‘营营青蝇’，《传》：‘营营，往来貌。’《说文》作‘营营’，训小声也。郑《笺》云：‘蝇之为虫，污白使黑，污黑使白。’其为蝇可知。焦澹园谓《鸡鸣》之蝇乃<SPS=2255>字，荒经蔑古，明人恶习。黄氏反引《王莽传》‘紫色<SPS=2255>声’以证之，并欲改‘青蝇’之‘蝇’。<SPS=2255>非上树之物，而云止棘、止樊、止榛，岂非笑柄？”(《义府跋》)可见这说法还有争论，所以可商。
同样情况是342页“<SPS=1966>以写龙，凿以写龙”一则，王先生说凿是酒器，<SPS=1789>之误，也可商。因为还有另外的猜测，见于《义府续貂》，说是蔽膝，黻之误。
(二)40页“汉高之法三章是否杀人伤人及盗”一则，王先生主张三章，一是杀人者死，二是伤人及盗抵罪，三是余悉除去秦法。这也可商，因为法是要守的，犯则治罪，余悉除去秦法用不着守，也无所谓犯，与杀人、伤人、盗的性质不同。
(三)26页“子所雅言章旧读误”一则，王先生说应该这样断句：“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这样变，意思与传统读法无别，只是感到，一，念到诗书那里站不住，二，“皆”字有点突如其来。至于王先生提到的疑难，“若以‘所雅言’统诗书礼，则‘皆雅言也’为赘辞”，似乎同一意思重复说，古书中并不罕见。
后者，可以举以下两则为例：
(四)323页“主臣之语旧解多误”一则，王先生说谁都讲不清楚的“主臣”乃“臣以”之误。但古书中“主臣”的说法不一见，何以“臣以”都误成“主臣”？又，“臣以”并不是处处可通，如马融《龙虎赋》的“莫不主臣”就代不进去(王先生说是“必为讹字”)。总之，虽可备一说，却终嫌证据不够充分。
(五)321页“除某官之除1日解误”一则，王先生说“窃谓除某官之除乃阶除义之引申”。是否如此？总感到再加些证据才好。
最后说几句跳到圈外的话。这年头，按部就班上学，读，死心塌地求知，如还有些人，是愚公，因为费力很多，或有失而无得；在古典的大海中求知，并想考辨，解决一些疑难，为后学铺路，如王先生，是超级愚公，因为常常是，用千钧之力，所得也许只是沧海之一粟。但山总是愚公移的。由成就方面看，王先生这本《古语文例释》就是移了山。现在人都忙，忙于求或忙于看，惟恐其结果就连有移山之举也不知道，所以我偷闲写了以上这些，用意是提醒一下，至少是与古典有较多关系的，不要“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才好。
(《古语文例释》，王泗原著，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八月第一版，7.45元)
张中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