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监视与惩罚：监狱的诞生》是一本还不太为国人所了解的著作，这本著作目前在法国已成为行政管理学的必读书，在美国则被视为越轨行为社会学的杰作。福柯这本书的用词怪异，语义模糊，有时甚至到了诘屈聱牙的程度，让我们这些读惯方块字的中国学生费力耗神，颇感头痛。这里仅就《监视与惩罚》一书谈谈知识结构和权力结构的互动作用。
一、惩罚的密码和规则
惩罚是一门惨酷的艺术，里面凝聚着很多人类在折磨自身上的“创造性想象”。早在公元前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中，就有282条法规的详细阐述，我们在里面可以找到诸如沉河、焚烧、溺死、断肢、砍头这样一些骇人的字眼。表面看起来，这些只是人类为造成肉体的痛苦而采取的有针对性的个别制裁手段，如说谎者割舌，偷盗者断手，逃跑者裂肢，反叛者枭首等，但实际上，这些手段之间存在着深层的法律密码，后者把犯罪的性质与体罚的部位以及痛苦的长短、程度联系起来，那些表面看来都是偶然性手段的东西，实际上是经过精密考虑和计算的。然而，在十八世纪以前，人类的体罚手段和认识手段一样，在知识结构上都没有完成理论上的抽象。
直到十八世纪末期，权力阶层才学会了惩罚的经济学，对刑法进行了新的道德和政治论证，废除了旧的习俗和命令，创立了新的法律和量刑理论。在一七六九至一七九一的二十几年中，俄国、普鲁士、宾西法尼、奥地利和法国相继颁布了新刑法，从而开辟了历史上刑法的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意味着一种双重的变革：一是废除公开示众的污辱性场面，如钉耻辱柱，身着犯人的多色衣服和五花大绑游街；二是废除体罚和折磨。对这一变革的实现，过去西方一般都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去解释，因为在十八世纪中叶，我们在西方法律学家、法哲学家和政府要员的著作中可以听到一种普遍的呼唤：“废除非人性的惩罚，对轻罪的刑罚要有所节制，只对杀人犯处以极刑”。福柯并不否认人道主义在这一变革中的作用，但他认为问题并非这么简单，这一变革还有它更深层的认知结构上的动因。
福柯认为，刑法新时代的本质特征是把“时间”作为统一的量刑标度，过去是用各式各样的拷打折磨来体现处罚的轻重，而现在只需用监禁的时间长短来度量就可以了，轻者一月或半载的囹圄岁月，重者十年、二十年以至终生的铁窗生涯。在极刑方面也有类似的变迁过程，过去人们有上百种的处死技术，用剑刺死那还是对骑士和贵族的“照顾”，处死百姓庶民有剜眼、碎割，甚至还要鞭尸、焚烧。但从十八世纪末开始，欧洲采用统一的极刑工具——断头台，法国著名的一七九一年刑法第三条规定，不管犯罪者的身份和地位，一律以断头台执行死刑。在福柯看来，在惩罚手段上对监禁时间这一统一标度的发现，意义不亚于牛顿发现了统一苹果落地运动和行星运转的万有引力定律或亚当·斯密发现了价值和货币学说，它们都是人类理性在走出纷杂现象，寻求“普遍规律”进程中创造的伟绩。
我们都熟悉证人出庭时起誓的一幕：他将右手举起说，“我讲真话，全都是真话，我只讲真话”。这种形式至今仍在延用。从神权审判到宗教法庭审判和现代法庭审判，有一个共同的三部曲程序，就是断清罪行的程度，断清责任者和断清依据的法律。但在这种不变中隐藏着一种巨变，就是从“审判肉体”转变为“审判灵魂”，并由此创造出一整套控制、改造、监视、强制、惩罚的现代系统。福柯的主旨就是要通过研究惩罚手段的变化来揭示权力关系的变迁史。
我国古代在惩罚技术的发明上可说是走在世界的前列。早在秦朝时死刑的方式就有：戮、弃市(弃杀于市)、腰斩、车裂、<SPS=1822>(活埋)、凿颠(凿顶)，抽肋、囊扑(以囊盛受刑人，扑而杀之)、枭首、夷族。此外还有徒刑、笞刑、徒边、禁锢等。这些刑法后来日臻完善，发展成中国封建时代著名的五刑：墨(即黥)、劓、刖、宫和大辟，就是脸上刺字、割鼻、断足、去势和斩。直到辛亥革命前，清帝光绪新政变法，懂得了“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罔变之治法”，于是“参酌各国法律”，制定了《大清现行法律》和《大清新刑律》，废除了凌迟、枭首、戮尸、缘坐、刺字等酷刑。至于以监禁时间的长短作为惩罚轻重的统一标度和以枪毙作为死刑统一执行手段，那还是从西方引进的新技术。正如在中国天人合一的知识结构中，可以产生李时珍《本草纲目》那样包罗万象的植物分类学，但却不可能出现以抽象分析手段为基础的分子理论，在中国的刑律学说中，如果不是引进了寻求普遍规律和理论抽象的观念，我们至今也不会想到以监禁时间的长短把数百种惩罚手段统一起来。
福柯不是象其他历史学家那样简单地从人道化方面解释惩罚方式的变迁，而是从知识结构的更深层次来探索，这样就开辟了一条历史诠释的新途径。福柯使用这种方法，操笔撰书象杂技演员耍杂技，在那些已被熟知的历史领域一玩就是一个新花样，似乎早已耕翻过多少遍的知识土壤在他手下都成了未被开垦的处女地，任他红花绿叶的装扮。他的结论往往叫人瞠目结舌，却又发人深思，予人启示。
二、对“现代化”的探讨
在西方的语言里，“现代”是和古典时代相对应的，“现代化”并不是指未来的事情，而是指从古典时代向当代的转化，这种转化不仅仅发生在经济领域，而是包括组织形式、权力结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以及艺术观念等各个层次。关于“现代化”的研究课题，目前在西方是一个热门。人们在走过那段跨越世纪的路程后，回首往事，才发现每一步都那样坎坷悲壮。
福柯在《监视与惩罚》一书中要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西方现代社会的权力是如何构成的？它与知识的结构有什么关系？在福柯的笔下，现代监狱的模样并非在几根铁栅上加一把大锁，也不是关押基督山伯爵的那种孤岛地牢，而是一个按照严密组合方法建立起来的圆形空间系统。这个系统有一套完整的程序，对惩罚轻重的等级处理和禁锢空间的分配都是依据科学的理性原则，犯人在那儿受到隔离、禁闭和行为约束，他们的行动按照统一的时间表进行，监狱有一整套控制、监视、管教、改造和惩罚的组织管理手段，由此建立起现代的纪律和训练观念……这就是福柯发现的现代微型权力结构，并以此作为掀动整个社会的杠杆支点。在他看来，最早的现代社会组织管理模型就是美国在十八世纪末建立的费城沃尔纳特(Walnut)监狱，今天的医院、军营、学校、工厂和行政机构都是按照这一模式建立起来的。社会如同一座大监狱，各个机构那一道道高墙就是囚室的四壁，宽阔的街道只不过是监狱中散步的走廊和放风的庭院。
福柯带有强烈社会批判色彩的分析是惊世骇俗的。他自信从监狱的诞生过程中发现了现代社会的知识——权力共生结构，认为人类在知识结构中追求统一规律的过程与在权力结构中追求行为规范化的过程是同步的，二者之间具有陈陈相因的关系，整个现代社会的组织系统就是建立在这个共生结构的基础上。
美国哈佛大学的社会学教授皮佐诺(A.Pizzorno)认为，福柯对“现代化”的探讨与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的思想有同工异曲之妙。韦伯在考察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把新教精神视为一种特殊的生活行为方式，他称之为主体的“自律行为”，后者使生活本身实现最大限度的理性化，成为一种寻求拯救的简单工具和手段，这与西方中世纪追求超俗生活的天主教精神是完全不同的，而与资本主义的规范化现代管理方式是相辅相成的，其主题都是使个人行为的多样化服从组织管理的单一理性化过程。
然而，现代化进程中这种从“多样”至“单一”的行为约束过程在另一些人眼里却是从“唯一”走向“多样”的观念解放过程。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班杰明在《人、语言和文化》一书中通过艺术品观念的变迁阐释了现代化的观念。在班杰明看来，古典艺术品的价值和它的“唯一性”是分不开的。原始图腾、宗教偶像和深藏在博物馆的雕塑，这些艺术品的身上都有一个神圣的“光环”，普通人是没有眼福饱览的，这种“唯一性”越是达到万众顶礼膜拜的程度，那些带有“光环”的艺术品就愈显示出其“仅此一件”的价值。然而，现代的再生产技术打破了这种“神圣光环”，使艺术品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艺术品的表现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压倒了其文化价值，如小说、油画、艺术照片、唱片、磁带这些现代艺术品，其价值不再是以唯一性和原本性来衡量，而是以发行量和大众性来测定。这种变迁我们姑且戏称为一与多的辩证法，它反映了民众深层心态的变化，而这变化又是与现代化再生产技术的出现分不开的。艺术上的达达主义如果作为一种孤立的现象来看往往被斥为艺术上的荒诞行为，但如果我们把它放在以上所说的艺术品的价值观念变迁中来分析，就会发现，达达主义者之所以喜爱把一些地铁票、破报纸、烂布头和铁钉等杂乱物品粘贴在油画和雕塑上，那本意是要以现代文明的再生产物品来亵渎和摧毁传统艺术品的神圣光环，他们要创作的不仅仅是几件艺术品，而是一种新的现代的艺术观念。
福柯很有点达达主义者的反叛精神，他的批判和参与意识使他动辄就想变革传统观念。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士为知己者死”的信条，刘备三顾茅芦，就使诸葛亮受宠若惊，从此为报“感遇之恩”，终身风尘仆仆于蜀汉之域，精忠辅助先帝遗孤，不敢有半点非份的奢望。福柯则不同，他既有西天取真经的求知精神，又一脑子回花果山水帘洞做大王的自主意识。一九八四年福柯在一次与记者的对话中谈到知识分子的角色时说：“知识分子的工作并不是塑造别人的政治意志，教导别人做什么，而是通过在自身领域所作的分析研究对那些明显的公设再次提出疑问，动摇传统的思维和行动方式，打破常规，重新衡量机构的组成法则，这就是知识分子的特殊工作，知识分子正是通过这种思索来参与政治意志的塑造，从而尽到公民的责任。”这就是被美国学术界誉为七十年代法国“最有力”思想家的福柯。
三、站在世纪转折门坎上的人
法国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这两代人当年在世界智坛上纵横驰骋，各人的喜笑怒骂，都自领一段风骚，很使人想起伏尔泰那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但与那些有过“显赫”生涯，养成“超人”气质的学者不同，福柯不是老把眼盯着那些有轰动效应的时代主题，而是善于从一些被人忽略了的微根末节去把握时代跳动的脉搏。福柯在一九八三年的第一堂开讲课上曾引用康德的话说：“对于人类进步的可预见性特征，我们不应只从那些伟大事件中去寻找，而应到那些更为不显赫，更难以察觉的事件中去搜索”。福柯研究的对象都是些被称为越轨行为的社会边缘现象，但他却是一个真正站在世纪转折门坎上的人，任何事物经过这个门坎都要被他打上时代的印记。表面看来他对各种现象的研究似信手拈来，十分洒脱，实际上却有一个严密的思想系统。
福柯曾在他的方法论奠基之作《词与物》一书中把西方从文艺复兴至十九世纪的知识结构变迁划分为三个阶段：文艺复兴时期(十六世纪)的知识结构是建立在“相似原则”上的，人们根据相似关系从已知中发现未知；古典时期(十七、十八世纪)的知识结构是以“秩序原则”建立的，“秩序”成为人们垒筑知识大厦的构架，这方面有代表性的就是林奈和布封的博物分类、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财富分析以及语言学中对普遍语法的探索。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诃德就是处于这两个时期转折点上的人，当他以过去书本上的相似原则来解释新的世界秩序时，就出现了“骑士斗风车”的笑话。在现代时期(十九世纪)的知识结构中起主导作用的是追寻最终根源的“因果律原则”，探索现象背后的普遍规律成了这个时期一切学科的主题。福柯对监狱、疯癫、诊所和性欲的研究都是为了揭示知识结构从古典时期向现代时期的转化。
监狱的诞生、疯人院的诞生、诊所的诞生，都悄悄然地发生在世纪转折点上，这难道仅仅是偶然的巧合吗？监狱、疯人院和诊所，这些并不只是社会权力的朴素外衣，而是将知识转化为权力，又将权力转化为知识的社会机器。福柯通过细致入微地描写这些微型权力构构诞生的过程，向人们揭示了一个新的时代是如何到来的，并以此获得微型权力专家的称号。但福柯又不仅仅满足于此，他在后期对自己的思想作出澄清时说，他是想研究同一类型的权力形式怎样产生了极为不同的知识结构。如在《古典时期疯癫的历史》一书中，福柯揭示了医院如何使“禁闭”成为现代通行的管理越轨者的手段，与这些手段相适应的知识结构就是对疯癫要进行净化治疗，于是给病人吃肥皂、奎宁、酒石和醋，这在现代看来是十分荒唐的。但在另一本书《诊所的诞生》中，福柯又揭示了医院的形式如何促成了解剖病理学的产生，从而把分析的精神带入现代科学，在福柯看来，敢于解剖尸体实在是一项越过世纪门坎的壮举。
福柯在美洲大陆的影响甚至超过了他在故乡法国的声望，在那儿他被视为一个开拓研究越轨行为新天地的人，其实那些在马背上成长起来的牛仔后代并未真正了解这位法兰西血统思想家的宏大抱负。法国在大动荡时代崛起的一代有血气学者，个个都有卢梭式的胆略和伏尔泰式的气魄，还往往带点一言兴邦丧国的狂劲。福柯的真正意图在于：找到前人没有发现的权力诞生的秘密，并在传统的社会机构废墟上踏出一片现代知识的新绿。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
(Mic hel Foucault：Surveiller et punir paris，Gallimard，1975。)
巴黎读书札记
李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