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的最后一个段落里说：“自五四运动发生以来，悠悠四十年已经过去，在这些年中中国经历了比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更为深刻的历史变革。然而那个时期兴起的潮流依然主宰着当前的形势，那个时期提出的深刻的问题依然有待思考和解决。”自此书问世，又是三十年过去了。今天站在作者为我们勾画的五四时代的宽阔画面前，比较一、二十年代的中国同七、八十年代的中国，一种极大的相似性震动着我们。五四提出的“科学、民主、启蒙”，六七十年后又被高喊，五四时代的“西化”争论重新开战，五四所开端的学运狂潮也再次复活，这一切不是使人们感到似曾相识燕归来吗。然而又诚如古希腊哲人所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水中”，现实的奥秘恰恰在于它处在与历史相似又不相似的特殊景况中。在严谨的史家已将“五四”作为今人的参照系呈现在我们面前时，笔者仅想在历史与现今之异同的两相对照中获得一点教益。
学生运动
诚然，在今天多数学者的口中和笔下，“五四”成了一个广义的历史概念。如周策纵为之定义：“五四运动是一个复杂现象，它包括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工罢市，抵制日货以及新兴知识分子的社会和政治活动。……我们有理由把五四时期定在一九一七——一九二一年这段时间内。……但也不可严格地限定在这几年中。有些民族情绪和新思想在一九一五年以前就萌发了，……一九二二年与一九二三年间的中西文化论战、科学与玄学的论战，正是五四运动的直接后果。”(英文版，第4—6页)但是，“五四运动”本身毕竟是一场学生的政治抗议运动，一次游行示威。而迄今为止，“五四”研究中的一个重大欠缺恰恰是对它所开启的近现代学生运动(特别是游行的方式)的形式、正负功能、影响、后果的研究。
学生运动本身就是近代东方世界中革命的特征。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开锣戏(无论在英国还是法国)是由中产阶级的代表在国王的议会上敲响的。而近代中国一次次革新的帷幕却总是由青年学生们揭开。戊戌变法起于一些考生们的“公车上书”，兴中会的多数成员是海外留学生，把启蒙与救亡推向新阶段的“五四运动”再一次由青年学生们发起，从街头游行开端。中西革命初始时，革命角色与革命形式上的这一差别足以令人深省。况且“五四”所开端的中国现代学生运动在其后三十年(一九一九——一九四九)间此起彼伏，并在沉寂了近三十年(一九四九——七十年代中期)后竟又复苏。
中国成了学生运动的沃土，至少有以下几个原因可循。
第一，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外发型”过程，它是在外因——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偏离其传统的轨道的，其内部没有中产阶级的萌芽，不得不由思想上先知先觉的知识人首当其冲。又因为这一变迁异常迅猛，造成了鲜明的代际特征。新学的兴起造就了划时代的一批年轻的新型知识分子，留学生运动又哺育了一批年轻人。新思潮率先同青年结合在一起，青年学生又总是得风气之先。这样，特定的历史把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推上了历史前台。
第二，尽管接受了新思潮的洗礼，中国传统的精英意识却仍旧溶化在新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血液中。而“1905年传统科举制的废除使得青年学生毕业后的前景变得不确定，在过去科举制下读书人的主要目标是做官。这种个人职业方面的挫折只好以择机成为群众领袖来弥补。如罗素所说，这往往使中国学生成为改革家、革命者，而不像西方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成为了犬儒主义者；他们的快乐建立在公益事业之上，即使献身也比舒适的犬儒主义者更感快乐。”(第95页)
第三，“与西方学生不同，中国学生习惯生活在拥挤的集体宿舍中，读书和娱乐也都是成群结队的。”(第96页)而集体生活极易酝酿出热烈的气氛，特别是当重大事件发生时。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中国始终也没有建立起一种民众(或其少数真实的代表)的参政议政方式。以至在民意遭到压抑，大家的情绪得不到发泄时，学生们便走上了街头去示威。
“五四”的胜利无疑极大地激发了青年学生的游行热情，并最终形成了以此种方式参政的传统。但从历史的检讨中我们应该看到，游行示威的功能是具有极大局限性的。只有当其目标非常具体时，才可望实现。五四事件中学生们游行的直接要求是具体的；拒签和约，罢免三个卖国贼。而一些广泛的主张几乎注定是不可能通过游行实现的。游行不会促进一个政府职能的良性运行，也不会在启蒙民众上有深入的收效。广义的五四运动在思想文化上广泛深刻的影响大多是通过其他方式获得的。学生运动的另一缺陷是它极易被职业政客们所利用。
一九七六年由青年人为主体的“四五运动”重新举起五四的火炬，然而远不如“五四”(且不说思想内容)，“四五”的直接后果是失败。对比跨越了近六十个春秋的“五四”与“四五”，不能不使人看到历史的倒退。而看到八十年代的青年人的议政仍然以“五四”的方式在街头进行更使人感到一种悲哀。我们应该能够建设广阔的议政渠道了，“五四”精神该是开花结果的时候了。
少 年 中 国
五四时代的巨变将一代年轻人推上了历史舞台。五四运动时大学生中的领导人都是二十岁出头。一九一九年时傅斯年、段锡明、罗家伦，这些活跃的学生都只有二十三岁，周恩来则二十一岁，被认为比较老成，被派往上海南京的北京代表之一，五四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许德衍当时也不过二十四岁。五四时期担任天津学生联合会演讲部长的邓颖超年仅十六岁。五四时代思想文化界的领袖们也都是相当年轻的。一九一七年北京大学改革时，胡适二十六岁、李大钊二十九岁、刘半农二十六岁、钱玄同三十岁、鲁迅三十六岁、陈独秀三十八岁，甚至德高望重的蔡元培也不过四十一岁。相比之下，新派的对立面多是老者，军阀的首领大多也是中年以上的人。一九一七年林纾六十六岁、严复六十三岁、辜鸿铭六十岁、段棋瑞五十三岁，保守派中也有少数青年学者，刘师培三十三岁、黄侃三十一岁。
五四运动七十年后的今天，中国教授的平均年龄是五十九——六十岁，副教授的平均年龄是五十三——五十四岁。全部正副教授中四十岁以下者仅占5‰，四十五岁以下者亦不过3.3％。即是说近97％的正副教授是四十五岁以上者。一些年近四十的学者评为副教授、副研究员竟成为大报的新闻。我们还拥有五四时代雄姿英发的一代才人吗？
“五四”时期是巨变的时代。一批才气横溢的年轻人借着旧学与新学交替的契机登上了舞台。时代给了他们胆识与学问。今天要产生一位当年二十六岁的胡适几乎是不可能的。历史不再给今人那样戏剧性的场面。建设“能力标准”取代“资历标准”，将是一场“韧性的战斗”。五四时代的人们作出了他们的努力，今人应该无愧于他们，作出今人的努力了。
孔家店
以砸烂孔家店为口号的反传统是广义的五四运动的一面旗帜。七十年过去了，儒教还存在吗？孔家店倒台了吗？一派学者以为：“你反什么传统，你还有传统吗？”另一派则认为：“孔子还活着，活在大家心中，传统还要大反。”
如果比较一下八十年代的西方基督教与中国的儒学，恐怕我们不得不承认：儒学更趋衰微，与仍然活跃着的天主教、基督教相比，儒学几乎是死了。继而我们不禁要发问：现代化与传统是相容的吗，可以并存吗？为什么天主教、基督教没有挡住西方人现代化的步伐，而儒学就注定要束缚中国人的手脚？曾经为欧洲的奴隶社会服务过，为其中世纪的封建制度服务过的基督教，不是跨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继续为西方社会提供着道德基础吗？谁能说它今天的努力——宣扬仁慈博爱、与人为善，反对诲淫诲盗、杀人越货——对西方社会的安宁是可有可无的。那么为什么西方人可以把自己的传统带到现代化社会中，我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就一定要(并且已经)砸碎自己的传统呢？如果说西方的传统宗教是经过改造进入现代社会的，那么我们这里为什么就一定要彻底打碎呢？尽管早期的社会学家敏锐地看到了世界世俗化的趋势。但以后的历史证明，道德总是要以某种“神圣性”挂勾以得到力量。尽管尼采曾高喊：上帝死了！但上帝至今未死，并仍以它多少还具有的神圣性捍卫西方社会的基本道德。而恰恰是在现代化并未达到的中国，神圣性与传统道德几乎衰亡。一个民族锻造了上千年的某种“神圣性”是一种具体的象征力量，它对大众具有特殊的制约力和感召力。一个聪明的民族尽可以抽换神圣性遮蔽下的具体道德内容，但彻底打碎神圣性，将是得不偿失的，将在长时期陷于真空，找不到一种力量去支撑社会道德。我们不是说打碎儒学推迟了中国现代化，而是说现代化为什么一定要打碎儒学，何况它未必不可以改造成一支积极的力量。
我们并不是说儒教死了，要归功(或归罪)于五四时代的斗士们。西方启蒙时代反对基督教的斗士们——霍布斯、伏尔泰、卢梭的战斗精神和反传统倾向是绝不逊于五四战士的，但为什么儒学竟如此经受不住打击。我们以为不同的历史背景至少是结局殊异的重要原因之一。西方的现代是自发长成的，没有受到外部的严峻挑战。因此在基督教遭受最沉重打击时，它仍然拥有万千捍卫者和改革者，最终将一个改造过了的基督教带进现代社会。而一八四○年以后，在亡国灭种的威胁下，中国文明兵败如山倒。以致没有人愿意相信和捍卫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更难于找到一流的思想家去改造和捍卫它。(梁漱溟是其中罕见的一位)加上民族的优秀学者大多投入反传统的阵线，遂造成了日后的结局。但是仍然使我们不解的是日本、东亚诸国面临着同样的外部挑战，却既没有更多地扔掉传统文化，又比中国大陆更快步地追赶着西方现代化。
另一项生动的今昔对比是五四时代的反传统与今人的反传统。尽管我们在疑惑五四巨人们文化观上是否客观、公允，但仍以为与今人相比他们更有理由去激烈地反传统。那时候传统笼罩着当时的社会，是一道真实的屏障，是保守派抵抗新学的根据。因此五四时代人们的反传统也就是在“反现实”，而他们的激烈态度带有浓厚的策略意味。胡适公开宣称赞同全盘西化论。他解释自己的立场：“文化本身是保守的……是不用人力去培养保护的。……中国的旧文化的惰性实在大的可怕，我们正可以不必替‘中国本位’担忧。我们肯往前看的人们，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锐气来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将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那是毫无疑问的。”鲁迅说：“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
一九四九年以来的社会变迁已经把若干中国传统文化完全不具备的因素——公有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注入到中国社会中，极大地冲淡了传统在现文化中的比重。因此在文化的讨论中，我们没有理由像五四的人们那样把重心放在二千年的传统上。如果说五四的激烈反传统和全盘西化带有策略的意味，今天的激烈反传统则带有“移情”、胆怯、“作文章”和对现实的“高雅的逃避”的味道。五四的人们回答了他们的现实(即使在反传统时)，今天的人们应该回答的是今天的现实。
(《五四运动史》，周策纵著，周子平译，即将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郑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