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过“传薪”，徐绍樵出示一单，告新收书一批将至，约余往观。昨日午饭后遂过其肆，书已来，堆置案上，翻检久之，未见有当意者。绍樵抽出书六册，已水湿，多霉坏。偶一翻阅，知系翁山遗文，喜甚，即挟之归。知十卷俱全，首尾无缺，即付工重装。夜归，检《广东丛书》，知亦收此书，系景印番禺黄氏忆江南馆藏本，只四卷，而以南州书楼所辑《翁山佚文钞》附后。黄荫普氏跋尾云，丛书编者原拟以佚文抄本付梓，北平孙伯恒君适函告，某故家所藏《翁山文钞》流入厂肆，余即函托代购。惟肆主误认书为明刻，复以书为禁本，故昂其值。首卷又为有力者假阅不归。孙君几费心力以踪迹之，复往返磋商，方成议。余斥重金得之云云。徐信符君《翁山佚文辑》序称此书今所罕见，诚为孤本，亦疑其为残佚不全。余何幸竟以偶然之机缘，得此全本。《贩书偶记》亦著录此本，云为康熙中刻，每卷书名及作者名俱已挖去，是所见为后印本矣。黄荫普氏所藏薛序佚其首页，余本有之。而文钞铭两页，余本却已失去。暇当补抄补全。昨日在“传薪”晤风子兄，示以西谛北平来书，亦复殷殷致意，谓近来必更有所获云云。惜无由以此书相示。千里暌隔，犹时以收书之事相询，意滋可感。今日星期，趋车游松江青浦，归寓理书，记此一段以破岑寂。连日春暖，今忽作寒，又听雨声淅沥，灯前作记。一九四九年四月十日。
此《翁山文钞》十卷，罕见本也。初广东丛书第一辑有景本，只存四卷。北平图书馆收一抄本十卷，又景印丛书二集，是仍未见十卷原本也。余收得此本后即持示张菊生丈，欢喜赞叹，以为秘册，约他日更为景印之。荏苒已将三载，而菊老病废，世亦不复重此景印流布之业，每一念及，辄为闷损。辛卯三月。
近见汪宗衍文，记何氏得此书之曾藏朱希祖家者，前有文钞铭，然印本已在乾隆中。卷中多所挖改，不如此之尚为康熙原印也。汪氏据卷中“字八子说”中四十九岁生明洪，今年十八语，知此文撰于康熙三十四年，又一年翁山遂谢世。知此本之刻必在三十四年后，实平生著书最后刻本，亦以此而流传独少。因重展书更记。壬戌八月初三。
案，《翁山文钞》十卷，半叶十行，行十九字。上下黑口，左右双边。板心记书名及“序”“记”等字样，围以方框。卷首大题下双行云“番禹屈大均著常熟薛熙评”。前有薛熙孝穆序，次总目，属“男明洪明泳编”。前有扉叶，篆书大字题书名，下小字曰“三闾□□”(下半残失)。翁山著作，后来都成为禁书，但尚多有传本，只此书罕见。广东人士注意辑刻乡贤著作，多方搜访，所得一残本，一乾隆中挖改后印本，皆不惬人意。《广东丛书》叶恭绰编，交商务印书馆代印。张菊生亦甚关心，曾写信给傅增湘，请求代为留意借补。原信收于《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中。当年以此本示张菊老，老人展卷惊异，不是没有原因的。
兼山集
此杨廷麟《兼山集》刊于顺治中，禁书总目著录。传世甚稀。卷十别属《兼山遗集》，有男某孙某校字，是独刊于身后者。此本凡奴虏字俱做墨圈，是刊板时亦知有干新朝大忌，而终入全毁之数，亦可叹矣。乙未冬至后二日记。
机部为明遗臣，殉国难，大节在人耳目。而熊文举以贰臣撰此首叙，且以机部甄拔造就之人，上翊新朝圣主为言，其颜甲千重，何其不知耻也。呜呼！
吴梅村集中有“临江参军”五古，为机部作也。梅村诗话中更两记之。云其为文排宕峭刻，在韩苏间。书法出入两晋，仿索靖体。诗则好用奇思棘句，不甚合律。然秀异耸拔，往往出人。所论颇得当。尝及其哀卢象升诗，而惜佚落不全。是梅村当日亦未见此集，亦未全睹悲巨鹿诗也。梅村之言曰，余与机部相知最深，于其为参军，周旋最久，故于诗最真，论其事最当。机部后守赣州，从城上投濠死。集竟散佚不传，是亦终未见此集也。又记机部殉节后，曾访其子，知在宁都山中，后为彭躬庵赎归。更记机部诗断句，皆在遗集中，错落不全，赖此集以正之。因知此本在清初即为希见之册，何论今日。癸卯四月二十六日。
孙殿起《禁书知见录》著录《兼山集》，只四卷，是残本也。
案《兼山集》十卷。题“清江杨廷麟著”，顺治刻本。半叶十行，行廿二字。卷十别题“遗集”，下缀“乙酉丙戌”四小字。题“男<SPS=1215>仁叔敬编孙继祖又震较字”。前有“南州年<SPS=0242>弟熊文举顿首拜题”序。熊序中有“我昭代定鼎已十余年，其次公<SPS=1215>始长，乃以先生所刻兼山诗集问序于余”的话，可证前九卷是作者自刻，卷十则是后来补刻的，已在顺治末叶了。序中一些也不触及作者战死殉国的事，只提出他的学生曹溶、王崇简辈都作了新朝贵官，说什么“而其所甄拔与所造就者，咸能本先生之学，上翊圣主，下惠<SPS=0733>民，则先生亦可以无憾矣。”真是十足的昏话。
杨廷麟最有名的“悲巨鹿”诗在卷四中，是说崇祯十一年十二月卢象升贾庄之役死难事的。吴梅村有“读杨参军悲巨鹿诗”七古，全集未收，仅见于《吴越诗选》中，吴诗外尚收有宋辕文七古一首，题“参军行，赠杨机部先生”，颇激昂慷慨。可见当时这是一首喧传众口的名作。吴梅村编集时删去自己的诗，在诗话中引杨诗也只是零章断句，可能都是出于避忌。
黄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