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孽子》是至今读过的第一部白先勇的长篇小说。作品描写的是一个大陆人陌生的畸型世界——台湾同性恋者的生活。在作品中，没有了作者所惯于描写的“最后的贵族”们，代之以一群充满了畸型的狂野、激情与渴望的“青春鸟”。作者无疑是带着深挚的同情去描写他们的，用他那精致、典雅、美丽的语言，满含温情地叙述一群处于最底层、带有罪恶感而叉无力自拔的少年们和他们的世界——一个被社会所抛弃而又存在于社会中的世界。
齐鲁书社的《南北朝故事新编》(马舒著)让我回想起幼时读过的《春秋故事》、《战国故事》以及后来读过的林汉达先生编著的《东周列国故事新编》、《前后汉故事新编》等等，深知这些历史故事在普及历史知识方面的作用。这部故事新编取材全面，既有历史事件故事，也有人物小传式的历史人物故事，其中还兼有《龙门石窟》这样记叙文物古迹的文字及《苏小小传奇》这样的传说故事。故事后往往有作者对历史事件与人物的评价，也有对史料真伪的分辨，总之，有历史学者的严谨，也有文学作品的魅力，说这是一部雅俗共赏的书可能是恰如其分的。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西方现代小说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近年国内对她的小说与文艺评论已有不少译介，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的《伍尔夫研究》(瞿世镜编选)和《意识流小说家伍尔夫》(瞿世镜著)则是对她作全面评论的两部著述。前者汇编了国外从二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有关伍尔夫的评论文章。在这些国别不同观点各异的评论家笔下，伍尔夫也有点面目不一了，不过无论如何，爱·摩·福斯特的话是值得注意的：大多数人写作时，四分之一的心思放在版税上，四分之一的心思放在批评家身上，又有四分之一的心思放在如何改进这个世界上，只剩下最后的四分之一的心思放在他们集中了全部想象力的那个任务上。而伍尔夫却是以一种专心致志的狂热投入写作。正是在这一点上，使评论家们取得了一致——他们不能不以严肃(当然不妨幽默)和谨严的态度来勾画这位对西方现代小说艺术有着极大影响的女作家。《意识流小说家伍尔夫》的作者是伍尔夫几部作品的译者，这部评传则是对近几年研究工作的一个总结，除生平介绍、作品分析之外，作者并将伍尔夫在小说领域中的实验探索放入历史框架中作宏观考察，以阐明她的小说艺术在西方小说发展总体过程中的历史地位。但有一点奇怪的是，作者在书中几次提到，把伍尔夫称为一名勇敢的实验探索者要比把她称为意识流小说家更为恰当，那么本书的书名岂不正与此意相悖？
兼剧作家与戏剧理论家于一身，阿瑟·密勒当然不是唯一的一位，不过当代世界文坛上与之比肩者也并非很多。多数国内读者怕是由《推销员之死》而熟识这位剧作家吧，近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阿瑟·密勒论戏剧》(郭继德等译)则使人们可以进一步了解他在戏剧理论方面的杰出识见。“现实主义是一种风格，是一种艺术传统，不是一篇报告文学作品”，它“是一种创造，跟表现主义、象征主义和人们不太熟悉的其他形式一样是精心创造出来的。”这倒不是作为现实主义剧作家的自我辩解，他的创造实践足以证明他所拥抱的现实主义的成功。不过反过来说，一种成功的创造，大约又不是一个“主义”可以框限的。戏剧将如何发展？——“问题重重，且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法。但是，它远远没有殒灭，像往昔一样，它是完全无法预测的。”
《展望二十一世纪》是一部享有盛名的著作，已被译成近十种文字出版，在我国学术界也有一定影响。对此书诘难，是需要一些勇气和胆识的。《秦人与楚魂的对话——对<展望二十一世纪>的诘难》(谢选骏著，山东文艺出版社)之问世，或许意味着对国外理论与思想成果由引进向扬弃的转变。中国应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建树。正如书中所言，有两种知识分子：一种是外来文化的输入者与模仿者，一种是在大地母亲的怀抱里从事创造的幸运之子，二者之不同，存乎于祖国文化在国际文化中的处境。后者的时代，就是“走出文化低谷”的时代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此书令人一读为快。稍觉遗憾的是，若秦人与楚魂能够各持一辞，真正“对”起话来，那么这本书将会更具论辩色彩，亦更显生动。
中国经济出版社这些年已出了不少比较好的经济学著作，最近他们又出版了两本管理方面的书籍。一是美国L·普拉凯特的《超前管理——管理方案的制定和决策》。这本书可以说是代表了现代管理理论的最新发展，它从实用角度出发，用比较通俗的语言阐述了管理的基本理论、特点、方法和技巧，回答了不具备科学数据和论证条件的实际管理者如何获得驾驭事物的技能，从而提高管理效益。这种超前的管理方法目前已被美国和一些国家所采用。另一本管理书籍是吴玉编著的《管理行为调查与量度——行为科学的研究方法》。行为科学作为现代管理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源于美国，广泛应用于美国、日本、西欧等工业国家，而它被介绍到我国不过只有几年的时间。这本书阐明的是行为科学的研究方法，为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提供定量研究的“工具”。本书的编作者都希望此书能起到“抛砖引玉”，“掷石起波”作用，使行为科学、管理科学能够引起更多的人的研究兴趣。
科尔奈曾经以他的《短缺经济学》闻名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短缺经济学被译成中文后也曾引起中国经济学界的广泛注意。现在中国经济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另一本书《矛盾与困境》，它对短缺方面的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与研究，其中除了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利弊进行分析外，还对匈牙利实行经济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研究，如短缺现象、卖方市场、投资饥饿症、软预算约束、父爱主义、提高效率与社会主义道德原则的矛盾等等。这本书仍可以向《短缺经济学》那样启迪我们的思想，开阔我们的眼界。
每每读书服务日我们都可以看到经济科学出版社的新书。这在经济不景气的今天也实属不易。这次的服务日上又看到了他们的两本新书。一是反映外国人口理论研究的现状、发展前景及其整个理论发展演变过程的《当代外国人口：理论·学科·研究》，另一是《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展望》。前一本书介绍了世界上的各种人口理论；作为一个学科它的研究的客体、研究的方法及其价值；最后是几个主要国家人口理论研究动态的分析。这样，世界上的人口理论研究就全部浓缩在这本书里。第二本书是由日中经济协会著的。它从对日本经济和贸易的增长、产业组织、市场制度与中国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比较的基础进一步展开，进行有关的经济理论探索。中长期展望所采用的方法是发展经济学近年来才出现的研究发展进程的新方法，即设计“适合特定基础条件的特定发展模型”，参照模型预测未来发展进程和各种问题。这里的所谓“基础条件”，就是指各国的国情，即各国发展起点的条件，包括经济体制、经济制度等。从这本书中日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分析，中国的读者会得到一些启发。
在史学界流行这样一句话，现代人不写现代史。现代人写现代史首先要克服人为和一些非人为的障碍，更重要的是要放弃对自己名利的顾虑。在经济史学界就有这样同志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辛勤工作，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简编》正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研究方面的一个成果。它以客观地再现富有革命性、科学性、实践性和创造性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轨迹，阐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为宗旨，实事求是地介绍了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早期共产主义者、主要领袖人物、著名经济学家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彭湃、李达、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邓子恢、邓小平、陈云、马寅初、王亚南、王学文、黄松龄、于光远、许涤新、孙冶方、卓<SPS=0735>、薛暮桥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和主要经济著作。
著名经济学家列昂节夫和他的“投入产出分析法”早为我国经济学界和经济学界以外的人所知。青海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它的《投入产出分析——瓦·列昂节夫文集》，这本文集初版于一九七七年。这个文集中，他用投入产出方法作工具，集中研究了后工业社会引人注目的环境因素问题、经济方法及世界经济等问题。这本书的翻译出版对我们为经济管理学增添了新的内容。
阿瑟·刘易斯以他的经济发展理论在西方发展经济学中占一席重要地位。而代表他的经济发展理论的主要著作就是《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和《增长与波动》，前一书是后一书的提要，后一书则总结了刘易斯关于国际经济关系的研究成果。所以要了解刘易斯对本世纪经济所作的权威性解释，就必须读《增长与波动》。《增长与波动》最近由华夏出版社出版。刘易斯在分析国际经济关系时把世界分为“核心国”与“外围国”，在这本书中，他分析了一八七○年到一九一三年之间核心国与外围国经济的发展及其相互关系。他把核心国的工业增长作为外围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作为向外围国的挑战，而把外围国的经济发展作为对核心国这一挑战的应战。围绕这一中心问题刘易斯分析了这四十多年核心国工业的增长与波动以及外围国经济发展中的种种问题。
日本著名金融机构——野村证券株式会社顾问并兼任野村中国投资株式会社社长的伊藤正则先生在他的《战后日本振兴出口的经验和对中国促进出口多方创汇的建议》(中国经济出版社)中，系统地介绍了日本战后发展出口贸易的经验。伊藤正则先生说，日本的出口贸易发展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或时期，一九五七年前属于贸易收支赤字时期，一九六五年以后转后贸易黑字时期，以后一直维持贸易黑字而且幅度逐年扩大，形成了一九六五至一九八五年的外汇宽裕的良性循环。以日本的经验而言，他认为，实现这种良性循环的关键是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实现这个高级化而引起的技术。在总结日本经济振兴出口贸易的经验的同时，伊藤正则先生对我国如何利用有利资源和优势，促进和发展出口，多方开创外汇收入，加速中国的经济建设提出了建议。伊藤正则先生作为一位实务家，书里所谈的都是结合他多年的经营实务经验而成。书中引用大量的图表和资料，材料翔实，语言通俗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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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