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北京文学》。一九八八年的《北京文学》是全国文学月刊当中最有生气的一家。这种生气让人联想到十年前发表张洁《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的那个《北京文艺》。如果说一九八八年的文学因一些中青年作家的“滑坡”而堕入“疲软”状态的话，那《北京文学》则是一个例外，它显得异常的坚实与饱满。这种坚实与饱满首先在于一种气度。当编者把黄子平、李陀和米兰·昆德拉的评论文字和类评论的谈话放在头条时，是需要勇气的。这几乎开了所有文学刊物处理篇目编排顺序的先例。因为文学刊物的特征历来是重创作轻评论，这是无可非议的，所以文学理论、评论象小媳妇似的常常躲在人们不注意的角落而不敢出头露面，人们也就习以为常了。但《北京文学》这样的“头条”之举，显然不在惊世骇俗，而是告诉人们这样一个客观的事实：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必须创作与理论的同步行进，两翼齐飞才会保持长足的进步。事实上近十年的文学发展始终伴随文学评论的突破与深化，人们对文学评论的兴趣也在日益加浓。评论在文学中的位置变得凸出了，它不再象以往那样与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那样“五分天下”，而开始与文学创作平等相处，以至“二分天下”。这是《北京文学》最激动人心的最醒目的“壮举”。《北京文学》一九八八年还有一个醒目之处，就是小说作品的饱满，无论是刘恒的沉着、余华的冷严，还是多多的躁动、苏童的灵润、曹乃谦的隽永，都显出深厚的内蕴和独到的艺术，给一九八八年苍白的小说创作注进一股红色。显得苍白的倒是该刊的诗歌在这一年仍然没有任何变化，它的面貌与整个刊物极不谐调，既不“新潮”也不“传统”，恹恹毫无生气。我认为这与选择的气度狭小有关，编者似乎不敢选取那些特别超前的“非非”们的作品，也不喜欢那些致力文化寻根的坚守“传统”的篇什，而摘取那些温吞水很适宜报纸发表的诗章。当然，这些诗人无过错，编者也无过错，他们有自己的个性追求和选择自由，但一个刊物应该是一个整体，而不应是分割的独立的块面的无机组合。
再说《钟山》。《钟山》是近几年在全国性评奖中中奖率较高的一个刊物。虽然得奖不是判断一个刊物、一个作家的唯一标准，但连续获奖并非一件易事。它与《收获》《当代》《十月》一起有全国“四大名旦”之称。这自然是一句谑言，但它至少反映出这些刊物的个性比较鲜明与突出。如果说《收获》的个性是比较“新锐”的话，那么《钟山》则显得比较温和些，一种敏锐的温和。这种温和表现在选择尺度的宽容与多元，宽容是一种了不得的气度和胸襟，但宽容也会变为用来掩饰自己平庸的遮羞布。现在没有几个人和几家刊物称自己是一元的。要避免宽容的平庸，就需要有良好的感受力和鉴赏力。因为不论是新潮的还是旧潮的，不论是写实的还是超实的，不论是青年的还是老人的，不论是无名的还是名人的，这各种类型的作品当中都会有优劣高低之分。要能够在林林总总之中择优汰劣，推陈出新，这是需要眼光和耐心的。一九八八年差不多是他们做得最好的一年，这一年内他们发表了史铁生的《原罪·宿命》，这部中篇把史铁生从“清平湾”大大推前了一步，开掘出人类最深层的意识层次和最高的“意识尖顶”——人的情感的宗教性内涵。同时发表的《河边的故事》，则是青年小说新秀余华在该年度最动人的表演。它与刘恒的《虚证》异曲同工地显示出一种新的小说方式。王蒙的《十字架上》也是近年来少见的出自中年作家之手的好小说，它由故事结构的超时性和超实性以及寓意内涵的现实性与世俗性所构成的悖反为小说创作尤其是新潮小说增添了新的内容。上述来自三个年龄层次、三种风格的小说作品能同时被编者选择，委实显示出《钟山》的宽容和深刻。《钟山》在这一年还有一部引人注目之作，这便是理由的报告文学《元旦的震荡》。一九八八年被人们称为“报告文学年”，但在那些轰轰烈烈的作品中，象《元旦的震荡》这样冷静、客观地记述的笔触可谓不多。因为现在的好多报告文学快成为哲学著作、社论和小说了。《钟山》亦有不足，比如该年度的理论栏虽然发了李<SPS=0096>的颇有新意的宏篇大论，但连载的高行健的《京华夜谈》却不免冗长和空泛。小说当中也混进一些平庸之作。《钟山》这一年的封面设计特别好，可与《北京文学》媲美。
关于《收获》。《收获》是全国所有大型文学刊物中资格最老也曾经最权威至今还权威着的一个好刊物。虽然我觉得一九八八年的《收获》也不错，但更觉得一九八七年的《收获》更为光彩。那一年在所有文学刊物都处于紧缩状态之下，《收获》依然故我，接连推出了莫言、马原、叶兆言、余华、洪峰、苏童等人的不识时务之作，显示出高度的文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比较之下，《收获》的气度似乎不如《钟山》那么宽厚，它更注重新锐之作。这种新锐至少有两个意思，一是指那些富有生气的青年的富有实验精神的新人新作，一是指那些在文坛上已负盛名但仍不安分拼命折腾的探索之作。《收获》是比较规范的新潮刊物和探索刊物。一九八八年它发表的《关于行规的闲话》(李晓)《枣树的故事》(叶兆言)《世事如烟》(余华)《罂粟之家》(苏童)等都出自新进的“先锋”的第三代小说家之手，而《一<SPS=1218>千娇》《海骚》《一个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这些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的小说虽是王蒙、张承志、史铁生等名家近作，但没有丝毫的陈腐气和没落感，甚至具有比“先锋”们更强烈的探索精神。总之，“新潮”“探索”“实验”“先锋”是与《收获》联在一起的。但编者似乎不愿成为纯粹的新潮小说刊物，它辟开了其他一些栏目以求其“杂”，象《文化苦旅》《朝花夕拾》都是很好的栏目，尤其是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写得那么富有知识性、文化性、文学性，实属不可多得。但也有求“俗”的一面，比如《天下第一难》《性“开放”女子》这类文字自然有其社会价值和读者效应，文坛的确需要这类文字，但作为一种精英的文学刊物，《收获》似应该避免发表。我诚心期望《收获》办得更新锐些更纯粹些，个性更鲜明些，为了保持刊物的特征，是不是可以不发那些在艺术上没有什么探索没有什么实验不那么新潮不那么越轨的小说？这些小说自有刊物愿发。当然这是要以牺牲一部分作者和读者为代价的。这也是一种非凡的气度和非凡的选择。
《上海文学》。《上海文学》近年来似乎处于一种调整之中。为了不使自己的面目与《收获》混淆起来，《上海文学》在竭力以更丰富的内容来改变单一的文学图景，于是一些与社会改革现实联系紧切的小说开始出现在《上海文学》的头条，比如《无冕之王》《一个跌跌爬爬的人》这样的类似纪实的文字。这无疑加大了刊物的信息量。再一个就是《上海文学》注重选择那些艺术上格外精致圆熟的精品和小品。他们开辟万字以内的小说的专栏，此举对促进短篇小说回归本体无疑有强烈的现实性，也是一种远见。但在求全的同时还需提防个性的丧失。与《北京文学》相反，《上海文学》的诗歌版是全国所有文学刊物当中办得最好的，他们总能发表不少在全国尚未成名的新诗人的力作，往往能体现出诗坛潮汐的起伏与流向。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上海文学》的理论版曾经是我和我的朋友十分喜爱的，从那里也出了不少评论新人，但近来那股新鲜、犀利、活泼、敏锐似正在减弱，更趋学术化、学院化，应该说，这些文章写得很有意思也很有价值，但与当代文学相隔太深，似乎在一些纯粹的学术刊物、理论杂志发更好。
王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