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赵京华同志的《寻找精神家园——周作人文化思想与审美追求》将要出版，我觉得这部著作的显著特点，就是能引发读者进一步思考，能使读者打开一些未曾开启的门，看到一些新的东西，你进一步思考的结果，不一定与他的看法相同，但是你不能不感谢他的引发。
例如，周作人自己多次强调他的一贯的忧与惧的意识，这我是知道的，我写的文章里也曾触及。但是赵京华却能把周作人一生的忧患意识，分成四个阶段，一以贯之，而又各有新的特点：一、青年期的感伤与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的交织。二、“五四”时期进步知识分子的激越悲凉的感时忧国。三、到了“五四”退潮期，加上了含着绝望和悲观的对于民族和历史的忧惧。四、大革命失败前后，特别是进入三十年代以后，加上了含着感伤与苦寂的对于自我的忧虑。这就画出一条动的发展的轨迹，这是我没有想到过的，根据这个指点再一回想，情形确确实实就是这样。
赵京华着重论述了周作人的忧患意识的第四个阶段，大致是：周作人这时一边关注着祖国的命运，一边忧虑那个觉醒了但又时时有被现实社会吞没的危险的“精神自我”。他越是对历史和现实失望，越是陷于宿命论的悲观，他的自我意识就越是扩张，就越是坚信自己获得了独立的人格和绝对的自我。他自信看透了这个世界的空虚和人们的愚昧狂妄，他以思想富有的精神贵族自居，俯视和悲悯着芸芸众生。这样的恶性的发展的结果，便走到了反面，走到了四十年代周作人的人格和国格的彻底丧失，这场精神大破产之中，一切个性和自我不可能不一起拍卖掉了。他的忧患意识便失去了值得肯定的意义，变成颓废寂灭而又虚伪可笑的“忧生悯乱”。
赵京华这个批判是严峻的，也是科学的。我反复思考过：这有没有冤枉周作人的地方？反正周作人不在了，即使他还在，由于他的“政治身分”，再怎样“批判从严”他也没有回嘴的资格，所以我们从事研究的人，特别要注意不要有一点点过了分寸，那简直是仗势欺人。我思考的结果，认为即使起周作人于地下，赵京华这个批判完全可以当着他的面，平心静气地向他说出来，并不期望他立即接受，也不期望他作什么答复，我们自己却是坦然的，绝不会觉得有仗势欺人之嫌而暗自脸红。
但是，由于赵京华这个批判的引发，我在同意他的看法的同时，又想到事情是否还有另一方面呢？就是说，周作人三十年代对于丧失自我的忧虑，是不是也有一点根据呢？我马上想起周作人和陈独秀的那次论战，马上把尾崎文昭的论文找出来重看，(那本书我还没有还给赵京华同志哩。)觉得周作人的忧虑，并不能说是全无道理的。
据尾崎文昭介绍的情况，当时非宗教同盟方面所发的宣言，有“铲除恶魔，务期净尽”这些话。周作人认为，这些声讨，口气太旧，太威严，有恐怖感和压迫感。周作人声明，他们反对的就是这种威压恫吓的态度，他们不是要拥护基督教或任何宗教，他们反对的是依恃强大势力，来压迫持有某种信仰的人。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马裕藻五教授宣言一发表，陈独秀立刻致函五教授诘责，指责他们是“拿自由、人道主义许多礼物向强者献媚”，另外还有人骂周作人等是“资产阶级强盗的奴才”，是“政客军阀有力的‘狗’”。周作人答复道：我们原来担心的就是对个人思想自由的压迫，不仅依赖政府的力量，而且依靠多数的力量来干涉少数的异己者，现在这个担心已被证实了，不幸的事态已经开始了。周作人发出一个警告，今天我们听来当有惊心动魄之感，他说：如果失去思想自由的保障，即使侥幸不在这回被除减之列，却不知何时还要轮到自己头上。(周作人：《古今中外派》，载一九二二年四月二日《晨报》，据尾崎文昭文章引述)
据尾崎文昭的研究，有充分证据说明，当时的非宗大同盟运动，有共产主义的力量在不断推动，而周作人敏锐地觉察到：封建思想或原始思想，会改头换面地“重来”到共产主义运动之中，“重来”到共产主义旗帜下的青年和大众之中，以多数的力量来论是非，来压迫个人。尾崎文昭得出结论道：在那次论战中，“运动一方是一贯以政治问题来对待，周作人则一贯以思想问题来看待”。周作人“仍认真继承和推进了五四精神的西欧近代主义，他以此对或明或暗的封建思想之复活，给予了激烈的批判。终而至于批判了渗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阴影，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当时则近乎被人忽视。打那后相隔了五六十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后的今天，它才终于为人们所重新的认识。”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个结论的正确。
换了中国人通俗的话说：周作人那么早，早在二十年代之初，便反对搞运动，反对用政治运动来强制个人的思想。他预言，即使这次运动没有搞到你，以后不定哪次便会轮到你，大家都没有保障。半个多世纪之后的“文化大革命”，宣告了周作人的话完全是不幸而言中。
那么，可见周作人对于他的“精神自我”被压制被吞没的危险的忧虑，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了，他为了对抗压制和吞没，更加坚信自我，扩张自我，也并不是没有必要的了。
鲁迅和周作人，是中国知识分子自我觉醒最早的先驱者。早在世纪之初的一九○七年，青年鲁迅便在《文化偏至论》里面，打出了“人类之尊严，个性之价值，自觉之精神，极端之主我”的鲜明旗帜。当时的周作人，思想上是完全追随着长兄的。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鲁迅偏重鞭挞国民的不自觉，周作人偏重启发知识分子的自觉，形成了互相的配合。周作人起先主要是以文艺理论家批评家的身分活动，他的文艺理论批评的核心，就是“自我”的意识，“主体”的意识。他认为，文艺的内容，是要“真实地强烈地表现出自己的个性”(《谈龙集·地方文艺》)。文艺的格局，是应该“听各派自由发展”(《自己的园地·文艺的统一》)。文艺批评，应该“很诚实的表示自己的思想感情”(《谈龙集·文艺批评杂话》)。文艺鉴赏，应该“求诸一己的心，便是受过科学洗礼，而仍无束缚的感情，不是科学知识自己”(《自己的园地·神话与传说》)。文艺的效果，是要“有宽阔的心胸与理解的精神去赏鉴一切作品”，从中去理解“别人的心灵生命苦痛习惯意向愿望”(《自己的园地·文艺的异物》)。他的这一套文艺理论，是中国第一个近代性质的文艺理论体系，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指导理论。
后来，周作人转到更开阔的阵地即社会文化批评的阵地上活动，他始终关注着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问题，坚决维护个人的自我意识和主体精神的地位和权利，形成了完整的一套宽容论。其要点可以归纳为下列十条：
第一，社会并不总是神圣的，个人并不总是要为任何社会作出无条件的牺牲。如果一个社会蔑视人的个性，“那便是白痴的，只有形体而没有精神生活的社会，我们没有去顾视他的必要。”不应该“用了什么大名义，强迫人牺牲了个性去侍奉白痴的社会”。(《自己的园地·自
第二，个人生活、感情、意见都是应当受到尊重的。“个人既然是人类的一分子，个人的生活即是人生的河流的一滴，个人的感情当然没有与人类不共同的地方。在现今以多数决为神圣的时代，习惯上以为个人的意见以至苦乐是无足轻重的，必须是合唱的呼噪始有意义，这种思想现在虽然仍有势力，却是没有道理的。”(《自己的园地·文艺的统一》)
第三，要知道己之外有人。“人之异于禽兽者就只为有理智吧，因为他知道己之外有人，已亦在人中，”“恐要妨害隔壁的人用功而不在寄宿舍拉胡琴，这虽是小事，却是有人类的特色的。”(《风雨谈·<逸语>与<论语>》)
第四，要承认他人的自我，他人的判断的权利。“主张自己判断的权利而不承认他人中的自我，为一切不宽容的原因；文学家过于尊信自己的流别，以为是唯一的‘道’，至于蔑视别派为异端，虽然也无足怪，然而与文艺的本性实在很相违背了。”(《自己的园地·文艺上的宽容》)
第五，干涉个人是社会野蛮的标志。“我想社会制裁的宽严正以文化进步的高低为比例，在原始社会以及现在的山村海乡，个人的盲动饮食几乎无一不在群众监督之下”。(《谈虎集上卷·一封反对新文化的信》)对个人的严厉干涉，是由于愚昧。“我们的野蛮的祖先以及野蛮的堂兄弟之所以为野蛮，即在于他们之多有不必要的牺牲与冲突。他们相信两性关系于天行人事都有影响，与社会的安危直接相关，所以取缔十分地严重，有些真出于意志之外。”(《谈虎集下卷·抱犊看通信》)
第六，最严重的迫害正是来自不尊重他人，强人从自己。欧洲中世纪大主教之流，指挥君民，焚烧异端，他们并不自认为在进行迫害，他们是在“用强硬的手段要求救人家的灵魂”。(《苦茶随笔·<论语>小记》)
第七，野蛮的干涉与迫害可以有各种新的形态。例如泰戈尔来中国讲学时，受到青年们的言论攻击，“但看那种严厉地对待太戈耳的情形就可知道，倘若有实权在手，大约太翁纵不驱逐出境，《吉<SPS=0516>伽利》恐不免于被没收禁止的罢。这种头等时新的运动，根本精神上与维持礼教的反动并无不同，便是要取缔思想”。(《谈虎集上卷·问星处的预言》
第八，中国新文化运动中也有干涉和迫害。“中国自五四以来，高唱群众运动社会制裁，到今日变本加厉，大家忘记了自己的责任，都来干涉别人的事情，还自以为是头号的新文化，这真是可怜悯者。”(《谈虎集上卷·一封反对新文化的信》)
第九，中国最需要的是宽容，是思想自由。“我觉得中国人的大病在于喜欢服从与压制，最缺乏的是对于一切专制之憎恶。”(《雨天的书·托尔斯泰的事情》)“我觉得中国现在最切要的是宽容思想之养成。……我相信西洋近代文明之精神只是宽容，我们想脱离野蛮也非从这里着手不可。”“我对于什么民有民享，什么集会言论自由，都没有多大兴趣，我所觉得最关心的乃是文字狱信仰狱等思想不自由的事实。”(《雨天的书·黑背心》)
第十，要建立高度宽容的、保障人人自由的文明社会。“到得文化渐高，个人各自负责，可以自由行动，‘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这才真是文明社会的气象。……我想现在最要紧的是提倡个人解放，凡事由个人自己负责去做，自己去解决，不要闲人在旁吆喝叫打。”(《谈虎集上卷·一封反对新文化的信》)为了避免某些人的自由妨害他人的自由，前面已经说过要有道德的自律，“恐要妨害隔壁的人用功而不在寄宿舍拉胡琴”，若是不能自律者，则道德和法律的干涉仍有必要，“一切行动在不妨害别人的时候可以自由，出了这个范围便受相当的干涉，这是世间的通例”。(《谈虎集下卷·关于非宗教》)
周作人是在同封建复古主义斗争的时候，提出了宽容论，那是反对已成势力对新兴势力的不宽容。至于宽容论之发展成完整的系统如上所述，则是一九二二年与陈独秀论战以后的事，着重在反对多数对少数、群众运动对个人的不宽容了。他始终把思想自由看得高于一切，认为思想自由是每个主体的存在的前提，这可以说就是那个著名的公式：“我思，故我在。”所以，当新的不宽容，作为旧的不宽容的“变种”或“重来”，它的阴影渗入了新兴的强大的共产主义运动之时，周作人凭着他的敏感，觉得这特别可怕。过去我们批评周作人，完全抹煞他的忧虑的事实根据，那是不公平的，我们后来亲身的遭遇也替周作人作了答复。今天我们回过来认识到主观、主体、自我的重要，认识到不能用群众政治运动的压力来强迫个人怎样思想，不怎样思想，认识到主体被吞没被异化的危险确实存在，过去现在将来都存在，我们必须时刻警惕，必须从哲学的高度主观地把握自己的存在和世界的存在，这一切，也可以说是我们对于周作人的宽容论和他关于自我的忧患意识的重新肯定。
当然，我们现在不是全盘肯定，过去我们对周作人的批评，现在赵京华的批评，绝不是完全不对。周作人在反对新的不宽容的时候犯了一个根本错误，就是他没有看到新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根底上的真正群众基础。试与鲁迅一对比，便清楚了。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里面，清醒地批评了“革命文学”的提倡者们的“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后来他坚持这一点，提出了“辱骂和恐吓不是战斗”的著名原则。鲁迅对于苏联诗人勃洛克的话表示怀疑。勃洛克说共产党并不妨碍做诗，但对于觉得自己是大作家的事，却有妨碍。勃洛克说：“大作家者，是感觉自己一切创作的核心，在自己里面保持着规律的。”勃洛克的意思，显然赞成这种“妨碍”，也就是认为作家不应该“感觉自己一切创作的核心，在自己里面保持着规律”，要做共产党作家，就必须放弃这种主体的自觉。鲁迅则在《在钟楼上》里面公开表示怀疑道：“共产党和诗”，“真有这样地不相容么？”他显然是不赞成这种不相容，认为勃洛克的话如果是事实，那是不应该发生的事实。可见鲁迅一样反对假借共产主义运动的声势来制造恐怖，来吞没个人主体的自觉。他清醒地看到“革命文学”的提倡者们的真实面貌，“有些是旧文人解下指挥刀来重理笔墨的旧业，有些是几个青年被从实际工作排出，只好借此谋生”，但是他并不认为这就是全部，紧接着他就指出，“但因为实在具有社会的基础，所以在新分子里，是很有极坚实正确的人存在的。”(《上海文艺之一瞥》)能看到新的运动“实在具有社会的基础”，这一点极其重要。鲁迅正因为能看到这一点，所以他能够投身于这个运动，作出一定的必要的让步，而又并不放弃对于渗入新运动中的旧的阴影的批评，不为任何“拉大旗作虎皮”的战法所吓倒，不为“破落户漂零子弟”们的“妇姑勃<SPS=1631>，叔嫂斗法”的手段所缠困，脚踏实地而不是只在空想里面，坚持独立自主的意识，坚持了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的道路。所以，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年月，一个大病的深夜，他仍然能感到“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这也是生活》)。前面说周作人的基本公式是“我思，故我在”，那么鲁迅这就是“我在，故我思”，尽管这条道路是非常坎坷的，他自己和他的追随者们都曾为此付出极大的甚至是鲜血的代价，但是，历史本来就没有平直的路，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决定了他们只有这一条坎坷曲折的路可走，任何事后的先见之明，都是毫无用处的。周作人则是完全看不见新的运动的根底上的社会基础，只看到全是旧的阴影的“变种”和“重来”，只看到要吞没他的自我的滔滔洪水，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于是一天比一天只好在空想中，在书斋中，在故纸堆中，求得主体意识的完整保存。我们不能说这就决定了他后来必然要叛国附敌，但是可以说这就决定了他必然要闭目塞聪，麻木冷漠，又不很甘心，只好<SPS=0362>徨无主，这就同样是一条戕贼自我的道路。无庸讳言，中国知识分子走他这条道路的，也曾经大有人在。但是，这些人后来又有谁真能抵抗住强大的异化势力，保住他的从未异化的精神自我呢？纵使有极个别的令人敬佩的例子，也没有形成一条道路。“文化大革命”虽然可以说是周作人的不幸而言中，但经历这场浩劫后重新要寻找精神的主体的人们，并不是要重归周作人的道路，倒是要看到，他当时那样尖锐感到自我被吞没之危险，那样竭力抗拒，而仍然无成，足证他的道路是不可取的，应该走别的路。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从自我觉醒，经过痛苦的异化，现在要重新找到自我，这个道路仍然只能是在同异化的力量打交道之中，冒着被异化的危险，准备着失败，这才有可能得到胜利；而周作人的道路是远远避开异化的力量，以保护自我的完整，没有失败的危险，然而也就没有胜利的可能，其不可取在此。但是，周作人的宽容论和作为它的核心的关于自我的意识，对我们仍大有用处，那就是可以作为一面镜子，让我们时时照看，借此可以不致于因为同异化的力量扭斗过久，难免也有部分地暂时地被异化，记不清我们所要保护的自我之本来面目。简单地说，周作人不能教我们怎样做，但是可以供我们参照，记住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在这个意义上，倒可以用赵京华的话说，我们不妨参看这面镜子，去寻找“精神的家园”了，这同赵京华的原意当然是不同的。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六日，于北京碧空楼
(《寻找精神家园——周作人文化思想与审美家园》，赵京华著，将由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舒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