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在书柜里约十年，大革命的暴风雨来了。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我没有份，因为我只有一些破旧的所谓“长物”，其中主要是书。但书与思想以及著书的人有关，深挖，上纲，就会比怀壁更严重。为了化险为夷，不得不检查，毁。专说讲性心理的，处理的原则是：一，外文的可宽，中文的必严，因为推想红卫英雄是很少通外文的。二，书名委婉的可宽，直率的必严，如《性心理研究》可存，《妇女的性生活》必毁。三，人没问题的可存，人有问题的必毁，著者霭氏非本土人，而且已经作古，大概可以算作没有问题，译者潘氏是写过《宣传不是教育》的，当然有问题。根据这三项原则，潘译《性心理学》都在必毁之列，于是它就被投入除四旧的临时炉灶内，化为灰和烟飞升了。毁，容易，恢复，难，或说不可能，这是大革命给人们留下的惨痛经验。由此经验推论，发疯是不应该的。我，虽是出于不得已，也总是发过疯，把许多不应该丢弃的，扔的扔，烧的烧，及至事过境迁，命还在，有回忆的余裕，有时就禁不住想到，扔的，早已“人面不知何处去”，烧的更不用说，是连何处也不可问了。这不可问的种种，大部分只是家之敝帚，并不值钱，却反而使人难以忘怀。言归正传，这本潘译《性心理学》就是这样使人难以忘怀的一种。
为什么？这要由一般译文说起。就现存的文献说，用译法传不同语言的内容，大概始于东汉安世高译的《修行道地经》吧？其后直到赵宋，译事都限于佛教的三藏。译语用浅近的文言，成绩不坏。元朝入主中原，有蒙文译为汉语之举，如《元朝秘史》《元典章》之类，现在看来，用语四不像，很别扭。其后可以算作走入近代，由译佛学转而译西学。《几何原本》之类是明朝晚期译的，译语当然是用文言。一跳到了清朝晚年，译西学成为风起云涌。译语还是用文言，如林琴南和严复都是；只有《新旧约全书》等少数用官话，是例外。用白话大量译外国著作是“五四”以后的事，至于质量，那就上上下下，一言难尽。评定质量高低，要有标准，严复提出三项：“译事三难，信，达，雅。”雅难说，严氏大概是指古，即有诸子味儿，可不在话下。且说信和达，确是很重要，因为不信就脱离了原著，不达就说不明白，看不明白。但做到却很不容易。先说信，不懂外文、译时另起炉灶的林琴南不用说了，就是严复，为了求雅，学诸子，所译《天演论》就把第一句第一个字的“I”译为“赫胥黎”了。达也不容易，因为要把外文的外貌和内心通通化为中文。举实例为证，多年前我读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先用胡仁源译本，捏着头皮细心啃，总是越看越胡涂；幸而不久就买到德国语言学家弥勒的英译本，一看，才知道原来的难，绝大部分来于译文的不能达。信了，达了，能不能再高些？理论上可能，或者说，也可能间或有之。不记得是在哪里看到的，是农村大老粗译《论语》“莫(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一段，译文是：“二月过，三月三，穿上新缝的大布衫。大的大，小的小，一同到南河洗个澡。洗罢澡，乘晚凉，回来唱个《山坡羊》。”这很妙，可以称为神译。
神，非人力所能必得，只好退而求精。这，我常常想，要满足四个条件。一是精通外文。像五十年代早期，有些人只学几个月俄语就抱着字典译，自然就难免错误连篇。二是精通本国语。这也不容易，达，北海东坡，对得恰好，都得靠这个。三是有足够的所译著作这一门类的学识。例如译心理学的书，译者最好也是心理学家。四是认真负责。就是意在好上加好地传授知识，不是换稿酬。用这四个条件考试，我的经验，译品，连出于林琴南、严复之手的也算在内，必有多一半不及格。可是潘译的这本《性心理学》却可以得特高的分数，即不是一百，而是一百多。多从哪里来？这要用打算盘的办法来解释。比如四个条件，满足一个给25分，潘氏精通英语，就第一个条件说当然要给满分；第二、第三个条件也是这样，因为他精通中文，又是这门学问的专家；这样三项一加，已经得了75分。最后看第四个条件，原文和中文对照完毕，既信又达，当然要给25分。可是各章的原文后还有译者注(如第六章后多到125个)，一看，不好办了，先说总的印象，是“加倍”认真负责，依照按劳取酬的原则，分数当然也要加倍，于是四项一加，总数就成为125分。
以下要略举例，说明给125分是理所当然。总的说，译者注的作用是使读者尽可能地扩大知识范围。注总计为五百七十个，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类是举相关的论著，如第二章注③：
在这一点上，葛吕氏有两种文稿是值得参考的，一是它(应作他)的一本专书，叫《动物的性别的遗传学》；二是一篇论文，就叫《性》，是露士(Rose)所编《近代知识大纲》中的一篇。
一类是举印证的材料，如第四章注(37)：
晋阮孚有屐癖，也可以说是履恋的一种。《晋书》(第四十九卷)孚本传说：“孚性好屐，或有诣阮，正见自蜡展；因自叹日，未知一生当着几量屐。”王士祯在《池北偶谈》(卷九)里认为是典午(案即司马)人不顾名教的流弊的一大表示。其实此类癖习自有其心理的根据，以至于性心理的根据。……清袁枚《续子不语》(卷一)载有履恋而兼疯狂的一个例子，题目是《几上弓鞋》。“余同年储梅夫宗丞，得子晚，钟爱备至，性颇端重(案指其子)，每见余执子侄礼甚恭，恂恂如也。家贫就馆京师某都统家，宾主相得；一日早起，见几上置女子绣鞋一只，大怒骂家人曰：‘我在此做先生，而汝辈几上置此物，使主人见之，谓我为何如人？速即掷去！’家人视几上并无此鞋；而储犹痛詈不已。……”
一类是补充原文，如第二章注(48)：
性与触觉的关系，方面很多，霭氏所论已不能说不详尽；不过有一点霭氏似乎始终没有提到，不但本书里没有，就是七大本的《研究录》里也没有，就是触觉与阳具崇拜的关系。霭氏在下文讨论《性择与视觉》及《裸恋》的时候，固然都提到阳具或其象征的崇拜，但此种崇拜和触觉有何关系，则始终没有顾到。(以下引《两般秋雨<SPS=1233>随笔》和《觚剩》所记以及白云观摸门圈事，说明这种现象。)
一类是修正原文，如第八章注⒇和(21)：
霭氏这句话有语病，难道对于但丁，妻子和家庭便是接受废弃的欲力的尾闾么？译者以为这在但丁自己也未必承认。
霭氏于升华的理论，虽说得相当的小心，但译者还嫌其过于肯定。译者比较更能接受的是希尔虚弗尔特的看法。……
就举这一点点，也可以证明评125分并不失之过宽。
可是就是这样一本书，我竟亲手把它烧了。我不后悔，因为已然的最好设想为当然。但不后悔并不等于不怀念。有时举目看看书柜里的剩余，没有它了；如果碰到机会，想跟年轻人谈谈译文，也只能空口说白话了。就这样又过了二十二年，是一九八八年夏秋之际，忽然听说三联书店重印了这本书。心比烧它时候还急，立刻给在同一地上班的赵女士打电话，托她代买。她也急，第二天一早就送到我的桌上。顺从喜新厌旧的流俗，我也觉得，这一本比飞升的那一本好多了，灰纸面变为压薄膜面不说，还多了作者传略等内容。书前印了潘氏的两张照片，虽系半身，也总可以显露“一些”当年的风度(他下肢有残)。书译成后的五首七绝，想是那一本也有的，现在重读，如：
发情止礼对谁论(案应读阳平)？禁遏流连两议喧；漫向九原嗟薄命，人间遍地未招魂？(疑当作！号)(其四)
我亦传来竺国经，不空不色唤人醒(案应读阴平)；名山万卷余灰烬，何幸兹编见杀青。(其五)
诗是一九四四年作，四十四年之后吟味，体会他悲天悯人的苦心，就更不能不感慨系之了。
一本书的得失，使我有时想到书生生涯的一种苦乐。同多数书生一样，我也是幻想不少而财力不多，美婢换宋版《汉书》的雅事或蠢事，即使想有也不可能有。但就是难登天一、海源之阁的小本本，只要有些须可取，失落，也总是不能轻易忘怀。即如这本潘译《性心理学》，回来了，我照例是不再看，可是不看，还是想有。同样的还有一本，是我的旧同事由其译的夏目漱石《我是猫》，几年前失落，这部小说我看过两遍，当然也不会再看，可是有时想到它，也还是愿意有朝一日回到身边。盼，不得，苦，得，乐，这类小事也许不值得写；还是写出来，是推想必有少数同病，那他或她碰巧看到，就可以感到吾道不孤，获得一些安慰吧？
张中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