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出国前夕，《读书》杂志向我预约一篇纪念五·四专文，并希望从留学生角度写。回到哈佛后，重新置身于风雨读书声、国家天下事的典型环境，却感觉笔重千钧，思绪纷扰，一时竟无从破题开篇。
依着在校多年积习，每当文章写不顺，便拨动电话，邀一帮同学相聚闲谈，总能从挥洒意气中得些灵悟，或在唇枪舌剑下凿出文思泉涌。偏生今年奇了。从老同学到新朋友，从电脑神童到“知青大儒”，非但没引出笔下滔滔，反而加剧了我心里的困窘烦躁。
——五·四先驱英灵在天，遗愿如山。如此庄重肃穆场合，恐怕非有早年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那类浩荡长文方可相当。这般偌大艰巨的历史使命，又怎不令我辈晚生望而怯步？
我们简直怀疑自己纪念五·四的资格。
我和我那些“读书破千卷、一醺成万言”的同学甚至凑不出五千字的祭文。
可还是得祭。不祭岂非没爹没妈、无能又无为的一代窝囊废。于是隔山隔水，颠三倒四，中西杂拌地敷衍出如下“随感”段落，且算尽些后人追怀前辈的意思。
五·四之使命 这是我们纪念五·四的根本理由或出发点。然而也是容易混淆糊涂以至于无处插供香火的地方。先驱们轰轰烈烈一场，主张和要求遍及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教育、伦理各个领域，政见与纲领又包含了众多主义及倾向。这样宏泛开阔的运动，就其真实性质而论，该说是混纯未开、五彩拼合、孕育百家的一场广义的、由中国新进知识界共同倡发的“思想革命”(Intellectual Revo-lution)。其基本意义和历史任务在于：以知识改造和精神启蒙为前导或先决条件，由此推进中国多方面的、里里外外的全盘变革。而它的综括性最高目标，无非是以斩绝坚定态度，向西方寻求富强自由之道，变中国之“黑幕层张、垢污深积”而为“开化进步、庄严灿烂”。特引李大钊先生洪钟般的宣言为证：
——今者，白发之中华垂亡，青春之中华未孕，旧<SPS=1302>之黄昏已去，新<SPS=1302>之黎明将来。际兹方死方生、方毁方成、方破坏方建设、方废落方开敷之会，吾侪振此《晨钟》，期与我慷慨悲壮之青年，活泼泼地之青年，日日迎黎明之朝气，尽二十<SPS=1302>(世纪)黎明中之努力，人人奋青春之元气，发新中华青春中应发之曙光，由是一一叩发一一声，一一声觉一一梦，俾吾民族之自我的自觉，自我之民族的自觉，一一彻底，急起直追，勇往奋进，径造自由神前，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吾之国家与民族，不在陈腐中华之不死，而在新荣中华之再生；不在白发中华之保存，而在青春中华之创造。(《晨钟》创刊词，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五日)
知识更新与民族存亡 以五·四为界，前后两类文化、两派读书人、两套知识结构与价值观的断裂对立是如此严重、举世罕见，以致多数史家干脆以“新旧”两字判此公案，以强调运动的急迫性与激烈程度。上引李守常先生著名的“生死”论，即从运动当事人角度肯定了问题的不可回避本质。
五·四前后百年的中国史似可围绕“新旧生死”四个字压缩到一个极简单的公式上：即中华民族再不开放进取便将亡国亡种，中国传统文化体系若不吐故纳新必将崩溃覆灭。
自晚清起，中国古老自封的文明四面受敌，每况益下，绝望无助地显露出越来越危险的败颓没落景象。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具体到中国统治者及其御用士大夫阶层的思想状态上，便是极端的昏聩盲目，僵化守旧。不仅皇帝大臣闭目塞听、不明夷情，连同整个知识界也变成了龚自珍为之泣血的“恹恹病梅”或迂腐禄蠹。
中国封建君主与峨冠博带之族历来讲究愚民之术。玩弄久了，难免自己沦为白痴，耗尽王朝气数。传统上这“从愚民到自愚”的过程通常能拖延几代人的时间，其间也有些明主中兴的可能。进入近代之后，世事变幻节奏加快，外侮与内乱接应不暇，造成了中国史上空前未有的知识淘汰与思想更新压力。而封建统治阶级出于千古渐积而来的“顽陋倨傲”，只知道一如既往地钳制思想、封禁舆论。结果才会有五·四这样全面爆发、彻底清算式的思想革命。在这里，知识更新已上升为民族存亡的关键；在这里，思想观念上的开放或封闭已突出为统治合法性的决定因素。
五·四时期，新旧文化势力猛烈撞击，形同决斗。由此引出后人指责，谓新文化偏激、崇洋、乃至异己逆祖。殊不知中国人自当初到如今一直未能摆脱生存危机，文化危机和思想危机，而且舍此偏激手段并无其它中庸的活路。
且听胡适之疾呼：“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钱玄同先生痛悔之极，甚至鼓噪说：“欲废孔子，不可不先废汉字……二千年来用汉字写的书籍，打开一看，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
这番狂乱急恼，本意仍旧是以“生死存亡”的大题目来唤醒民众、保存文化。若要重新算五·四这笔账，首先该去追究中国国粹中故步自封、闭关锁国、愚人愚己的自杀传统。在此问题上，窃以为五·四先驱留下了国人不可疏懒苟且的重大教训：这就是要时刻放眼看世界，处处吸收新思想；要将知识更新规律视作生命线；要将五·四思想革命传统制度化为知识界的习惯行为。否则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国人真没准要照钱先生的话，重新用自己的手去废除汉字、毁掉中华文明。
五·四与留学生 五·四运动因外交风波而起，爆发为划时代政治事件与全民族启蒙高潮，其内在条件之一在于进步知识界和国内各爱国阶层相呼应，在救亡变革问题上达成了统一契机。作为运动引导力量的新知识分子集团，由于尚处于“前党派时期”，本身取一种结社与联盟态势，很难从政治角度严格定义。
后被尊称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曾这样如实坦诚地回顾说：“五·四乃中国近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结果。无论其功过大小，似不该视之为少数个人之举。但这里面确实有人，象蔡元培先生，胡适先生和我本人，当对彼时思想界与公众舆论负主要的责任。”(见陈独秀《蔡孑民先生逝世感言》)
此说将他自己同蔡胡二位自由派名流并称作五·四运动的主要领袖，且无意强调其间的派系间隙和不同政治倾向——按说是一种较原本而更合情理的有关运动领导权的推断。事实上陈蔡胡三先生分别代表当时自日、法、美三国回归的留学知识团体。纵有歧见与日后不和，他们毕竟背景相近，分享国外新知影响，因能在运动大原则上基本认同。再看五·四核心社团及代表人物——从强学会、新潮社到《新青年》，从蔡元培、胡适、鲁迅、傅斯年、罗家伦到陈独秀、李大钊，几乎无不漂洋过海，攻习外文，推举新学，呼号变革。
五·四领导集团的“留学特征”在中国近代史上无与伦比，昭然自明。梁任公《清末思想引论》一文早就有感于此：晚清留洋学生罕有人参与洋务及维新变法，因当权者不谙洋文，致使改良运动缺憾众生，一如零碎取用，芜杂浅陋，曲解愿意等等，终不可免，结果尽二十载努力，变革基础仍不足立。几经挫败，遂为国民社会所弃。(转译自哈佛一九五九年英文版《晚清思想史》)
再看周策纵教授《五·四运动史》(一九六○年哈佛英文版)，亦明确肯定留学生之于运动准备和主导的多重意义。据称，作为新思想载体与传播者的中国留学生，于五·四前后十年达到了归国、驻外和待遣规模的高峰，主要可分为留美、留日、留欧(以法国为主)三大群系。至一九一八年，国内以北大、清华为首的国立高教及留学预备制度已初步成形，并相应建立起一套半自治文化秩序与传播媒介网络。与此同时，各地新学堂开办总数逾十二万所，学生四百五十万，教员十八万。其舆论影响和社会基础可见一斑。五·四运动该由谁负责的问题似乎无须作过分引深了。
问题与主义 此乃有关五·四研究躲不开的精典命题之一。自胡适之于一九一九年四至八月就此发起论战以来，中国人吵了多少架已很难算清。对胡博士本人来说，这是他从留学时期就产生的偏见，任别人怎样批判也不会轻易改变的。
一九一五年日本“二十一条”激动舆论。留美中国学生千余人为此争议忘形，急于弃学从军，为国血耻。胡适却在此刻呼吁镇静，要同学好好读书，安心求知。并说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不在于拚命打仗，而有赖于“某种更深层的拯救”。(见《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一九一五年三月第六期，425—426页)稍后他又进一步阐发自己的“深层救国论”曰：“国家没有海军、陆军算不得耻辱。只有缺少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和美术馆的民族才真会碰上奇辱大耻。”(《胡适日记》九卷566页)
大概因为啃热狗、喝牛奶的时间久了，胡适本能地羡慕欧美国家知识阶级的相对稳定与自尊自信。尤其认定它们奠立国基于教育与人才之上，代代绵出，后继无穷。因此，每遇国难或政治冲击，学生们高呼“偌大华北已安不下一张书桌”之类，他老先生便要挺身而出，宁可被世人骂作卖国贼或投降派，也要恳请一部分读书人静守书斋，作那些与时政无关、却干系民族未来与社稷根基的“问题研究”。
这里笔者无意对“问题、主义之争”作正规全面评价。只有一点个人感想憋不住要讲：胡博士有关教育和人才培养的问题研究至今没有多少进展。可怜中国人从容闳起，已经派出了五代留学生，竟然没有人能从主义的高度兼顾一下这个遗留问题。呜呼胡博士。呜呼中国为数日少的皓首穷经读书人。
屠龙者的牺牲传统 李泽厚先生最近在一系列“五·四回想”论文中提出著名的“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概念，以此剖析和概括了五·四运动分合演变与交错因果关系。对此海外学界和留学生均表重视。
作为留学生，我又从李先生文中生发出一种惆怅——即在这宏大激越的主题变奏背后，是否还存在着一阕中国知识分子精神或心理上的悲怆独诉曲？当然这声音时断时续，不易辨察的。
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和留学生在七十年追求与迷惘之中，似乎不知不觉地养成了自身难以超越或背弃的一种特别传统，或曰“恒定命数”——即从屠龙到被啖，由勇士而祭品，一代代别无例外，要以青春和热血去滋润、复苏自己老迈而滞硬的母亲文化。这种前仆后继、近乎麻木冷漠的机械循环，似乎对中国现代文化形成了一种独有的控制性比喻。
五·四先驱对此早就有过警示性预告。鲁迅先生自东瀛归返，由彷徨而呐喊而惊惧万端地大作“狂人”之语。他本人倒是硬极了硬极了的一根脊骨，至死也未临阵逃遁。只不过面对强大坚韧的对手，他早早就看到勇士们“或被黑暗吞噬，或自身成为黑暗一部分”的结局。大钊先生也曾忧虑重重地讲过：夜半临池，盲人瞎马都算不得多么危险的行为，唯有生活在“愚暗无知”的人群里、日夜为其操心，才是“最可恐怖的事情”。(见《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载《每周评论》一九一九年六月一日第二十四号)
他们的不幸意识一一被历史验证无误。多年积淀下来，几乎诅咒般地凝结为传统或神话，让后人不由得不感到它充满禁忌意味的超人力量。李先生针对五·四理想从湮没到重新奠起的命运，称之为“一出悲哀而滑稽的历史恶作剧”。我倒宁可看它是现代神话，因为它已转着圈圈渗进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意识深处，而且简直没有什么力量能打破这种循环。
自然这新传统或现代神话是彻底中国味的。它既缺少古希腊传说里屠龙英雄的凯旋结局，又没有西方知识分子理想中“偷天火造福世人”那种普罗米修斯式自我陶醉。唯一与之相似的西方经典故事大约是西西弗斯倒霉之至的“背石上山”——明知其荒谬，却照样孜孜不倦，与顽石苍天比倔赌命。
一九八九年三月四日于哈佛
赵一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