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类似乎从来没有像二十世纪这样深陷于两难处境之中，面临决裂与选择的双重痛苦。
　　人是什么？艺术是什么？艺术与人是一种什么关系？现代艺术与现代人的关系如何？人何以能够在现代社会心与物尖锐分裂对立之中，达到自身灵魂的拯救？这些问题，紫绕诗人与哲人的心怀，苦恼着每一颗骚动的魂灵。
　　现代著名分析心理学家荣格(C.G.Jung，一八七五——一九六一)在其《寻求灵魂的现代人》(Modern Man in Searchof a Soul)中对现代人的精神苦闷和灵魂痛苦极为关注。荣格没有简单地去寻找一条弥合现实与理想分裂冲突的中介，相反，从自己的理论体系出发，他将现代人人格问题以及艺术的超越功能统统放入文化这一大范围中来谈，通过集体无意识、人格心理类型、原始意象、神话原型等命题的深入讨论，指出神话作为一个民族的活的宗教，作为现代艺术、科学、哲学、宗教的起源，是人类精神现象的原初整体表征，是原始人类的灵魂所在。而历史发展到科技发达的今天，技术至上造成了神话的退位和隐遁，人类鲜活的灵魂丧失了，现代人自身异化而成为科技的附庸，从此陷入没有终结的苦痛的精神分裂之中。要使人重新寻觅到自己的魂灵，荣格呼唤神话，希冀借此补偿西方现代文明所带来的心理失调，使现代人重返自己的故乡。
　　　
　　二
　　　
　　艺术是人生的梦，这是荣格特别提出的。他的文艺思想的真实意图并非指明艺术的升华性这一事实，而是透过文艺展示出现代人的根本处境，并为其寻觅一条拯救之途。在他看来，正因为现代人对现代文明的深深失望，对现实生活的“不满足”，才导致人们周期性地从尘世抽身出来，远离尘嚣，返回艺术之梦中的集体无意识，并在那里寻觅到能够满足自己精神需要的东西。
　　现代人把自己的人格面具极度片面发展，以致他自身已经异化为一个丧失自主性、一个几乎完全按社会舆论和传统行事的机器人。其结果是他逐渐变得沉闷乏味，心不在焉、牢骚满腹、急躁易怒、抑郁寡欢。而当他通过艺术，使自己从喧嚣的尘世退却出来，沉浸在一种艺术梦幻的静谧遐思中时，他就回归到人类集体的神话原型中，并目睹了自己本真的风貌，看到了庸俗虚伪生活的窒息性，从而卸下了自己用来逢迎社会的刻板面具，在自己的无意识深处发现了隐蔽的富藏。这样，当他重返日常生活时，他获得了新的生命活力，变得朝气蓬勃、精力充沛，成为一个富于创造力和自主性的人，不再是一个按他人意志行事的玩偶。艺术通过艺术意象所传达出的集体无意识，可以通过象征而达到阿尼玛、人格面具、阴影和其它原型的个性化，从而统一为一个和谐平衡的整体。
　　艺术之梦的确可以使人沉入到过去的岁月，唤醒和复活昔日的记忆。但更重要的是，它们是对生命灵性和真血性、真情怀的呼唤，是实现人格发展这一最终目标的蓝图。荣格认为，现代文明社会，以其高速高效使人变成社会机器的一个零件，造成人身心的无限焦虑。焦虑成为世纪病，引起人的精神内部分离，并触发神经官能症。而补救的办法乃是使意识和无意识重新达到和谐。整个人类个体化过程需要人与人之间进入到一种适当的关系之中，使人们从内心中去寻找自己同他人关系的答案，因为当我们与他人相处之时，总是将自己的精神状态投射到他人身上。正惟此，通过调节个人心理和群体关系，使每个个体都能充分了解“我不仅是我自己，而且一定会与他人产生关系”。这种人我交流与人际交流，只是让个人精神能量在原始的集体人格(神话)中自由流露出来才有可能，而艺术就是这种综合治疗的强有力工具。通过艺术，人的个体性和社会性必能重新复归到一种和谐状态。因此荣格十分重视艺术对现代人精神焦虑的“治疗”作用。认为“一种特别的灵丹妙药就是艺术，对艺术的分析表明这一看法的真实性。”
　　正是因为艺术为现代的心理分裂提供了弥合的可能性，正是因为艺术成为现代人渴望返身回归的故乡，正是因为艺术成为现代人抵御人性深度沦丧的家园，因而，在荣格看来，艺术在现代生活中发挥着类似宗教的功能。
　　　
　　三
　　　
　　现代艺术和后现代艺术犹如当代人类灵魂苦闷和追求超越的突破口。当代艺术的勃发，是对“技术主义的行星时代”(海德格尔语)的反抗和对人的境况的深切关注。处于虚无状态之中的艺术，必得在上帝不存在的世界里担当起创造的使命，必得成为一束人生意义之光，必得去寻找和持存一片人性的空间。现代艺术不仅成为一种生存的抗争，也不仅只是人生的表达和吁求，而且直接成为生存的一种方式。现代艺术要力求给沉沦于科技文明造成非人化境遇中的人们带来震颤，进而叩问个体的有限生命如何寻得自身的生存价值和意义。然而，更深一层看，问题似乎并没有如此简单。因此，当个体生命因超验性世界的消逝，而获得此在的绝对性以后，生命本体得到了空前的肯定和张扬。这样，在艺术感性生命的呼唤中，在自由生命活力冲撞下，生命本身活力连带其僵化的一面：丑恶、昏昧、混沌都一齐得到肯定。生命本身成为了终极价值，再也没有另一个终极价值——神性的眼睛盯视着生命本身没有涤净的原始性，于是，人们那生命中的所有力量和野性，都可以徜徉于市，都可以得到生命的沉醉和梦境。荣格正是看到了这一点而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样一来，问题就滞留在美学的水平上了——丑也是美，即便是兽性和邪恶也会在迷惑人的审美光辉中发出诱人的光芒。”
　　荣格没有仅仅从表面上去理解美丑问题，相反，荣格的眼光始终落在现代人灵魂的归宿上，并从人的灵肉分裂、感性理性的对立中去看待现代艺术，去评价现代艺术的“丑”。在荣格看来，世界上存在太多的装出一副现代模样的“无根的人”，“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空虚令人误认为是现代人的落寞，因此也就令人觉得很恶心。他们和少数的一群人戴上一副假面具，躲在令人觉察不出来的人群中，他们便是一群伪现代人”。另一方面，那些将自己天性压抑的人，可能变得十分文雅，然而他却也因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削弱了自己的自然活力和创造精神，削弱了自己强烈的情感和深邃的直觉。他使自己丧失了源于本能天性的智慧，而这种智慧比任何文明所能提供的智慧更为深厚。
　　具有真血性的艺术家是现代人的代表，因为艺术家是唯一具有现代感性的人，而且他是唯一发觉随波逐流的生活方式是极为无聊的人。他因“已经漫步到世界的边缘”而对当下的感性生命的悲欢体味极深。“他须把一切被人遗留下来的腐朽之物完全加以遗弃，而承认，他现在仍伫立在一片会长出万事万物的空旷原野前。”
　　那么，艺术家在“世界的边缘”看到的是什么呢？他看到人类正“濒临几千年来之期望与希望的绝望边缘”；看到“物质上的每一次‘进步’阶段，总是为另一次更惊人的浩劫带来更大的威胁”；看到“科学甚至于已经把内心生活的避难所都摧毁了，昔日是个避风港的地方，如今已成为恐怖之乡了”；看到“人类理性已遭到惨败，那挥之不去的东西却像幽灵般接踵而来。人类在物质财富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果，然而也给自己造成了巨大的深渊，那对世界黄金时代的许诺，已经为无限荒凉、无比丑陋的世界所取代”。毫无疑问，现代人所受到的各种各样的心理打击是致命的，因而最后已陷入痛苦和困惑的深渊。而正是在对自身本性的困惑中，人类“已把本性一切最丑恶的部分都表现在世界上了——而当我们向内心作探求时，我们所发现的却是如此破烂不堪，如此懦弱无能。”
　　现代艺术家，以一种陌生的眼光看待现实人生，通过荒谬古怪的物质现实和非现实来歪曲那曾被歪曲的美和意义，他在人格疯狂的毁灭中找到了艺术人格的统一性。荣格深刻指出：摩菲斯特式的美丑倒置与有意义和无意义的相互颠倒带有非常夸张的色彩，这种方法使无意义几乎被赋予了意义，使丑具有了一种刺激血性的美。这是一个创造性的成就，它在人类文化史上从未像今天这样被推到如此极端的地步。因此，现代艺术的意义在于：现代人所创造的反向性艺术，摧毁了统领至今的那些美和意义的标准。它不事逢迎，只径直地指出我们的错误之所在；它操着反叛的姿态，去违背常理与天伦。在荣格看来，正是在现代艺术这反向性艺术对传统理性的叛逆中，在对新的艺术形式的追求中，人类直面着整个现代人的普遍“重新积淀”问题。正是艺术以其惨痛的面容和无声的呼号使人类从现实原则中醒过来，重新审视自己的灵肉，走上逐渐摆脱已经陈旧的世界和旧世的桎桔的艰难之途中。
　　处身于艺术创作之中的艺术家，从纷繁浮浅的现实生活事件中抽身退出来，进入一种“神秘参与之中”，成为集体无意识的代言人。艺术家是具有极为特殊的命运的人。他们身陷迷狂，满怀的忧患吞噬着他，激情撞击着他，在深陷于痛苦的境遇将自己的最尖锐、最独特的感受铸成新的艺术语言，凝定为新的艺术形式。艺术家犹如永远流浪的浪子，生存于没有恒定模式的飞蓬飘泊状态中，永远处于从此岸向彼岸的过渡流浪的境遇。艺术家的存在，只不过以一种新的艺术意象符号形式，将那勾魂摄魄的远古记忆和种族体验转换成恒定的存在，使飘忽不定的梦和沉郁深邃的童年无意识灵思簇拥着新的意识进入“有”的领域，即把那尚处于无声无言的“无”引入“有”，使那幽暗的闪烁之光在现有的艺术域中亮出来。
　　艺术家殚思竭虑，沉迷癫狂所展示出来的并非其个人的低吟浅唱，相反，那是对不可言说的言说，对所有包括感性在内的无意识想说的东西的把持，对感性的每一个力图显现的意味及其深蕴的固结和持存。因此，“自主情结”成为艺术家生命创作的动力，使他必得要冲破现实理性的固结和箝制，排挞社会伦理所给定的现实境遇，从意识之礁退返人类无意识之海，从而以一种前所未见的艺术新形式将艺术家体验到的前语言的东西、无声无言的无意识之海的东西固定下来，使不可说的成为可说的，使混沌化为明晰，使瞬间化为永恒。
　　　
　　四
　　　
　　情感的萎缩是现代人的一个特征，而现代艺术就是作为对泛滥而虚伪的情感的反动而出现的。荣格认为，人类精神史的历程，是要唤醒流淌在人类血液中的记忆而达到向完整人的复归。然而，禀有鲜活生命力的“完整的人”由于当代人在他们的单向性中迷失了自身而被遗忘，但却正是这个完整的人在所有动荡、激变的时代曾经并将继续在精神世界引起震撼。而处在震撼中心的现代艺术家一方面向着创始之穴沉落，另一方面摆脱了灵肉的繁杂纠纷而以超脱的意识将意象沉思凝想为造物之神，从而在轮回的盲目纷乱之后最终返回自己神圣的家园。他们的巨大的创造力源于深不可测的原始经验，使得他们的作品往往象征着通往地狱的旅程，象征着向无意识的沉沦以及对人世的辞别。因此，荣格认为毕加索的人格的现代意义在于：这个人不肯转入白昼的世界而注定要被吸入黑暗；这个人不肯遵循既成的善与美的理想而着魔般地迷恋着丑和恶。在现代人心底涌起的就正是这样一些反基督的、魔鬼的力量。从这些力量中产生出了一种弥漫着一切的毁灭感，它也地狱的毒雾笼罩白日的光明世界，传染着、腐蚀着这个世界，最后像地震一样将它震塌成一片荒垣残碟、碎石断瓦。荣格把握住了现代艺术的灵魂。他透过那“丑的光辉”所看到的正是现代人在重新觉醒中所产生的新的生命巨大冲击力，可以说，在回归精神家园之途，艺术的深度直接成为人性的深度、人性觉醒的深度。它使人对自身灵魂和精神世界因丑陋和痛苦而吁求。现代艺术以丑的形式去消解美，以感性的形式去向理性的尺度挑战，其意并非要“以丑为美”，恰恰相反，当艺术表现出丑时，这丑上却是凝定着艺术家对丑恶现实和丑恶的“伪现代人”的否定性体验。伟大的艺术为抵御人性深度的沦丧，为打破日常感觉因停留在生活的表面和外围而带来的平庸委琐、浅薄无聊而付出磨难的惨烈代价。象征神圣，使人感受到一种从未承受过的爱的目光，从而使艺术成为灵性的一种启示。
　　　
　　(《寻求灵魂的现代人》，荣格著，苏克译，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五月，第一版2.60元)；《心理学与文学》，荣格著，冯川、苏克译，三联书店一九八八年一月第一版，3.00元)

王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