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仙诗”之名一出现，便以描述仙境为正格，用唐人李善的话来说：
凡游仙之篇，皆所以滓秽尘网，锱铢缨绂，餐霞倒景，饵玉玄都。(《文选》注)把天上写得美过人间，把世外写得高于尘世，可以说是一切游仙诗的旨归。而诗人怀抱出世之想，大都有看破红尘的一段隐衷，在游仙诗中，便很容易搀杂进对浊世的愤慨与对隐逸的向往。最早的游仙诗大家郭璞即是如此，因而被钟嵘严厉批评为“词多慷慨，乖远玄宗”，“乃是坎<SPS=0987>咏怀，非列仙之趣也”(《诗品》中)。尽管后人对此非难多不以为然，却也并不否定游仙诗的远世情、说仙事。
晚清的游仙诗中仍不乏此类邀游仙境、高蹈遗世之作，用以驰骋诗人的想象力，使心智纵放于自由无垠的空间。如胡先<SPS=1916>有《游仙廿绝》，序云：因读清人厉鹗的游仙诗，“羡其清芬绵丽，拟步原韵一一和作”，后以人事倥偬，仅成二十绝。不妨录一首读读：
十里晴霞鹤背生，翩跹最好御风行。
翱翔三界不知路，到了青城又赤城。
胡先<SPS=1916>身在美国，仍以“樊谢原作，遗置燕京”，未能完成和韵之作为憾，可见游仙诗“精鹜八极，神游万仞”的魅力之大。
这类诗代有作者，所争只在可诵可传与否，不必多说。倒是从借游仙以咏怀一路发展而来，出现了借游仙写时事之作，还颇有新意。
近人张鸿有《游仙》组诗，专咏甲午中日战争事。第一首作：
淮南霞举上琼霄，月<SPS=0843>星冠拥侍僚。
飞剑斩蛟江左重，吹箫引凤大郎娇。
朝朝<SPS=1970>面红桃雪，夜夜归心碧树潮。
莫说神州多弱水，跨麟乘鹤自逍遥。
表面上讲的是汉代淮南王刘安得道飞升的故事，实际上句句关合着李鸿章。李鸿章靠组练淮军起家，“飞剑”句即写其因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成为朝廷重臣。其子李经方随父历练多年，担任过驻日公使，“曾纳日妇，时论谓经方为日本驸马”(钱仲联《梦苕庵诗话》)，故诗中用萧史、弄玉“吹萧引凤”之典比之。李鸿章一力主和及签订《马关条约》，国中议论多归因于此，谓其故意卖国。最后两句诗语带讥讽，所指也正是这件事。晚清政治腐败，国势阽危，诗人被沉重的忧患意识重压着，即使写“游仙”这类最虚无缥缈的诗题，也摆脱不了现实的阴影，处处透出诗人的一腔激愤。
由于讽喻时事之心太切，使得这些游仙诗作者与传统游仙诗人有明显区别：他们并没有哪怕是暂时神游太虚幻境的经历，而是始终寸步未离人间现实。可以想知，这种游仙诗不会给作者本人带来解脱形骸、纵浪天地的愉悦。这些诗对于传统游仙诗来说，可以称之为出新，更准确地说，则是一种变体。
于是，继承了游仙诗的本质精神而又有时代特征的，便要数及晚清诗坛上昙花一现的“新游仙诗”了。这类游仙诗以异国风光、海外新事物为歌咏对象，虽然很快事过境迁，文学史家也未加留意，却是“惊鸿照影”，自有其值得一提的价值。
打破了闭关自守的状态，中国人开始走向世界，所见、所闻、所历的一切，都是完全陌生的。古代人很少有机会旅行异域，要幻想一个与自己生活的国度不同的世界，只有作“上穷碧落下黄泉”式的精神漫游。而近代中国人走出国门的与日俱增，不必借助想象，只凭实地感受，便可在异地风土人情中，领略到古人身入仙境的幻觉。“东方朔《十洲记》谓诸洲大都仙家所居。今支那人之望海外文明国，不异神仙，即谓为其地皆仙家所居，无不可也。”(孙宝<SPS=0916>《忘山庐日记》)这正是晚清人的典型说法。与西方文化背景、历史传统甚至人种、语言的巨大差异，使游历欧美的中国人不难产生游仙之感。而日本古称“扶桑”，又有徐福托言海上有三神山，率童男女数千入海求仙，留居日本的传说烘托、渲染，更为日本罩上一层扑朔迷离的神奇色彩。旅居日本不啻做客仙家，这种想头在清政府派出的第一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及参赞黄遵宪的诗中已有表露。何诗兴奋的是“缥缈仙山路竟通，停舟未信引回风”(《使东杂咏》)；黄诗得意的是“古称海上蓬莱、方壶、圆峤可望不可即，我曰其然岂其然”(《宫本鸭北索题晃山图……》)。名重东瀛的王韬，自称“余少时即有海上三神山之想”，日友邀其东游，“聆之跃跃心动，神已飞于方壶、员峤间矣”(《扶桑游记·自序》)；在日期间，他以“蓬莱已到尚思家，采药不归有王子”(《招沈梅史、陈访仲、王漆园、琴仙昆仲小集云门酒楼……》)引为荣耀；访游四月，临别作歌，又庆幸于“瀛洲缥缈神仙居，百日因缘亦足喜”(《成斋编修集诸同人大张祖席于中村楼……》)。诸人诗作中，一种有缘入仙山的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中日一衣带水，交通尚属便利。晚清无论为着何种目的出国的人，难得一至欧美，却大多到过日本。有道是“不如濯足扶桑去，聊作人间汗漫游”(姚鹏图《扶桑百八吟》)。到日本“游仙”的捷径一开，便有了孔昭绶的《东游仙诗留别邦人诸友》一类的诗章。题目已写得很明白，第一首诗所咏也全然一派日本本地风光：
江川桥畔雨如烟，久世山头水接天。
上巳端阳都过了，鸺<SPS=2173>听罢又啼鹃。
其中并无仙家语，套用“直把杭州作汴州”的说法，诗人真正是“直把东瀛作瀛洲”了。
孔昭绶的游仙诗未免太著实，不够空灵，幸好有可以归入新题诗之列的“新游仙诗”来弥补这个缺憾。
高燮(时若)说得明白：昔人所作游仙诗，尽管不乏“抽思绵渺，掷笔芬芳”的佳作，“余每爱读之，以为此亦足以铲除钝根，而解杞忧之郁结也。然此皆为旧思想，而非新思想；皆为虚诞思想，而非真实思想。因作《新游仙诗》数章，而纬以今事焉。”(《新游仙诗》序)新游仙诗人虽强调“真实”，却是把地上已有的新事搬到天上演出，列仙飘忽游行其间，所写仍俨然为一神仙世界。不过，那意境确实亘古未有。
要上天入地、登临仙境，已不必像古人那样服食仙药、修炼成仙，而有新式的交通工具可资使用。诗人可以乘气球：
乘球御气破空翔，任意飞腾到上方。
三十三天游历遍，玉皇更诏许通商。(时若)
也可以乘潜艇：
龙宫夜下水晶帘，宴罢群妃拥被眠。
报道一船来海底，梦中叱起怒流涎。(时若)
仙人出游互访，也不必再腾云驾雾、跨鹤驭龙。洛神出水，已有游艇代步：
休言一步一莲花，洛女凌波貌绝佳。
着得一双弓样袜，踏来水面自由车。(楚北迷新子)
周穆王西征见西王母，不驾八骏而乘火车，所谓“侍女一声齐报道，穆王今坐汽车来”(楚北迷新子)。西王母灵山归去，也要“吩咐阿香御电车”(王德钟)。如此场景，古代游仙诗人自然是无法梦及的。
造访仙家，则无须“转教小玉报双成”那般费事，而另有新法：
玉女帘间初理妆，几回延伫立云廊。
金红名刺长三寸，付与青衣郭密香。(王德钟)
一纸名片递入，身份明了，仙门即可洞开，岂不便当！
仙家留客，所饮琼浆玉液验明是葡萄酒，所食珍馐美味证实为西餐大菜，那吃法也很特别：
凤脯麟脂积满盘，葡萄美酒醉人难。
忙呼小玉铺台面，安置刀叉吃大餐。(楚北迷新子)
只是取代筷子的刀叉，恐怕要搞得初食者手忙脚乱一阵。
仙家动乐，毋庸召集乐队，而自有“曲终人不见”的奇幻效果：
一曲清歌人不见，是谁高唱遏行云？
《霓裳》自入留声器，仙乐风飘处处闻。(楚北迷新子)
当年唐玄宗游月宫辛苦偷记的《霓裳羽衣曲》，本来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不料因留声机的发明而响彻天地，广播人间。看来，现代仙人也不怎么保守。
留声机不仅可用来款客助兴，亦可用来消愁解闷，难怪独居的织女也要备置一台：
“《离骚》谱入留声器，持似天孙伴寂寥。”(时若)现代科技还为分隔在银河两岸、每年只在七夕才可相会的牛郎、织女提供了先进的通讯设施——电话。听罢音乐，织女不用再为“欲将心向仙郎说，借问榆花早晚秋”(唐代曹唐《织女怀牵牛》)而烦恼，完全可以打个电话和牛郎直接对谈，互诉相思。这得感谢天庭近来实行的人道主义：
昨日碧翁新下诏，两边许设德律风。(楚北迷新子)
而打一次电话花多少钱，那也是有案可稽的：
话电飞传绛阙仙，青鸾拚费五铢钱。
游丝继续金虫语，人在华<SPS=1934>第几天？(郁曼陀)
自然，这只是据日本东京的公用电话“每用一次，值五钱”(郁曼陀《东京竹枝词》)推想而来。电信交流甚至沟通了仙、凡两界，就连王母娘娘作寿，“下界新传无线电，也须远达祝良辰”(时若)。电气化的实现更使天界气象一新，有嫦娥的经历为证：
昨夜嫦娥偶出游，广寒宫忽暗云浮。
电灯高挂明如月，几误归途笑不休。(时若)
诗人们的大胆想象旨在表述新思想、新事物，因而确如梁启超所说，“可比公度之《今别离》，非直游戏之作而已”(《饮冰室诗话》)。
“新游仙诗”不独有七绝这样的短章，也有长篇之作。如蒋万里写过五古《新游仙》二章，其中题为《水底潜行艇》的一首长达九十六句，题为《空中飞行艇》的一首长达一百句。诗人乘潜艇与飞艇，在海底和天空作汗漫游，极为惬意。在屈原的时代，“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只能托之空言；而蒋万里说“朝发蒲昌海，夕止扶桑津”，则可以是写实。作者坐潜艇“掉入龙王宫”，“航行遍十洲”，坐飞艇“耸身九万里”，“历遍诸星辰”，种种奇观，尽现眼前。在铺叙之余，诗人还有妙语惊人：
新游历几时，沧桑三变更。
蓬莱浅于昔，深谷欲成陵。
手袖旅行册，口吸空气饼。
归来了无恙，一笑天妃惊。
一星一世界，玄黄太初肇。
天河尽星气，世界游难了。
世世有沧桑，界界有烦恼。
太上若忘情，天地同枯槁。
如此神来之笔，却并非言而无据。诗人无恙、沧桑多变的时间反差与天外有天、宇宙无垠的空间意识所形成的巨大张力，不但加强了诗篇迷离神奇的氛围，更重要的是，在相对论产生、天文科学长足发展的年代，古时关于“天上方一日，地下已千年”以及九重天、三十三天的神话传说，也有了验证的可能性。
中国先人冥想中的白日飞升、避水法、顺风耳等，在近代社会一一成为事实，为“新游仙诗”天马行空的联想建立了必要的通道。而把古代神话与现代科技奇妙地混合在一起，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实相生，则使“新游仙诗”别具一番情趣。不过，它毕竟是特定时代的特殊产物，少了那份天真与热情，见怪不怪如我辈，是写不出这般风味的。这类诗读几首还觉新鲜有趣，读多了，大同小异，也很无味。幸好近代诗人对“新游仙”的兴趣很快过去，使我们不致大倒胃口。
到了一九五八年，豪情壮志冲云天的“大跃进歌谣”则一发不可收拾。不是写“社员胜似活神仙”、“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跃进赛过孙悟空”；就是写神仙思凡、遵从人类：
月宫装上电话机，嫦娥悄声问织女：
“听说人间大跃进，你可有心下凡去？”
织女含笑把话提：“我和牛郎早商议。
我进纱厂当女工，他去学开拖拉机。”
同样写到电话，近代诗人把仙境当作人间，把地上的事移接到天上；大跃进歌谣却把人间当作仙境，把天上的事移接到地上。
这些被夸赞为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的歌谣，魄力不小，可惜劳动神仙太频繁。难怪华君武画了一幅漫画：护士把来访者挡在门外，因为玉皇大帝、嫦娥、孙悟空等众神仙都累病了，住进医院。这是否可以算作破“新游仙诗歌”之老套的“新游仙画”呢？
夏晓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