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基博著《现代中国文学史》重新出版了。三十年代初此书出版时，鲁迅曾在《准风月谈》的《后记》中提到。那时有的青年笑说，这是遗老文学史；因为书中讲现代的“古文学”，有“魏晋文”、“中晚唐诗”、“宋诗”等，而讲“新文学”的“白话文”只有一节，是“胡适，附徐志摩、周树人等”。过了五十多年，现在回头再看，钱老先生不失为顽固，那青年也未免幼稚。这书曾一版、再版，大概还是同名书中的第一本。书中详述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二十多年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后来的同类书恰恰忽视了这一部分。只讲今中之古固然是旧的正统观念作祟；只讲“鲁、郭、茅”，到八十年代才加上“老、巴、曹”，补进“艾、丁、赵”，难道不是另一种正统思想作怪么？作旧诗词的不是也有革命家而且至今未断么？不仅如此。大家不屑一提的《礼拜六》、《红玫瑰》等杂志消失了，但张恨水等通俗作家不是曾有广大读者，现在梁羽生、金庸、琼瑶、三毛的小说不是还在流行，孙悟空、济公不是又上了荧光屏获得观众么？若真以为文学是民族心声和时代反映，那么，只看局部，不顾其余，宣扬正统，抹杀旁支，如何能见全貌而考察整个国家人民的素质和心态呢？何况这一段历史时间虽不长，却正是中国文学的“转形期”，只怕到现在也还未完全跳出那时的文学框架呢。不承认并不是战胜。清末民初，亦即前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文学中有今有古，有雅有俗，有正有偏，何必把古的余波留给老学者去独占讲坛呢？希望出现反映现代中国文学全貌而不是正统文苑传的新史书。何谓“现代”，也可重新考虑。
二 欧洲文学
周作人著《欧洲文学史》是北京大学讲义。其特点是用古文而人名书名一律不译；因此汉字夹拉丁字母横行排印。薄薄一本书仿佛提纲。差不多同时的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也是北京大学讲义，也用古文，也是薄薄一本。前书没有再版。后书再三重印。两书的文章都很古雅，而一夹外文，一插白话，都连贯可读，别有风味，真不容易。记得周书一开头就将欧洲文学归源于二“希”(希伯来、希腊)，随即从希腊、罗马讲起。原名照原来拼法，不从一种外文。全书好像还没讲完十九世纪。这是最老的《欧洲文学史》。最新的是杨周翰、吴达元、赵萝蕤主编的，也是北京大学讲义又作为通用教科书的。虽有两册，仍是提纲式。于文革前夕编成出版，文革后一九七八年修订再版。这两部书一先一后，相隔约半个世纪；一文一白；一人文主义，一马克思主义；一是个人编写，列举多于评论，而片言往往有新义；一是集体商定，评论重于列举，恪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不过二者虽皆以欧洲为一体，仍都未能完全摆脱拼盘式和文苑传式。现在也许可以说，直到二十世纪初期，欧洲文化来自三系。二“希”皆起于地中海，实兼及欧、非、亚三洲。加上拉丁——日耳曼——斯拉夫系文化才是全欧洲。中世纪三系相互激荡及与阿拉伯文化之冲突实为近代文明之深层基础。近代各国疆域多变，文学互流，国别史实难概括。从整体着眼重写欧洲文学史已成必需。中国自有观点，何必因人成事？自有能力，岂仅编纂类书？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书虽过时，气魄犹在，何以不能重现于中国？当代不乏博雅之士与有为青年，何不执笔创新？
三 德语文学
德语文学近来经冯至先生提倡及多人努力渐又引起注意。以语为主较以国为主更联系文化。接受某一外国文学影响往往要适逢其会，正合需要，勉强不来。提倡固然重要，消除误解也不可少。德国、奥国的文学在中国影响似不算大，好像尊严而不亲切。其实不尽如此。很早马君武介绍贵推(歌德)，鲁迅译过尼采，郭沫若译出《浮士德》，杨丙辰译出《强盗》，海涅声名显赫，格林童话家喻户晓。翻译小说中广泛流传对青年曾产生深远思想感情影响的，第一部是林纾译的《茶花女遗事》，第二部是郭沫若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第三部是出现过五个以上译本的《茵梦湖》(最初译者郭沫若，最新译者巴金)。后两部都是德国的而且三部都是“言情”的。新近又有卡夫卡的小说和布莱希特的戏剧，还可加上弗洛伊德的文学解说。德语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潜在的，深沉而长久。作家的感受比一般读者深，所以间接效应比直接效应大。仿佛中间需要一个变压器。又不一定靠翻译。鲁迅、郭沫若等许多作家学过德文。轰动的译本也不一定是好译本。当年莎士比亚剧本上演不比王尔德的《少奶奶的扇子》(改编本)叫座。文学的背后是文化思想。重要的是思想通气。通得不一定对，更不见得准，但一通气就会扩散而产生力量。相似的容易通气。不相似的应该通气。看错了对方也不要紧。朋友知心也未必知得都对。翻译的多和准重要，但抓住特点而又适合人懂的解说同样重要。斯达尔夫人的《德意志论》过时了，但她那动人的笔调和独到的观察及对比的说法仍能吸引人。对于德语文学，扩大些说，日耳曼文化，希望出来一些能兼顾双方易为大众阅读的介绍，使人明白德、奥迅速兴衰的文化渊源。我国的近代、现代文化所受外国影响中可能最深的是日本以及日本所学的德国(他们起先学荷兰，称为“兰学”)。弄清日耳曼文化对了解我们自己也有好处。
读书小札
金克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