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是一九二九年或一九三○年，我在通县师范，还差一两年毕业，学校请孙先生来教国文课。知道他是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留校任助教；到通县兼课，距离五十里，往返奔波，推想家道必不是富裕的。人清瘦，总是像大病初愈的样子。口不能说有才，但讲得细致确切，丁是丁，卯是卯，我个人的感觉，是有学问，像是也不想学问以外的事。我当时入世浅，理想多，无知而尊重知，因而对孙先生，起初是怀有深的敬意，时间稍长就交往多起来。记得有事到北京还去看过他，至少是两三次吧，那时他住在中南海居仁堂西四所的西房，环境清雅，屋里书已经不少。我的印象，他更加往书里钻，因而离世故更远了。清瘦的程度有增无减，可是心情安静而愉快，不只一次，我听见他一边走一边吟诗。
其后不很久，他不再到通县去兼课；我也离开通县，到北京大学上学。我们离近了，见面的次数却不多，主要原因是他忙，我不便打搅他。礼貌性的问候也不多，现在记得的，他迁居次数不少，住西城石老娘胡同傅增湘家，住北海、景山之间的大(小？)石作，住西郊北京大学(原燕京大学)的镜春园，我都去过。往镜春园的一次已经是五十年代初，他身体情况似乎更下，晚秋季节，院墙上爬山虎的叶子刚露红，我在院里打招呼，他在屋里答话，让等一等，原来是找毛围巾，围得严严实实的才出来迎接。他也念旧，总是问这问那，表示很关心。很少谈学问，推想原因的少一半是专门的东西，一言难尽；多一半是我远离汉学，已经不是孺子可教。这之后，小则各种学习，大则各种运动，继续而来，我，轻些说是乏善可述，重些说是自顾不暇，因而来往就断了。
一断就是二十年以上。他早已离开北京大学，到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镜春园的住处，据说是文化大革命初被迫放弃，经过不少颠簸，最后才迁到建国门外的学部宿舍。我由于另外的原因，城内的住处也放弃，到北京大学女儿处寄居。一九七六年七月下旬，唐山大地震，北京大学继承的原燕京大学的中西合璧式楼房遗产，因为是钢筋混凝土所铸，成了宝贝，为保命，从权，大家往里挤。我们分到一间，在未名湖北岸的红三楼。孙先生的甥女住红三楼稍东的健斋，孙先生逃难，住在他甥女那里。万没想到，忽然我们成了近邻，不只可以朝夕相见，而且几乎可以终日对坐闲谈。比起前些年，他反而丰满些。问他怎么保养的，说只是因是子(案为蒋维乔)静坐法。但他又说，无论如何，精力总是不行了，譬如那篇谈变文的文章，后半的材料早已齐备，只是因为没有精力，就写不出来了。
我们常在一起，谈得很多。其结果，对于孙先生，我的认识就更加清楚。总的说，可以简而要地论断，他是老牌的货真价实的没有任何搀合的汉学家。先要说明一下，这论断是叙述事实，不是或主要不是赞扬成就。赞扬当然可以，但这会引来疑心，是有意贬低宋学，甚至新学。所以还是客观主义的好，只说汉学，不管是不是超过其他。老牌的汉学，以乾嘉学派为代表，是题材限于四部，即所谓国学，用考证的方法求实，即弄清某一历史情况的真相，而不谈，至少是不很注意，应该怎样希圣希贤。这样的学风有优点，是脚踏实地，不空口说白话。缺点也不是没有，往大处说是躲开现社会的争端(起初并且是有意的)，往小处说是躲开正心诚意一类问题；而人，有了生，不能无所求，因而就不能跳出人己的关系网，总是闭门考大禹是不是虫子，曹雪芹是不是死于壬午除夕，也未免过于松心了吧？但这是就整个社会说，至于各个人，那就还可以从分工方面着眼，有的人走陈涉、吴广一条路，很好，有的人走马融、郑玄一条路，也不坏。孙先生走的是马融、郑玄一条路，而且没有什么搀合。所谓搀合，是指材料、注意点等的超出传统，如刘勰、严羽之外也引亚里士多德，生霸死霸考之外也谈《红楼梦》的艺术价值之类。在这方面，孙先生是家风纯正，用笑话说，够得上真正老王麻子，郑重其事地说，可以算作乾嘉学派的殿军。
评价或推崇成就，称为乾嘉学派的殿军，孙先生可以当之而无愧。举证，不难，但是太多。只好大题小作，以点代面。先泛说治学方法，是从疑开始，即在故纸中，像是没有问题的地方发现问题；然后要博，即查阅一切有关材料，中间经过慎重比勘，舍去不可信的，取其可信的，最后得出结论。这里显然有两难：一是肚子里要装满古籍，有用的都不遗漏；二要头脑清楚，能看到问题，辨析真伪。汉学家的本领就在于能够克服这两难。孙先生也是这样，能够由博而精，所以一生喜欢考，考这考那，几乎都取得使人信服的成果。只举其中之一为例，是收入《沧州后集》卷四的《唐章怀太子贤所生母稽疑》。章怀太子李贤名气很大，因为《后汉书》的注是他主持作的。史多称他是高宗第六子，武后所生，死时年三十二。孙先生根据大量史料，推断李贤是武后姊韩国夫人所生(高宗的私生子)，死时年三十一。这篇文章是一九四七年所作，一九七二年章怀太子墓志铭在陕西出土，两份，都说李贤死于文明元年，年三十一，证实孙先生的论断是对的。悬揣而合于事实，这就可见汉学的力量和汉学家的高明。
我也喜欢翻书，但杂而不专，又善忘，因而对于孙先生的博而精，总是十分钦佩。他研究小说戏曲，大致说内容是在我国文献的后半段，可是文献的前半段，他同样是了如指掌。一次在未名湖畔闲谈，我问他，著作中引用这么多材料，是不是都有卡片。他说有些卡片，但是不多，主要还是靠记，譬如史部，前四史直到新旧唐书，他差不多都记得。这使我想到历代的学术界名人，如颜师古、苏东坡、钱牧斋、纪晓岚之流，四部的重要典籍，大致是都能背的。能背来于熟，熟来于勤，勤还有来源，是迷恋，所谓死生以之，在孙先生的身上，我有幸还能见到这样的流风余韵。
凡事都会有得失两面。博而精，考证有大成就，是得的一面。还有失的一面，是容易成为书呆子。从二十年代后期我认识孙先生的时候起，到八十年代前期我最后一次看见他的时候止，我的印象，除去书和他专精的学问以外，他像是什么也不想，甚至什么也不知道。应该知道而不知道的，其中之一，依常情，相当重要，是世故。例如一次谈闲话，也是在未名湖畔，他提及写了一篇批评某书的文章，某书作者表示谨受教，希望不必发表，他不接受，跟我说的理由是：“我发表我的意见，别人管得着吗？”这就是只看见学问，没看见世态。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来了，听说他幸免于抄家，但不知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所有的存书，连带书柜，以四百六十元的代价，让中国书店运走了。他的书，我知道，相当多，大部头的，如二十四史，四部丛刊初、二、三编，等等，治国学的人必备的，以及小说戏曲方面的，他都有，而一下子就斩草除根，我推想，原因之一，或重要的之一，还是书呆子气太重，世故太少。但人间没有后悔药，说，问原因，都没用了。重要的是如何善后。当然最好是找回来。据说费了不少周折，不只一本没回来，反而听说，同单位的某某人，由旧书店买到他的批校本。他生气，也伤心，心情很不好。这时期，我去看过他。他多半躺在床上。我无力帮他找书，但不能不聊尽弟子之谊，只得用俗语所谓“想开了”的理论劝他，并且说，反正年事已高，没有精力再写，找回来也用处不大，有兴趣，拿两本新印的看看算了。他静静地听着，没有答话，显然是心情不能接受而不便反驳。坐一会儿，我辞出，最后的一面就这样完结了。其后，听说他心情不好的情况加重，原因是某高级人物谈到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曾举他为例，说书都给找回来，而这次谈话，报纸登了，他碰巧看到，于是而更生气，更伤心，简直近于精神失常了。我当然要去看看。到他的住所，叫门。师母出来，很不好意思地说，一两天前，史树青先生来，送书，谈得很好的，他忽然变了脸，把史先生赶走了。劝我还是不进去好。我沉吟了一下，只好从命。以后就没有再去。
我有时还想到他，连带想到书和书生的坎坷，以及“想开了”的理论。其实，人生多事，事来了，处理，总是不能像说的或想的那样容易。理论的力量终归是有限的。至于孙先生，像是连这样的理论也不想引用。何以言之？有他的诗作为证。也是地震时期，他拿他的《钝翁诗稿》给我看，我抄了一部分，其中有这样两首：
赠邓之诚文如四首(之四)
三字贫愚病，一生清狷狂。束身为士辱，低首事人忙。行路仍多碍，归耕未有方。诗书真误我，岁暮转凄凉。
有感
世运何人值半千，数奇亦不怨苍天。少年往事贫犹忆，老子于今困可怜。旧稿丛残如敝帚，寒家古物是青毡。他年与我俱灰烬，偶一思之尚惘然。
两首诗的末句是“凄凉”和“惘然”，可见仍是想不开。想不开是为“书”，为“治学”，就算是不够达观吧，由束发到易箦，始终如一，不知别人怎么样，我是宁愿洒一些同情之泪的。
张中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