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使我们联想起同时代中国文化界的学子推崇欧洲艺术而批判中国艺术的一些言论。例如康有为就曾痛心疾首地大声疾呼:“中国画学至国朝而衰敝极矣!岂止衰敝,至今郡邑无闻画人者。……如仍守旧不变,则中国画学应遂灭绝。国人岂无英绝之士应运而兴,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者,其在今乎!”(《万木草堂藏画目》)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绘画的抨击,措辞之激烈,更有“月亮也是外国的圆”之概!
“月亮也是外国的圆”,这是应当挞伐的,而近代文化史中不乏这种挞伐的事例,它们几乎是与“爱国主义”联系到了一起。读了本书,也许会使我们高兴:原来,在洋奴哲学自鄙自贱的同时,洋人还在说“月亮也是中国的圆”哩!当然,在这样的欣慰感和自豪感之余,我们也应考虑自己的不足。
自十六世纪以来,世界文化的交流日益趋向自觉;至十九、二十世纪,东西方文化的冲突更成为一股严峻的历史潮流。在这样的形势下,两种文化都需要以别求新声于异邦的精神进行严肃的自我批判,通过开放、“传通”,寻找新的“归属”座标。因此,比尼恩“月亮也是中国的圆”的态度,一方面值得我们自豪,另一方面也应当引起我们的反省。
(《亚洲艺术中人的精神》,〔英〕L·比尼恩著,孙乃修译,辽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二月第一版,2.05元)
品书录
徐建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