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结束了昭和时代，改元“平成”。这两个汉字在中国的《尚书》中连成一句话：“地平天成”。我由此想起幼年读的古书有一部便是《书经》，即《尚书》。那是大人要我读的，不是我自己要读的。过了几十年，老了，足不出户，看不到新书，想起古书。忽然觉得《尚书》和《旧约》这两部书似可归于一大类。两书不仅都是“圣经”，而且同样都既是历史书，又是文学书。因为记的是历史，但不全是录音报道，不仅有加工，恐怕还有虚构。外国的不说，谈谈《尚书》。这书是些“典、谟、训、诰”政治文件，像档案。文字很难懂，不知有没有今译(外文的不算)。不过仗着小时候背诵过词句，还记得大意，只翻翻手头的“白文”本，不去查注疏也能胡乱说几句，当然未必正确，只是闲谈。
开头的《尧典》、《舜典》、《大禹谟》三篇中，我觉得有意思的是作者所描述的御前会议。如果作为古人构拟的文学作品，这也许可以算是我国最古的戏剧片断吧？共三幕，第一幕有两场。
帝尧要选人任命，召开御前会议。第一位大臣推荐“胤子朱”，即尧的儿子丹朱。尧指出缺点，反问一句“可乎？”(能行吗？)否定了。再要求推荐。有人举共工，或许就是触不周山的那位，但书中说的仿佛是有功的工程师。他也被尧指出缺点，又否定了。于是尧说出当前的急务是治理洪水。大家都说：“於(wu)！鲧哉！”尧又说鲧不行。有人提议说：“试可乃已。”(不妨试他一试嘛。)“帝日：往！钦哉！”(去吧。可要好好干啊！)结果是九年也没成功。
接下去是第二场戏。尧又提出说：“朕(我)在位七十载”，要四岳接班。岳说自己不行。尧又说：“明明扬侧陋。”他要求到基层去找知名度还不高的人。于是有人提出民间一个单身汉虞舜。尧说：“俞(不错)，予闻。如何？”他听说过，但不知究竟怎样。大臣说，舜是“瞽子，父顽，母<SPS=0171>，像傲”，父、母、弟弟都很坏，可是他处得很好。于是尧说：“我其试哉。”把女儿嫁给舜，招做驸马，大概是要看他对妻子怎么样。选大臣，当皇帝，为什么要看他家里怎么样呢？想来那时所谓帝还不过是个酋长。家和族相连，族以家为细胞。发展成为部落时也还是这样。现在考古发掘出来的上古住宅地基可以作证。上古时“治国”必先“齐家”，大概就是这场戏的素材和背景吧？
接下去是《舜典》，是第二幕，气派就大了。尧用了舜，不但要他做官看成绩，又另给一次考验。“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那时不仅没有天气预报，也没有地图和指南针，能在暴风雨中不迷失方向是很不容易的。在上古生活还靠狩猎牧畜时这又是必要的本领。家庭、官职、暴风雨三场考试通过了。尧让位。舜不受，实际上掌了大权。尧死了，“百姓如丧考妣。”舜要任命大臣，又开御前会议，一一推荐，一一任命。
再接下去是《大禹谟》，是第三幕，气派又不一样。其中有一些统治格言，不妨摘抄几句容易懂的。“任贤勿二。去邪勿疑。疑谋勿成。百志惟熙(安定)。罔(不要)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SPS=0133>(违背)百姓以从己之欲。”当舜要让位给禹时，禹又谦让说自己德行不够，“民不依。”他推荐皋陶(yao)继位。舜称赞皋陶。皋陶又归功于舜。他是司法之官，说了一通量刑原则：“罚弗及嗣(子孙)。赏延于世(后代)。宥过(无心过失)无大。刑故(故意犯罪)，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照现在说法，这能不能算法治？舜最后还是选中了禹，夸他说：“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你不吹自己，不骄傲，天下没有人跟你争了。)又表示决心说：“联(我)言不再。”禹还要求以占卜决定。舜说：“联(我)志先定，询谋佥同，鬼神其依，龟策协从。”禹仍磕头“固辞”。舜不准。于是禹召开大会，宣誓就职了。
看来这些都像是演戏，像仪式，活灵活现。这和美国的竞选总统大不相同。尧、舜和华盛顿、林肯毕竟不一样。不同的还不仅是时代吧？禅让的传说好像是中国独有的。
二、三“王”的传统
顾亭林(炎武)的《日知录》从前读过，现在不大记得了。顾氏生当明末清初，讲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他读古书，作考据，都是为的“经世”，开一代之风气，人品学问不愧为清初第一流。但也不能因此就说他的思想没有迂腐之处，对他的书不能提出问题。试钻一孔，研磨一下。
在《朱子晚年定论》一条中，顾老先生说过一段话常被引用：“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余年之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之良知也。”单就这段话而论，他提到三个姓王的，着重的是末一个，明代的王阳明。“百有余年”指的是到明末“王学”还没有消灭。这暗示明朝之亡，王阳明提倡“致良知”要负责任。这不是讲哲学而是论政治了。
这三个姓王的有没有什么共同点？为什么顾亭林这样着重又用这样的口气责备？
晋朝的王夷甫(衍)自来就挨骂。“清谈误国”就是由他而起。“清谈”的特点，一是不依书本，二是脱离实际。古时士大夫如果这样，那当然对天下(即朝廷)之亡要比匹夫负更大责任。司马昭的后代自相残杀，要王衍负责。谁叫他作大官？
王介甫(安石)是宋代的政治改革家，古时一向挨骂多于受捧，近几十年来才翻了身。他的“新说”和失败的“新政”相连，无人继承。他解说文字，自作主张，又说过“祖宗不足畏”之类的话，显然离经叛道。他写百把字的《读孟尝君传》，说好客的孟尝君只是“鸡鸣狗盗之雄”。这把什么“赛孟尝”、“小孟尝”都驾了，可见他不但不尊圣贤，也不管民间流行意见。所以小说中给他一个绰号“拗相公”。他是政治家，好像和王衍的清谈不一样，可是那两个特点还是相似。不顾古书的教导，不顾实际能否成功，以致新政失败，新说失传，当然也得对北宋之亡负责。亏得还有几篇文章列入“唐宋八大家”，著书没烧掉，否则连名声也传不下来，后世无从平反了。
王伯安(守仁)或王阳明，既是政治家，又是哲学家，在明代后半名声很大。“王学”和明朝之亡连系在一起，于是挨骂。但传入日本，到明治维新时又被提出，那以后在中国也略有起色，可是不久又下降。他提倡什么“良知”，或说良心，又反对“格物”，胆敢和明朝皇帝本家朱熹唱反调，当然要倒霉。他自己不大著书，门人记下了他的语录，可见他受佛教禅宗语录影响，“直指本心”，不要书本，自然决非儒家正宗。由此看来，这一“王”也是不依书本又脱离实际的空谈家，当然要被认为他招致亡国的罪过比明朝的皇帝和太监更大。
顾亭林既信古书，考古音，又讲实际，著《天下郡国利病书》，还好和那三“王”针锋相对。不难看出，双方正是古来思想传统中的两条线(不是“路线”)。一条线的祖师应当是孔、孟。另一条线的祖师未必是老、庄。说不定齐国稷下的邹衍夸夸其谈是“清谈”的祖师，但不知要不要他对齐国之亡负责？
稍微一想又有点奇怪。那不依书本又不讲实际的三“王”固然和晋、宋明的衰弱和朝廷之亡有些连系，可是又信书本又讲实际的顾老先生和从孔、孟以来的这条线上的许多人的成功又在哪里呢？历朝开国成功的，从秦始皇、汉高祖到朱元璋、皇太极，哪一个是信书本的呢？他们讲的是什么实际呢？王衍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王安石的新政为什么失败？王阳明是书生却又会打仗。打的对象也许不对，可是打胜了。他得罪皇帝几乎被打死，立了大功还差一点因立大功而得大罪，并未受到重用。明朝衰亡是由于用他还是由于不用他？若说他讲“良知”、良心，引坏了老百姓的心，那是不是说，明末农民起义倒是由于他的哲学呢？至于三“王”共有的“清谈”、空谈、别扭等等究竟是怎么回事？究竟什么是“实际”？读书倒底应该像顾亭林那样，还是像王阳明那样，还是另有途径？是不是谈者有罪而行者无妨？
偶然想起《日知录》，随手记下一点疑问。
读书小札
金克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