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罗思“自传”中开篇所述，一九八七年春正是他创作十年的高峰期，忽觉体力不支，需要进行一次小手术，这就使他的情绪极度低落，竟致濒临精神崩溃和思路混乱的境地。他在文中一再强调这种现象实为心力交瘁，健康解体的症状，使人联想起三十年代末菲兹杰拉德的创作命运。而罗思刚过五十五岁，既悲叹于老母的弃世，又窘对老父生命垂危之际声明要脱离父子关系而一己“创造自我传奇的文思出现枯竭”等等。在这种情况中他写了这部题为《真相》的传记式小说，内容虚实掺半，不独描绘他的自我写照，而且回溯他写作生涯的历程。他追忆从事创作初期文思汹涌之源，彼时作家的自我处于未定型而又带探索性的阶段，尚未掌握如何把现实生活中的经验编写成自我传奇小说的技巧。以后时隔三十个春秋，人亦已到中年，大多数的小说家似乎有必要对自我一生劳迹做一番小结，以备再接再厉重订新的创作方向。罗思在他的新作《真相》一书中，似乎也打算从家族死亡所引起的自我反思，来重理思绪以面对随着中年到来的创作危机。
此书虽被称为“自传”，实则比一般心理分析小说更多虚构，离开作者罗思的真正生活“真相”似乎更为渺远。三十年来，罗思一直把自身的际遇编入以虚构为框架的故事之中，扮演一幕接一幕的自我发掘和戏剧化的角色。他自己也承认，所谓“自传也许是一切文学形式中最易受作者操纵的形式。”而《真相》一书虽说旨在追忆往事，事实上则作者于有意无意中重施故技，用独特的语言文字，从内心喜剧性感触与悲剧性痛楚中寻求新的矛盾来充当小说中的又一主题。在读者眼中，只见罗思把许多似是而非的“事实”串连一起，其中充满辩解、忏悔、怀旧与赎罪之感，从而逐步分解一己所写几十部著作，使之成为一部“菲利普·罗思文学手册”之类的读物。《真相》以罗思小说中人物纳桑·朱克门为执笔人，也就是一九八六年出版的《对立的生活》中的主角，而序言的署名即用纳桑·朱克门而不用菲利普·罗思。紧接此“序言”，罗思以三十五页的冗长篇幅叙述朱克门对一生的种种反思，加上《对立的生活》中出现过的英国妻子裘茜的插话。在这本近二百页的长篇小说中，罗思交替使用相应的反驳言论或与主题相对立的独白，以及诸多相互矛盾的对话与全然反面文章等等。最后出现一个自我诋毁的对立场面，重演历来朱克门表露的自相矛盾的性格。朱克门是罗思在现实生活中的替身，读其文如见其人。所谓朱克门自相矛盾的性格实际处处显露他的敏锐洞察力与清晰的思路，可是又经常无情地抨击作家罗思的所作所为，如揭露罗思的探索生活“真相”，无非是为了防御或答复外界对他的指责。朱克门写道，“你看来既无心肝，又无胆量在自传中赤膊上阵，做到你以前在创作小说中那种自以为是一无掩饰的坦白姿态。”由于书中充满了如此这般的自谴自责的对白，“自传”竟成了一部完全自我循环、自我中心和自说自话的记录。整个作品象一只刺猬，卷成一团，毫无头尾主宾之分。按照朱克门的所述，此书终于成为一部自我辩解之作，只是在书尾附一封回信，了他一生的公案。
评论家对此书大都认为是罗思的所谓“自传”，一如在天体轨道上昼夜运转的星球，脱不了那个自我评论的中心命题：“我究竟是个优秀作家，还是一个犹太败类？”每当罗思表现为优秀作家时，他便在故事中扮演孝子贤孙的角色，不但孝顺父母，忠于当地犹太人的社交习俗，依法归籍为美国公民，而且同化于三十或四十年代美国的生活。可是这些年代的犹太作家作品都显得平淡无奇、琐碎和抑郁伤感。罗思不满于这些作品，他要出奇制胜，一改当时的文风，于是他大胆试写弗洛伊德式的性心理分析故事，六十年代末期他出版的《波特纳的怨诉》(一九六九)，一下子撕去了犹太教义所坚持的禁欲面纱，以求治精神病患者波特纳与心理分析大夫之间的争论，大出犹太教的洋相而得到广泛读者的赞赏，同时也引起了犹太社团及家族的不满，而不为他们所容。与此几乎同时在杂志上连载的《我作为男人的一生》是他早几年侨居英国时化了七年功夫写成的。在书里，他追寻与他英国妻子袭茜之间性生活矛盾的记录。这又是一部弗洛伊德式的解析惧内癖的病态故事。这部小说在一九七四年正式出版时，虽然不及《波特纳的怨诉》一书的轰动，而只是把波特纳的精神痛苦根源作了进一步和更深刻的挖掘，但写作的方式更接近于他早期作品如《再见，哥伦布》(一九五九)和《随波逐流》(或译《放手》，一九六二)等的正统爱情小说。一九七二发表的《胸脯》是卡夫卡式的寓言、讥刺高级知识分子性生活的小说，连同一九七七出版的《情欲教授》，可说都是罗思跟踪精神分析原理向自我作剖析的讽刺幽默作品。据说他的作品在东欧的同行中引起过激烈的争论。
这部“自传”中谈及作家罗思为缓和对他的攻击，又改变了手法，摆脱过去坦率无比的性分析，在以后的十年中写出了朱克门三部曲，事实上朱克门三部曲都是罗思进入中年的替身人的小说。《鬼作家》(一九七七)一书中编入了真真假假的“安妮日记”，写一个被纳粹幽禁的妙龄少女人性故事；《被解放的朱克门》(一九八一)叙述青年作家朱克门大胆言论之遭冷遇；《对立的生活》(一九八六)又回到写夫妻间性生活破裂后的噩梦。创作至此，经过风风雨雨的搏斗和近似科学又是文学的一系列病理分析尝试，罗思已进入更为成熟的写作期。他承认在现阶段的写作中，他一直努力做到一身而三任——提供科学性事实即“真相”充当虚构小说家和自传家，这就产生了《真相》一书，并以朱克门为代言人，不断变换写作手法。这三重职务的重点是要达到自我暴露与剖析的广度和深度。他目前的处境可说正介于诺曼·梅勒式的自吹自擂以作自我宣传，和以退为进的塞林格式遁世主义之间。自从一九五九年第一部小说集《再见，哥伦布》问世以来，罗思一直是位自讽自嘲的犹太作家，但他有别于辛格与梅勒老一辈的传统；他属于第二代犹太知识分子，也是美国新一代的主要心理小说家之一，他的成功在于传统以外，运用他的独特语言和心理构思达到十分出色的程度；他善于把枯燥的精神病历，通过倒叙、插述和梦幻等手法作艺术加工，使读者既为之瞠目又为之信服，原因是由于他始终未离开自我的大胆暴露和剖析。一如他早期的短篇小说集《再见，哥伦布》所载的名篇《信仰的维护者》(一九五九，此小说由我译出载《当代美国短篇小说集》)，青年时代的罗思已显出一股突破旧传统势力的劲头，抵制犹太人的繁文缛节，接受美国文化的同化等等，写得人物形象鲜明，至今读来仍能令人神往。三十年来他曾经变换过多种方式来表现他所代表的第二代犹太移民的向往，挣脱寄人篱下、忍气吞声的双重生活。他所创造的小说人物如朱克门的性格，虽然带着浓郁的犹太人气息，但究竟已从心理上克服了从属地位而出现了崭新的现代人面貌。这也就是罗思一己的精神面貌。这次他以《真相》作幌子，再次使用心理分析法把虚构人物朱克门还其本来面目，成了罗思正统的“自传”，也可能是他的狡猾新招；但他毕竟还在逆流中前进，顶着保守势力给他戴上的“反犹太”大帽子，无所畏惧于深挖下意识中的自我，终于为探索新课题，而被目为美国当前文坛上的一位极度的异端小说家(ExtremistFiction)。
(Philip Roth，The Facts，Ano-velists Autobiography，New York，Farrar，Straus Giroux 195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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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亦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