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许是一个已经略显陈旧的爱情故事：男人和女人。肉的诱惑。婚外恋。战战兢兢欲行又休欲罢不能说不清是痛苦还是欢乐的性爱过程。自谴自责自惭自悔。爱情至上或者叫作欲焰高涨。事后抽身或者叫作斩断情丝。说不清是理智还是怯懦，明哲保身还是激流勇退，喜剧还是正剧的结尾。
这个故事也许可以纳入“始乱终弃”那一类的中国小说母题。从元稹的《莺莺传》开始，这类母题就一直缠绕着中国知识分子在灵与肉，性爱与道德，个人与社会之间所产生的莫名的烦躁与痛苦。
刘恒是一个出色的擅长精神分析的小说家，他善于用各种细小的动作烘托出人物的不同心理层次，而这些被仔细解剖着心理世界的人物又大都活动在一个完整的略有传奇意味的情节框架中。这有点类似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狗日的粮食》，在《伏羲伏羲》等作品中，我们都能程度不同地感觉到这类创作惯性的存在。
《白涡》继续沿用了这一类的表现手法，作者驾轻就熟地仔细剖划着男女当事人之一的周北路的躁乱和些微的心理波澜，这个四十四岁陷入情网的中医学研究员，那种患得患失瞻前顾后欲罢不能欲行还休的怯懦风貌，完整地揭示出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某种病态心理。然而疑点在于，作为男女当事人另一方的华乃倩，却在小说中有意无意地逐渐走向漫画化，并且有意无意地被指派为一个淫荡的属类的“妓女”角色，从而在艺术上形成一种强烈的色彩反差和明显的力量倾斜。也许因此，《白涡》受到了批评界公正的挑剔。可是，在一个有经验的小说家那里，这种过于明显的艺术“漏洞”，究竟是一种表现的疏忽还是归结为功力的不逮？如果是，那么同样是性欲旺盛的女人，《伏羲伏羲》中的王菊豆又何以表现得如此有声有色？或者，在小说的背后，潜伏着一种更深的文化牵引，在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尴尬状态中所采用的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
我们不妨从头说起。
四十四岁的周北路拥有一个当代中国男人所能拥有的最高的一切：研究员的头衔，事业上一帆风顺，一个贤淑的妻子和一双玲珑可爱的儿女，健壮的体魄(最为知识分子羡慕)，成熟的男性风姿。在社会上，他是一个谦谦君子，一个学业有成前途无量的年轻学者。在家庭中，他是一个好丈夫，一个好父亲。应该说，周北路是一个无可挑剔的标准的中国男人。
应该说明的是，在我们的文化词典中，在“男人”这一条目下，所选用的常常只是一些社会性的诠释，它包含事业、名誉、经济、道德、地位等各种因素，一个标准的好男人应该是这各种因素的相加，这不仅成了中国男人的自我约成，也成了女性对男人的评判标准，当女士们轻蔑地评论着某位男性：“他象个男人”，大概决非仅仅就他的生理情况而言，躲在语言背后的可能就是：他有什么社会地位，能挣多少钱，在人面前有多少“面子”等诸如此类的“意思”。
周北路是一个好男人，一个活在文化词典中的男人。大多数中国男人都生活在这类词典中，一种“词典的人”。而在这种文化熏陶下，男人便逐渐形成了一种“功名心理”，或者叫作事业心，或者叫作责任心，或者叫作道德感，于是他们同社会不可分割地胶合在一起，渐渐异化成“社会的人”，渐渐，他们淡忘了那本该是男人的真正含义的含义。
可是，周北路却在四十四岁开始了真正的男人的骚乱。原因来自华乃倩，这个美丽的女人扰乱了他平静的“词典”生活。不知道他被唤起的仅仅只是一种性的骚动还是对初恋的温情回忆，总之，他在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下，走向他悲剧的开始。
不妨引用这样一段心理描述：“他不知道该拿自己怎么办，他觉得自己正在堕落，即将堕落或迟早要堕落，堕落到一个可怕的地方去”。这段文字出现在他第一次赴约的时候。
周北路是被动的。奇怪的是，几乎所有的中国男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被派定为一种被动的文学角色。他们是受诱惑的。也许，在异性面前，他们从一开始燃烧起来的就不是一种熊熊的爱情火焰，一种无畏的为爱人奉献的真正的男人胸襟。几乎从一开始，他们属男人情感的那一部分便被道德、社会、责任、事业、名誉、家庭等所淹灭所剥夺或者所异化了，剩下的只是他们不愿承认的性的骚乱。几乎从一开始，性爱对象与情爱对象便产生了分离倾向。“感情只是借口，理智更是借口”，“他浪漫不起来。他内心有一个纯粹而清晰的欲望，就是有朝一日能得到她的最后奉献，他迷恋那具温软的肉体，说到底，是她勾引了他，但是，她的确是一个可爱的女人。”
一个正派的中国男人是耻于谈性的，尤其是知识分子。肉欲总是同坏男人联系在一起。荒淫误国的商纣王，“从此君王不早朝”的唐玄宗……，色能误事，能送掉一个人的社会前程。这决不仅仅是道德的自律，而带有更多的功利因素在内。所以，知识分子在性爱问题上，常常表现出一利既爱又怕的委琐态度，于是便有“红颜祸水”或者“伐性之斧”的女性鄙称。他们更愿意自己是受诱惑的，并且乐意扮演一种被动者的委委屈屈的角色。
现在，周北路去爱了，被动地爱着。性的骚乱却仍被小心翼翼地压抑着。他始终被导引，被导引到一个令人心荡神驰的世界。然而即使在这个世界中，他仍然时时倾听到心中另一个男人的告诫。很难相信，他是快乐的。在本来应该快乐的戏剧中扮演着一个不快乐的角色，这算什么呢？
上帝创造了男人和女人，男人和女人便深深地互爱着。但是男人和女人都渐渐被社会化了，于是我们看到的，便只是一个个符号化了的男人和女人。我们以为是爱了，结果我们发现爱的只是一些符号或者各式各样的社会定义。周北路也是如此。他真的爱他的妻子吗？那种真正的男人对女人的爱，那种性爱与情爱高度和谐统一足以使生命融化的爱？也许不是，他只是“觉得这女人对自己正合适”。我们自以为是爱了，其实我们并不爱。于是爱被高搁起来。于是日子便一天天的流淌过去。可是有一天，这被高搁起来的爱突然苏醒，它激动着我们，它使我们不能自已，它使我们的心中升起一轮炽热的太阳，我们向它奔去……。然而，这只是一种想象。这种想象甚至很少出现在我们的小说中。我们更多考虑的则是：我们还能爱吗？说得更清楚一些，我们能够为这爱牺牲已有的一切吗？社会、事业、名誉、地位、家庭等等。如果爱是至高无上的，那么这已有的一切都贱若泥土；如果爱不是唯一的，那么我们为什么又会如此信誓旦旦激动难已？过多地指责周北路也许是没有必要的，他毕竟是文明的儿子。
于是，尴尬的小说家便常常在失望之余把目光投向我们生活的男一边，刘恒的另一篇小说《伏羲伏羲》同样涉及到人的性爱。在贫瘠的山村中，这种性爱却与情爱融洽的统一在一起。尽管他们也在偷偷的爱，一种甚至违反社会伦理道德的爱，但却充满着一种惊心动魄生死不渝义无反顾的美。
在知识分子，这却近乎是一种神话。他们太善于思维，他们太需要社会的承认，他们是为了事业而存在的，爱情至上早已为功名至上所替代。被阉割的情感虽然还在不时地蠕动，但已无法再振往日雄风。当然，在这悄悄蠕动的情感压迫下，他们也会耐不住生命的寂寞，可是他们这时所需要的却是一种安全的爱，一种既不触及现有，又能满足自己渴望的爱。这是一种自私的爱。可是在当代，它却演化成一种时髦的风尚，说它是婚外恋也好，说它是一种偷情也好，总之，“情人”的出现使知识男性找到了一种最好的情爱或性爱的安全通道。
周北路只有在得到华乃倩决不破坏他的家庭的允诺，才羞羞答答地表示了自己的爱意。而在这种“爱”的背后，正潜藏着“自己”的暗影。“爱自己”，这便是这一类知识男性不愿承认但却是实实在在的心理存在。
可是偷情的欢乐永远只在于瞬间，在更多的时候，周北路却老是担心着事情的败露，这才是真正属于他自己的悲剧，而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正统的知识分子，他又无法长期承受情人和丈夫的角色分裂。这种战战兢兢的心理负担和道德的自我折磨，便使他陷入一种梦魇之中。
这是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的痛苦心态。一方面，他太需要社会的承认，一方面他又需要属于个人的情感生活。一方面，他是社会的各种定义，一方面他又是一个活生生的生理的男人。
中国旧式家庭的妻妾制度曾经为这种角色分裂制造过一个统一的可能。在妻子的面前，他可以享受到丈夫(社会化的)的尊严，而在妾的面前，他又能体昧到情人(个人化的)的欢乐。
但是在这种制度背后，不同样隐藏着中国知识男性的那种卑弱心态？他需要社会，所以必须明媒正娶门当户对。他需要(纯粹的)女人，又尽可以从比他低的社会层次中挑选。这就是所谓“娶妻娶德，娶妾娶色”。从一开始，中国知识分子就处在情爱对象与性爱对象的分离状态中。
而一旦这种家庭制度解体，这种失去了社会承认的“分离”便呈现出它的尴尬状来。
我们太爱自己了。
中国知识分子的反诸自身，只是将各种各样外在的社会规范自我化。它从来没有造成一种普遍的独来独往我行我素的男性风尚。它使自我社会化。爱自己也就是爱社会，爱各种各样外在的规约。
这种态度反映在女性的选择上，就形成一种极端利己的倾向。
知识分子需要贤妻良母，因为贤妻良母能帮助他们事业有成，获得名誉与地位，成为一个“像模像样”的男人。因此，中国的知识男性在配偶的选择上，大都具有一种母性倾向，妻子是母亲的延续。妻子的作用在于治家。比如对于周北路来说，他需要的妻子就像一根拐杖，或者是一座靠山，从而凭借这种力量去获得他在社会上所需要获得的一切。周北路正是怀着这样一种潜在的心理动机选择了他现在的配偶。
但是一个男人在这样的女人身上靠得太久，他又必然会感到压抑，一种雄性的沉默。于是，他又必然需要另一种女人。
华乃倩属于这样一种女人。她身上似乎具有一个女性所应具有的一切，是那种令男人一望即会怦然心动的女人。但是这一类女人，在中国文学中，从来只是作为情欲的象征，比如褒姒，比如妲己，比如赵飞燕，比如杨玉环等等，而很少作为“好女人”的形象出现。男人既需要她们，又蔑视她们。所以，华乃倩就必须漫画化，就必须走向她的“妓女”原型
这种“妓女”原型不仅出现在《莺莺传》中，出现在《金瓶梅》中，也出现在当代的一些小说中，像《绿化树》中的马樱花，《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黄香久。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
这或者因为，在我们的文化辞典中，情欲不仅本身就以一种粗鄙的形象出现，而且它还经常与自甘堕落，下流，自暴自弃，毁灭等等词语混合使用。任何一种高尚的情爱进入这部辞典都会被纳入粗鄙的条目之中。因此，一个社会化的知识分子在他考虑非社会化的情爱关系时，往往不是建立在个人的情感基础上，而是用种利社会或道德的标准去评价去考虑。这便造成一种对女人既爱又怕的古怪心理。
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面。
当一个男人不是仅仅从个人情感的角度去建立他和对象的关系，而是一开始就掺杂了社会或道德的顾虑，这已经预示了这种关系的悲剧结尾。
周北路尽管明白他所需要的是什么，但他仍然需要欺骗自己。在性爱的外面必须裹上一层感情的外衣。他需要假定华乃倩是真正从精神上爱上自己，这样才能满足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某种虚荣心。然而这样反而加重了他的精神负担。他有一种负债的感觉。知识分子重视人的感情存在，是因为只有在这个世界中，他才能显示他存在的价值。但是，如果这种存在需要他付出更多的代价，他又会变得烦躁不安畏缩不前(这种患得患失首尾俱顾的心态常常会引起另外阶层的人的嘲笑)，于是他又需要打破这感情的梦幻。当小说安排华乃倩逐步显示出她是一个性欲亢奋的女人(这使他有理由轻视她)，当他知道她的丈夫原来是一个阳萎患者的时候，“他看出整个事情都滑稽起来。她在玩弄他。她爱他是因为他是合适的性的对象。一切都有了不同的意义，他的荒唐感达到了顶点。肉体的诱惑力也在那一刻达到了更强烈的程度。他的自责反而减轻了，她洁净的身子变得更为单纯，仿佛成了两个人共同的工具。他再也不用为它战栗了”。只有在这样的女人面前，周北路这样的男人(再比如章永<SPS=1002>)才会获得一种真正的安全感。他无所顾忌地使用着他的男性躯体，一切都变得简单起来。对于有些男人来说，只有在他所轻视所不屑的女人面前，他才能充分显示出他的男性特点。这是很难思议的。“这个女人从一开始就使他变得很野蛮”。
感情的自责消失了，剩下的只是道德的自责，道德是脆弱的，只要他善于“改过”，他仍然是一个有道德的人。
一个业已社会化的知识分子在处理婚姻外的性爱关系时，更愿意自己是一个被动者，当他打算结束这种关系时，更乐意自己是一个失足者，这样，对象就必须假定为一个主动的、善于诱惑的富于媚态的女人，而在这时，还有什么比一个“妓女”更为合适的角色呢？因为这样一类的女人为我们的文化所先天不容。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小说企图让男主人公幡然猛醒或者昂然前进或者企图警世醒世喻世时，总是慷慨大方把这类原型派定位女性角色(但愿《白涡》不是)。
周北路和华乃倩的关系就这样奇怪地维持下来，最初的情爱色彩已经消失，剩下的只是一些性爱动作。他们在一种丑与美、痛苦与欢乐的奇怪组合中维持着这种偷偷摸摸的性爱动作。
故事终于走向它的尾声：周北路终于升任为副院长。华乃倩终于“擅自”离了婚。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迫使周北路终于中止了他们的关系。
中国的知识男性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心埋，他可以不爱他的妻子，但荣誉却必须属于元配(所谓“诰命夫人”)。的确，周北路从未想到过离婚，“她给了他一双儿女，事业上的成功有她的心血，他的奋斗是献给她和孩子的”。这是什么呢？感恩图报还是等价交换？他很轻松地同华乃倩分手，他也不欠她的，他们相互满足了自己的需要。对于一个中国的知识男性来说，还有什么比母亲与“妓女”这样一对和谐的矛盾更为令人心安呢？
当然，对于周北路这样一类知识分子来说，这也许算是一个最好的结局了，他既然不是一个伟大的爱情至上主义者，同时毕竟又不能采取一种逢场作戏的态度来演一出性爱游戏，也就只能如此了。
文明异化了男人，它尤其使中国的知识男性变得卑怯、懦弱、利己，但这种卑怯、懦弱与利己，却又受到普遍的文化认同。因为它维持了社会与家庭的安定。它给“天人交战”安排了一个道德的结尾。
《莺莺传》的张生最终被王实甫改造了过来，并被赋予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但这种“始乱终弃”的阴影仍然笼罩着张生的后裔，并且不断地以为了社会、事业、家庭、责任等等的名义出现，只是现在逐渐从婚姻走向了婚姻外，它多少减轻了男人的道德或感情的自责。
这就是《白涡》，一个关于男人和女人的婚外恋的故事，一个关于中国的知识男性的故事。
(《白涡》，刘恒著，载《中国作家》一九八八年第一期)
蔡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