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文学运动一开始，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里面，已经批判了“今之‘文学大家’，文则下规姚、曾，上师韩、欧”，这实际上就是指桐城派；还批判了以陈三立为代表的“今日‘第一流诗人’”，实际上就是指江西派；还指出“骈文律诗乃真小道耳”，实际上就是指“选学”。胡适这篇文章的正面主张，所谓“文学改良八事”，看来似乎也平常，然而一发表出来震惊一世者，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同时批判了当时统治文坛的三大权威流派。
但是，胡适的批判，还不是很尖锐的。他只说不该模仿姚、曾(以及一切古人)，不该制造假古董；至于姚、曾本人如何，他没有说。他只说施耐庵、曹雪芹为文章正宗；至于过去一向被奉为正宗的明之前后七子和归有光，清之桐城派，地位又该怎样摆法，他也没有说。《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发表胡适此文，主编陈独秀加了简短的案语，指出“施、曹价值远在归、姚之上”，这是把胡适的锋芒磨利了一些。
紧接着《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上，陈独秀自己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便明确点出当时统治文坛的三大流派的名字，施以抨击：
今日吾国文学，悉承前代之蔽。所谓桐城派者，八家与八股之混合体也。所谓骈体文者，思绮堂与随园之四六也。所谓西江派者，山谷之偶像也。
他特别着重批判了桐城派，把桐城派三祖方、刘、姚，和明代的前后七子，以及桐城派所尊奉的明代的归有光，并称为“十八妖魔”。他指出：
此十八妖魔辈，尊古蔑今，咬文嚼字，称霸文坛，反使盖代文豪若马东篱，若施耐庵，若曹雪芹诸人之姓名，几不为国人所识。若夫七子之诗，刻意模古，直谓之抄袭可也。归、方、刘、姚之文，或希荣誉墓，或无病而呻，满纸之乎者也矣焉哉，每有长篇大作，摇头摆尾，说来说去，不知道说些甚么。
这里面，对于七子，还只是简单地指出他们模古抄袭。对于桐城派，则是从他们文章的内容上的“希荣誉墓”，“无病而呻”，到形式上的“摇头摆尾，说来说去，不知道说些甚么”，全面地给以批判，语气特别激愤。这就给整个新文学运动对桐城派的批判定下了基调。
同在《新青年》这一期上，发表了钱玄同致陈独秀函，热情支持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认为：
具此识力，而言改良文艺，其结果必佳良无疑。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虽然，得此辈多咒骂一声，便是价值增加一分也。
这是比胡适、陈独秀更为鲜明的战斗的姿态。“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这八个字，是钱玄同的一大发明，从此成为新文学运动者通用的语言，而为桐城派人士和骈文家们所痛心疾首。
钱玄同自己也很看重这个发明，以后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几乎每次都要重申。例如：
惟选学妖孽所尊崇之六朝文，桐城谬种所尊崇之唐宋文，则实在不必选读。(学周秦两汉者，其人尚少。间或有之，亦尚无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之臭架子，故尚不讨厌。)(致陈独秀函，载《新青年》第三卷第五号“通信”栏)
而彼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方欲以不通之典故，肉麻之句调，戕贼吾青年。(致胡适函，载《新青年》第三卷第六号“通信”栏)。
玄同对于用白话说理抒情，极端赞成独秀先生之说，亦以为“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
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此等论调，虽若过悍，然对于迂谬不化之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实不能不以如此严厉面目加之。(同上)
除了那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要利用此等文字，显其能做“骈文”“古文”之大本领者，殆无不感现行汉字的拙劣，欲图改革，以期便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载《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
有的读者来信批评他：“不赞成则可，谩骂则失之；如‘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是不免无涵蓄。”(南丰美以美学基督徒悔：《文字改革及宗教信仰》，载《新青年》第四卷第六号“通信”栏)钱玄同在文末加了答语，断然拒绝了这个批评道：
至于“桐城派”与“选学家”，其为有害文学之毒菌，更烈于八股试贴，及淫书秽画。……此等文章，除了谩骂，更有何术？鄙人虽不文，亦何至竟瞎 了眼睛，认他为一种与我异派之文章，而用相对的论调，仅曰“不赞成”而已哉？
钱玄同在“五四”运动之后，逐渐脱离现实的斗争，退为宁静的学者，但是他的坚决反对桐城派和“选学”的立场，却一直未有改变。一九三四年他作自嘲诗，次联云：“推翻桐选驱邪鬼，打倒纲伦斩毒蛇。”所谓“邪鬼”仍是“妖孽谬种”之意。他将这首诗抄寄给周作人看，对这一联自评云：“火气太大，不像诗而像标语，真要叫人齿冷。”(见周作人：《过去的工作·饼斋尺牍》)用这种自嘲的口气来说话，可见他实在很自喜，明知可能被人嘲笑，亦在所不辞。
钱玄同诗句将“桐选”与“纲伦”相提并论，这也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者的共同认识。他们反对桐城派和“选学”这些旧文学的斗争，是同反对儒家的“三纲五常”旧道德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早在一九一七年，钱玄同已经说过：“比来忧心如焚，不敢不本吾良知，昌言道德文章之当改革。”(《论应用之文亟宜改良》，载《新青年》第三卷第五号“通信”栏)道德之改革就是打倒纲伦，文章之改革就是推翻桐选。
二
上述胡、陈、钱对桐城派的批判，发难之始，自然都还比较笼统。《新青年》上接着便有傅斯年出来，对桐城派作了深入的分析：
今世流行文派，得失可略得言。桐城家者，最不足观，循其义法，无适而可。言理则但见其庸讷而不畅微旨也，达情则但见其陈死而不移人情也，纪事则故意颠倒天然之次序以为波澜，匿其实相，造作虚辞，曰，不如是不足以动人也。故析理之文，桐城家不能为，则饰之曰：文学家固有异夫理学也。疏证家之文，桐城家不能为，则饰之曰：文章家固有异夫朴学也。抒感之文，桐城家不能为，则饰之曰：古文家固有异夫骈体也。举文学范围内事皆不能为，而忝颜曰文学家，其所谓文学之价值，可想而知。故学人一经瓣香桐城，富于思想者，思力不可见；博于学问者，学问无由彰；长于情感者，情感无所用；精于条理者，条理不能常。由桐城家之言，则奇思不可为训，学问反足为累。不崇思力，而性灵终必泯灭。不尚学问，而智识日益空疏。托辞曰“庸言之谨”，实则戕贼性灵以为文章耳。桐城嫡派无论矣，若其别支，则恽子居异才，曾涤笙宏才，所成就者如此其微，固由于桎梏拘束，莫由自拔。钱玄同先生以为“谬种”，盖非过情之言也。世有为桐城派辩者，谓桐城义法，去泰去甚。明季末流文弊，一括而去之。余则应之曰：桐城遵循矩<SPS=0264>，自非张狂纷乱者所可诃责，然吾不知桐城之矩<SPS=0264>果何矩<SPS=0264>也？其为荡荡平平之矩<SPS=0264>，后人当遵之弗畔；若其为桎梏心虑戕贼性情之矩<SPS=0264>，岂不宜首先斩除乎？(《文学革新申义》，载《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
傅斯年这样的分析，最足以显示出“五四”时期对桐城派的批判，是有历史渊源的。
原来，对桐城“义法”的批判，不自“五四”时期始。早在乾嘉时代，钱大听就引用王若霖的话，指出方苞是“以古文为时文，以时文为古文”，认为这两句话“深中望溪之病”。(《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一·跋方望溪文》)钱大听又曾批判方苞的“义法”“特世俗选本之古文，未尝博观而求其法，法且不知而义于何有”，断言方苞“乃真不读书之甚者”。(《潜研尝文集卷三十三·与友人书》)
鸦片战争以后，早期改良主义者起来，对桐城派“义法”的批判更展开了。例如冯桂芬说：
蒙读书为文三四十年，所作实不少，而才力<SPS=1474>靡不能振，天实限之，亦何敢侈口论文？顾独不信义法之说。……文之佳者，随其平奇浓淡，短长高下，而无不佳。自然有节奏，有步骤，反正相得，左右咸宜，不烦绳削而自合，称心而言，不必有义法也；文成法立，不必无义法也。(《显志堂稿卷五·复庄卫生书》)
着重批判了“义法”的桎梏作用，响起了文学要求解放的新声。
另外，沿着钱大昕的路子，继续批判桐城派“义法”实是八股文之法的，则有如蒋湘南。他对桐城派三祖方苞、刘大<SPS=0591>、姚鼐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他指出这三家文章之所以成为变相的八股文，病根在于他们取径不广，只晓得追随唐宋八大家，而且只是明代八股文家所选的唐宋八大家：
八家者，唐宋人之文，彼时无今代功令文之式样，故各成一家之法。自明代以八股文为取士之功令，其熟于八家古文者，即以八家之法，就功令文之范。于是，功令文中钩提伸缩动宕诸法，往往具八家遗意，传习既久，千面一孔，有今文无古文矣。豪杰之士欲为古文，自必力研古文，争胜负于韩柳欧苏之外，别辟一径，而后可以成家，……今三家之文，仍是千面一孔之功令文，特少对仗耳。以不对仗之功令文为古文，其所谓法者非也。(《游艺录卷下·论近人古文》)
这是很精辟的论述，清理出一条文学史的谱系：就是唐宋八大家至明代而与八股文联姻，至清代而生产出桐城派。可见后来钱玄同的“谬种”二字之评，实在不是随便下的。不仅如此。蒋湘南还从内容方面指出：
夫文以载道，而道不可见，于日用饮食见之，就人情物理之变幻处阅历揣摩，而准之以圣经之权衡，自不为迂腐无用之言。今三家文误以理学家语录中之言为道，于人情物理无一可推得去，是所谈者乃高头讲章中之道也，其所谓道者非也。(同上)
这仍然是钱大昕以来对桐城派的批判的深化，因为八股文(功令文)并不只是形式，更重要的还是它的内容，它所载的本来就是理学家语录中之道，高头讲章中之道。蒋湘南还用“奴、蛮、丐、吏、魔、醉、梦、喘”八个字来形容桐城派(见《七经楼文钞卷四·与田叔子论古文书》)，更是穷形尽相。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五四”之前，桐城籍的旧派文人当中已有痛斥桐城派的，其人名曰陈澹然，字剑潭。据汪辟疆回忆：
余于宣统初元屡见之宣南，大骂桐城派，又语余曰：“桐城文，寡妇之文也。寡妇目不敢邪视，耳不敢乱听，规行矩步，动辄恐人议其后。君等少年，宜从《左》《策》讨消息，千万勿再走此路也。”(章士钊《论近代诗家绝句·陈剑潭》附汪辟疆注，载《江海学刊》一九八五年第四期)
这位陈先生并没有什么新的政治思想文化思想，连他都这样痛感桐城“义法”有如束缚寡妇的礼法，谆谆教导非桐城籍的后辈青年千万不要再走这条路，这本身就表现出桐城派的存在已经丧失合理性了。
前引傅斯年的一段话，可以说是乾嘉以来对桐城派的批判的一个完整的总结。他以清楚的条理，严密的逻辑，论证了桐城派“义法”在说理、抒情、记事各方面，也就是文章作用的一切方面，如何桎梏心虑，戕贼心情，如何束缚住作者的手脚，会形成什么样的恶果，而又惯作哪些饰词，特别指出桐城派一向自矜的“矩<SPS=0264>”正是“宜首先斩除”的，桐城派之所以为“谬种”正是谬在这里。这种批判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把乾嘉以来对桐城派批判的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五四”时期对桐城派的集中批判，乃是乾嘉以来文学力求解放的历史趋势的一个必然发展。
三
“五四”时期不能不对桐城派进行激烈的批判，还有政治上文化上的现实原因。
首先是辛亥革命失败的刺激。例如钱玄同不止一次回顾他自己从旧垒中来，反戈一击的道路。他说，他在一九○三年以前，固然纯粹是清朝科举教育下的少年，有全套的封建思想。
就是从一九○四年到一九一四(民国四年)这十一年间，虽然
自以为比一九○三年以前荒谬程度略略减少，却又曾经提倡保存国粹，写过黄帝纪元，孔子纪元，主张穿斜领古衣；做过写古体字的怪文章；并且点过半部《文选》；在中学校里讲过什么桐城义法。(《新青年》第五卷第六号“通信”栏载陈大齐《保护眼珠与换回人眼》附钱玄同答语)
原来对于“选学”和桐城派，他都不是外行。可是，自袁世凯称帝以来，辛亥革命一连串的失败启发了他：
玄同自丙辰春夏以来，目睹洪宪皇帝之返古复始，倒行逆施，卒致败亡也；于是大受刺激，得了一种极明确的教训。知道凡事总是前进，决无倒退之理。……吾自有此心理，而一年以来，见社会上沉滞不进之状态，乃无异于两年前也，乃无异于七八年前也，乃无异于十七八年前也，乃无异于二十年前也。质而言之，今日犹是戊戌以前之状态而已。故比来忧心如焚，不敢不本吾良知，昌言道德文章之当改革。(《论应用之文亟宜改良》，载《新青年》第三卷第五号“通信”栏)
这就是说，现实的教训使人们认清了，桐城派是整个旧社会旧文化的一部分，是旧的反动政治的条件或滋生土壤，并且常常成为反动政治的一种工具。所以在改革者这一面，他们推进改革反对倒退的大业当中，必然要包括批判桐城派的斗争。
其次是桐城派人士在当时的现实表现。关于这方面，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说得很详细：“初〔林〕纾论文持唐宋，顾亦未尝薄魏晋。及入〔北京〕大学，桐城马其昶、姚永概继之；其昶尤〔吴〕汝纶高第弟子，号为能绍述桐城家言者，咸与纾欢好。而纾亦以得桐城学者之盼睐为幸；遂为桐城张目，而持韩柳欧苏之说益力！既而民国兴，章炳麟实为革命先觉；又能识别古书真伪，不如桐城学者之以空文号天下！于是章氏之学兴，而林纾之说炽！纾、其昶、永概咸去大学；而章氏之徒代之。纾愤甚！《与姚永概》书曰：〔引文略。大要詈章炳麟为‘庸妄巨子’。——舒芜〕益卑之无甚高论，而持唐以前之古为不可法，立说与前殊矣！既不得志于大学，会徐州徐树铮为段棋瑞谋主，以北洋军人魁桀，盗国之钩，自谓有文武才，喜谈桐城学；以纾三人文章尊宿，遂引之入所办正志学校。一时言桐城者咸得皈依，而纾尤倾心焉，其撰《徐氏评点古文辞类纂序》曰：‘……吾友徐君又铮崇礼姚氏全集，已一一加墨；且集诸家评语标之眉间，间亦出以己意。又铮韬钤中人，而笃嗜古文如此！较余之驽朽为甚矣。……其刊成是篇，益发明古人用心所在，用以嘉惠后学。呜呼！天下方汹汹！又铮长日旁午于军书，乃能出其余力以治此；可云得儒将之风流矣！’其所以推姚氏学者甚矣！顾徐树铮军人干政，时论不予，而纾称为儒将，或者以莽大夫扬雄《剧秦美新》比之，惜哉！……
“未几，绩溪胡适自美国可伦比亚大学卒业归，倡文学革命之论，蕲于废古文，用白话；以民国七年入北京大学为教授，陈独秀、钱玄同诸人和之，斥纾三人为桐城余孽。纾心不平，作小说《妖梦》《荆生》诸篇，微言讽刺，以写郁愤。又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书曰：〔引文略。——舒芜〕是时胡适之学既盛，而信者寡矣！于是纾之学，一绌于章炳麟，再蹶于胡适。会徐树铮又以段棋瑞为奉直联军所败，纾气益索！然纾初年能以古文辞译欧美小说，风动一世；信足为中国文学别辟蹊径。独以不晓时变，妹妹守一先生之言；力持唐宋，以与崇魏晋之章炳麟争；继又持古文，以与倡今文之胡适争；丛举世之诟尤，不以为悔！殆所谓‘俗士可与虑常’者耶！”
钱基博这位学者，无论如何不会有分毫的偏袒新文学运动的嫌疑，他这大段的叙述和分析，是比较公允可信的。从中可见，当时桐城派人士，特别是林纾，自己要站在文学进步过程的对立面，站在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自己要依附当时声名狼藉的皖系军阀，特别是吹捧政治上臭不可闻的屠夫徐树铮，想借刺刀来维护桐城派，镇压新文化(林纾的小说《荆生》《妖梦》赤裸裸地表现了这种愿望)，这就理所当然地激起了新文学运动对他们的忿怒声讨。只是钱基博说胡适、陈独秀、钱玄同诸人斥林纾、马其昶、姚永概三人为桐城余孽，这一点不太符合实际。胡、陈、钱的言论中从未说过“桐城余孽”的话。陈独秀还曾指出：
林老先生自命为古文家，其实从前吴挚甫先生就说他只能译小说不能做古文；现在桐城派古文正宗马先生也看不起他这种野
狐禅的古文家；至于选派文家更不消说了。(《新青年》第七卷第三号“通信”栏载臧玉海《林纾与育德中学》附陈独秀答语)
可见对林纾的态度是与对马、姚不同的。真正的桐城正宗看不起林纾，而林纾却引桐城派以自重，这也是事实。况且当时社会上被认为桐城派的还有不少，例如严复、王树<SPS=0513>、贺涛等人，都是非桐城籍的，桐城籍的则尚有姚永概之兄姚永朴，吴汝纶之子吴<SPS=1816>生，等等，总之他们还是能够组成一个阵容，并不像钱基博说的只是寥寥三个人而已。不过，桐城派正宗文人也未尝不想联络利用林纾。章炳麟对桐城派估价不高，对林纾尤其鄙视。他说：
并世所见，王<SPS=1816>运能尽雅，其次吴汝纶以下，有桐城马其昶为能尽俗，(萧穆犹未能尽俗)下流所仰，乃在严复、林纾之徒。(《与人论文书》)
章炳麟特别瞧不起的是林纾“浸润唐人小说之风”，“与蒲松龄相次”，这与桐城派正宗的看法同是一个偏见。但是他看出林纾为“下流所仰”，换个褒义词来说，就是群众影响大。桐城派正宗文人同样会看到林纾的这个价值，加以他捍卫桐城派又是如此积极，这就是他们不能不联络利用林纾的原因。可惜林纾捍卫桐城派，除了无限的积极性之外，实在说不出任何像样的道理。他的一篇文章郑而重之地以《论古文之不当废》为题，里面却说：“知腊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自有其不宜废者。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则嗜古者之痼也。”一出马便宣告自己的理绌辞穷了。
于是，桐城派在“五四”时期的现实形象，便是仗着“两杆子”来把守大门：一是国人皆曰可杀的徐树铮的枪杆子(他另一只手也拿着批点《古文辞类纂》的笔杆子)，一是行家所轻视的理绌辞穷，胡搅蛮缠的林纾的笔杆子(他也恨不得亲手拿起枪杆子)。今天稍有科学和民主精神的论者，都应该承认当时新文化运动者说的“桐城谬种”，已经是很克制的说法。
(未完待续)
舒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