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一九八九年第四期在“中国诗人谈外国诗”的栏目下刊登了三位诗人的文章。三诗人分别出生于一九二○、一九四八、一九五九，恰恰是三代人。三篇文内容不同，风格各异，三个时代的气息逼人。试引各文结束语为例。第一篇的是：“从深深的黑色的海底捕捉到我自己和历史的映像。”第二篇的是：“站在这块土地上，用自己的声音与世界对话。”第三篇提出“后白话文运动”，“以推动全民族的语言更新，使中国文化完成历时的和共时的两种状态的完美结合。”结语是：“看在母语的份上，请寻找我们的指纹。”三篇文的口气一个比一个大。仿佛是三首诗，彼此不同，但又是一连贯的。第一篇的结语中说是“从一九八五年以后”，但全篇隐隐仍是四十年代昆明翠湖边的大学生的青年遐想。第二篇中，青年中学生服从“伟大的战略部署”到陕北插队，不“内向”而“外向”，回到了世内。第三篇似乎超越了时空，是“流浪者终于找到了定居地——语言之乡。”三代人不同，但并不隔绝，好像是一个青年，经历了三个不同时代，走了三角形的三个顶点，却仍是一个青年。这就是中国的所谓“知识青年”的“历时”和“共时”的“结合”吧？三篇文是在一九八九年三月和四月写的。一九九○年的人还是这般富于自信么？“代”是有的，但“沟”似乎并不深，甚至可以说是不能算“沟”，无所谓“代沟”，只是土地的坎坷不平而已。历史不是循环的，但可以有貌似或貌不似而神似的重复。一年以后，青年诗人的调子是照旧原地转圈子呢？还是又变了花样，换个方向，踏进或则踏退一步呢？难以预测吧？
补白
辛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