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业生计维艰，略可想见。
既如此，本月服务日得览诸种可观之书，便更觉珍爱。
自一九八五年开始陆续问世的《近代稗海》为四川人民出版社一项著力之工程。据主编者言，此套丛书系由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辑室酝酿多年，旨在于浩如烟海的近代史料中，纂集有关经济、政治、文化等类具参考价值之材料，即零碎不全者亦不为弃，以作某一历史事件之资料而为专题史之补充。就已出者而言，十四册中所纳已蔚为可观。较之正史，野史类固有其未足征信之面，然其所载所录却多为亲历者，则又具口角亲切，不拘一格之优。或诗或文，或诗文合璧；或谐谑或怒张，或笑骂溢于言表，辑琐记、漫笔、史录、正传、年谱等等凡数十种，且多有未付梨枣之原件稿本、抄本，或罕见之印本及行世极少之刊本，可称珍贵。
不过，据其印数揣度(最近一册印数为七百五十册)，此编必为一大宗赔钱生意。因于赞赏之余，不免又生些许忧虑。惟愿此业不辍！
巴蜀书社的出版物近年来也颇为引人注目，因为“巴蜀”的书往往带有蜀中独特的文化性格和浓郁的地方色彩，这些特征有时并不一定显示在书的内容中，而是显示在出书的选择上。比如巴蜀书社新版明代陆楫所辑的《古今书海》，它选书一百三十五种，分说选、说渊、说略、说纂四部共一百四十二篇，除记载稗官野史、唐宋小说、历代史料外，还有诸多记载风物土产、奇闻异事、百技杂艺、说部词章等等内容。在津津有味的阅读之余，忽然想到，书中那股“龙门阵”的气息恐怕不会只是我一个人能感觉到吧？《<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是顾颉刚先生抗战期间在重庆执教时听课学生的笔记。书前有顾先生一九六四年写的题记，追忆“战中伤痛”，语多悲愤，可见这部书稿在二十余年前已整理完毕，迟至今日才出。有趣的是记录者刘起<SPS=1750>先生在“后记”中说，巴蜀书社的编辑认为这部佳构“成于渝州，无异蜀中佳山水孕育了它”，因此亟愿出版。由此也许能见出巴蜀书社学术眼光之外的那种“巴蜀意识”。《四川思想家》(贾顺先、戴大禄主编)充溢着四川人的自豪。天府之国、人杰地灵，它们贡献给中国历史文化的人材不拘一格，从严遵、陈抟到三苏以至邹容、吴虞，集中所收的十几位思想家显示了巴蜀人物灵异豪悍而又不越绳墨的性格和智慧，以此构成了四川特有的思想文化风貌。《东方的黎明》(冯天渝主编)，副题是“中国文化走向近代的历程”，这本书或可视为四川人一种超越四川意识的努力。集子汇集的论文专以明清文化为研究对象，意在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本书作者都为武汉地区“明清文化史沙龙”的成员，显见非蜀中人物所为，奇怪的是其中某些篇章也会让人联想到李<SPS=0096>人小说中各种艰难纡曲的挣扎，这大概是因为不论是小说还是论文，处理的都是一个相同的时代。东方的黎明来得太慢、太难了。
巴蜀书社的出版物不能一一列举，想说的无非是，中国文化是丰富多彩的，人们当然希望见到各种富有不同文化风貌的出版机构和出版物，可喜的是目前这样的出版社越来越多，如岳麓书社、巴蜀书社等都是以自己的特色而引起读者关注的。岳麓书社一向注重学术著作，尤其是本省学人著述的刊行。作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项目之一的《船山全书》为其中规模最大之一种。船山先生一生著述宏富，计百种以上，四百余卷，字得八百余万，然于清代曾遭围搜、查禁及奏缴毁板之厄，故大部著作于长时期中只得以抄本私传。自清末起，其传播方日渐广泛。此版十六册《船山全书》则为迄今为止一部收集最全的王夫之全集。目今问世者为册二(《尚书稗疏·尚书引义》)、册十(《读通鉴论》)。后者系洋洋八十万言之史论巨著，前人赞为：“读船山通鉴论，历代史论可以废。”信手翻览，果见其卓论迭出，识见不凡。如汉将李广，百千年来，儒冠文士歌咏不辍，船山却独抒新见而讥之曰：“李广名誉动人不足任将帅”。细思之下，悟其或言于此而意在彼。“将者，民之死生、国之存亡所系者也”。判定其足任与否，当视其于一生一死之际，能否“与天争存亡，与人争胜败”，而非以“贤德”为衡。船山所刺，实在于“流俗之簧鼓，士大夫之臭味，安危不系其心，而漫有云者也”。又如卷十四“徐邈责范宁采求风政”，卷二十一“陈子昂非但文士之选”，卷二十五“韩愈谏佛骨表不足以卫道”等等，率皆发见新异。要之，此三十一卷、九百一十二论，尽言人之所未言，多有警人警世之语，试效“广告体”为此广而告之：装帧考究，印刷精良；备货无多，欲购从速。
湖北人民出版社近出《公安三袁选集》(吴调公主编，王骧等选注)，惹人心爱。以私意论，一向偏爱袁中郎，喜其洒脱不羁，真情直泻，游记、尺牍类尤少滥熟语；今览此编，则得大袁(宗道)之沉稳与小袁(中道)之笃厚，虽同作愤世嫉俗语，共擎反摹古之旗帜，却又各具面目。主编者于前言中论道：“把公安三袁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通过其异同的比较，就不仅可以深入认识由这三位主要成员在特定关系中构成的公安派的共同特色，还可以了解作为一个文学流派的公安派中人，并非是凝固的铁板一块，而有其同中之异：有前人对后人的启示，也有后人对前人的纠偏。波浪翻腾，形成了流派的演变。”可知此集之成，系由学者之识见与匠心。
有些研究著作的出现，会使某个研究领域的面貌为之改观，宋永毅的《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学林出版社“青年学者丛书”之一)，似可被看作一部刷新老舍研究面貌的书。这部专著从理论框架、研究方法到具体观点的论述都可说进入了目前老舍研究的最前列。把一位蕴有巨大丰富文化内涵的作家，置于整个民族、传统、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下予以全面、系统研究的，似乎除凌宇的《从边城走向世界》外，还无出其右者。老舍研究是现代作家研究中的热点，这种研究无疑会继续发展，我们还可望看到各种不同观点、不同方法、不同角度的研究成果，而《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堪称为坚实的第一步。
读吉卜林的《老虎！老虎！》(文美惠等译，漓江出版社)，使我想到了故事的魅力。小说的初立于世，不正是得之于此吗。今日的多数读者依然爱读故事，但不在少数的作者却不屑于讲故事了。以“观察的能力、新颖的想象、雄浑的思想和杰出的叙事才能”而获一九O七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吉卜林正是一位故事大师。得益于生长在印度的经历，他的作品充满了神秘的异域情趣。《丛林之书》是讲给成人们听的童话，早已告别童年的读者从狼孩莫格里的故事中或许会感到人类的正义远逊于丛林的正义。文明之于人类诚为进步之标识，但伴随而来的贪婪、虚伪和狡诈却实该诅咒。收录在本集中的《国王迷》、《野兽的烙印》等也都是引人入胜之作。说故事性是小说必不可少的因素，理论家未必赞同，不过大众趣味毕竟是作家不可完全弃之不顾的。
若不是近日从《读书》上看过有关福柯的介绍文章，我大概会把这本《性史》(〔法〕福柯著，张廷琛等译，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与时下坊间书肆流行之“性”类书籍混而为一。当然作者依然是谈性，不过却是通过这与人生关系最密切，也最为现代西方人所关注的性问题切入，来探讨权力与话语、权力与知识之间的关系。本书的学术价值在此无庸赘述，我想，除此之外，是否值得重视的还在于一种既坦白又严肃的审视？少一点虚伪及由之而来的禁忌，多少会有助于正常的科学研究。如果对这本书真正感兴趣的读者人数与它的此版印数——十万册——大致相符，那真是值得欣慰的了。
《读书》服务日之页
金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