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历史意义和它热烈呼唤的价值已在今天无可争辩，如科学已在中国牢牢生根并开花结果，民主化也随着现代化全方位改革的步伐逐日推展，我们在这里要探讨的是另一个侧面：即在纪念五四七十周年时，以历史和文化反思的态度，批判地审查五四作为文化论争中的一些基本观念，总结五四时期文化讨论的理论经验，使我们在八十年代的又一次新文化运动（我把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在文化、哲学、历史等领域的比较、反思、批判、讨论的热潮看作“第二次新文化运动”，这个运动仍在向纵深持续发展）中可以超越五四，走向更加成熟的阶段。这与进一步发扬五四的民主呼唤与继承五四的批判精神是相互补充、不可缺少的方面。
正如“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这些欧洲近代文化的伟大运动及其基本观念一样，五四文化运动既具有这些运动的积极特征，同时也更突出了这样一种文化变革的反传统性。
新文化运动的先行者们以极大的激情拥抱“新”文化，批判“旧”文化，凸显出启蒙、解放的强烈冲击力量，同时以打倒孔家店为中心口号的“全盘反传统”特色也极为突出。这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所处的客观历史环境，也与他们的主观学养、心态、情绪、思想方法有关。中国近代史几次改革的不成功，使得当时为数不多的知识群体一面产生急躁情绪与无力感，一面又企图从文化上寻找这些失败的“必然原因”，尽管这些失败(如戊戌维新)可能根本上就是偶然的。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在享受了千余年中央之国的文明优越感之后，中国文明突然之间在崛起的以帝国主义侵略为形式的西方近代文明冲击下，落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口。加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及时”引入，救亡图存的危机意识与急迫感支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首要关切，造成了这个时期知识界相当普遍的激动气氛。李泽厚提出以“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解释五四文化运动的特殊开展。事实上，救亡意识的高涨固然推进了爱国运动，但不仅它的急迫使启蒙一面未能丰富、全面、持久地展开，由此带来的文化上的狭隘功利主义也堵塞了“创造地转化”传统资源以参加近代文化建设的大道、五四以来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热血中一直有一种强烈的“反传统”的跳动。从历史根源上讲是由中华民族的危机造成的，也应承认，在思想根源上与青年特具的急进性格与文化体验的不成熟性也有密切的联系。
五四以后的六十年间，中国历史出现了多少重大历史事件和伟大历史人物，而八十年代的现代化呼声和新文化讨论似乎才是五四时期合乎逻辑的历史延续。一方面，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隐含的历史主题——“现代化”，在六十年后终于取得了自己明白无误的形式，并第一次成为中华民族全体的自觉要求。另一方面，当我们重复五四的甲子时，我们也惊讶地发现，文化上似乎重新回到了五四的起点，不同的是，政治上的反帝救亡的主题变为经济上如何免于“开除球籍”，五四文化讨论的种种观点也都在“文化讨论”中匆匆重演了一遍，这是我们必须总结五四文化思潮正反两个方面经验的现实要求。有幸的是，今天我们比五四先行者们拥有了更多的经验，如资本主义在两次大战后调整、发展的经验，社会主义体系建立、发展乃至改革的经验，工业东亚(Industrial East Asia)尤其是台湾现代化的经验。我们通过韦伯更加了解到如何从功能角度看待传统的负面作用，也通过伽德玛更加了解到从人文价值如何肯定传统的积极意义，工业东亚引起的对韦伯命题的再思考则提供了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的问题上对传统看法的新挑战。站在这样新的背景和视野中，重新审视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中急进功利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论得失，并不是计较历史功过，而是希望借此提高文化反思的深度：我们究竟应当怎样看待中国传统文化。
民初东西文化讨论之初，无论陈独秀、李大钊还是伧父都把文明的民族性、地理差异特别突出出来，强调东西方文明的差别，随着讨论的深入，学人们发现，把世界文明的差异和冲突特别是当时先进的西方与落后的东方的区别仅仅归结为民族性格或地理因素的差异是一种完全肤浅、表面、现象的看法。一九二○年常燕生《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一文集中批判了文化的“东西”说，而转向“古今”说，即主张当时一般人所了解的东方与西方文明的差异不是民族或地理的差异，而是时代的差异，这当然与五四时期的“新旧”讨论有联系，因为无论陈独秀还是汪叔潜在把西方文明说成“新”的时候，都不仅指西方文明为中国传统所未闻，也包含有不同时代的含义。
稍后胡适也认为，强调文化的民族差异以解释文化冲突是缺乏历史意识的表现，他说：“在历史上我们看出那现在科学化的欧洲民族也曾经过一千年的黑暗时代，也曾十分迷信宗教，也曾有过寺院制度，也曾做过种种苦修的生活，也曾极力压抑科学，也曾有过严厉的清净教风，也曾为卫道的热心烧死多少独立思想的人，究竟民族的根本区分在什么地方？至于欧洲文化今日的特色，科学与德漠克拉西，事事都可用历史的事实来说明：我们只可以说欧洲民族在这三百年中受了环境的逼迫，赶上了几步，在征服环境的方面的成绩比较其余的民族确是大的多多。”①五四以后几年中，多数学者逐渐抛弃了从民族、地理认识东西文明的看法。
常燕生把这个东西的“古今”说表述的最为充分明白，试看他所列表：
东方文明的特色 西方文明的特色
重阶级 重平等
重过去 重现在
重保守 重进取
重玄想 重实际
重宗教 重科学
重退让 重竞争
重自然 重人为
重出世 重人世
常燕生认为，这两种文明的差别在当时是很明显的，“但这两个的关系是前后的，不是对峙的”。东方和西方并非自古以来就有这样的差别，“所谓东洋文明的几种要素，往往在古代西洋诸国里边都可以找出来”、因而右列所谓西洋文明的要素实际是近代文明的特质，左列所谓东洋文明的要素不过是古代文明的特质。“一般所谓东洋文明和西洋文明之异点实在就是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的特点。”②我们所看到的现在东西文明的差别，并非上古时代即已如此，只是西方已进入现代，而东方仍停止在古代而已。所以，“不应误以近代文明特质当作西方文明的特质”或“误以古代文明的特质当作东方文明的特质”。常燕生把“东西”问题直截了当地归结为“古今”问题，使讨论提高到一个新的层面，他的观点对新文化运动初期的观点具有显明的优越性，即把东西文明冲突的本质——“传统”与“现代”的差别凸显出来，从而也标举出了文明“现代化”的意义，东方人无法变成西方人，但古代文明可以现代化，于是也揭示了十九世纪以来中国文化危机的本质，因而这个观点不仅为胡适赞同，冯友兰直到三十年代也仍持这个看法。
从今天来看，常表所列“西方文明的要素”的确是近代西方文明的特色，但事实是，现代西方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既有“重进取、重科学、重竞争”的特色，也有“重保守、重宗教、重退让”的宗教“要素”，因而现代文明并不是只是“重科学、重竞争、重进取”，也同时必然和必须有“重宗教、重退让、重保守”相互配合。
站在当代学术的立场，所谓东西，所谓古今，所谓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所谓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这些提法都在一个方面有其合理性，但说到底，本质上乃是韦伯所谓“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与“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的冲突的表现，这到稍后的“科玄论战”表现得更为清楚。急进功利主义者认清工具理性的发展是西方近代文明的特色，但把这种特色当作近代文明的全体，以致绝对排斥价值理性，无条件地拥抱工具理性。而文化保守主义者们自觉不自觉地在实际上扮演了维护价值理性的角色，他们的所有论点不在要不要工具理性的发达，而在于新的社会仍然必须有价值理性，东西方的价值理性传统并无古今高下之分，人文价值必须有自己独立的尊严和领地。
在这个意义上，常表中虽然有刻画不准确的地方(如重人世、重实际也是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明显特色)，但总的说，重宗教、重退让的一列，从韦伯的立场看，就是价值理性的表现，而所谓重科学、重进取的一列就是工具理性的表现，从韦伯的立场，简单地在总体上把这两列说成是“古今”或“东西”都是不正确的，特别是把价值理性的要求与表现视为与现代完全对立，必须彻底扫除的“古”是不正确的。近代历史的发展，使西方文明中的工具理性一面极速发展，并日益采取形式合理的特征，但西方文明从民主秩序到社会道德，从来没有离开过基督教。宗教不过是伦理价值的一种承担形式，基督教经受了启蒙运动的人文批判，经历了几个世纪科学发展的逼迫和冲击，经过宗教改革及其他形式的转化，仍然是西方现代文明中生存价值与安心立命的来源。西方近代以来的文明，既有希腊文明体现的工具理性系列的发展，也仍具有基督教体现的价值理性系列的要素，因而价值理性的传统并非与“今”对立的“古”，或与“新”对立的“旧”，而是人类文明中连续存在、不可须臾离的东西。
工具理性行为注重如何用手段达成目的，至于目的本身的价值是否为人类理想的终极价值则在所不论，一切只为追求功利的目的所驱使，势必漠视精神价值与人类情感。③而把功利目标视为绝对，把某种政治经济的效用性放在首位，这在文化和学术的领域更为有害，因为在工具理性的功能座标中必然排斥价值理性。韦伯虽然指出价值理性在经济领域是无所作为的，他也更强调工具理性的巨大力量，但韦伯本人并未否认价值理性的意义，并不认为工具理性自身能为人类带来合理的人生。把价值理性看作传统的古代，相信现代只是工具理性，把两者看成断裂的，无视作为价值理性的精神传统从前现代到现代的连续性，是五四以来直到今天的一大病弊，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获得一个评价五四及今天文化论争的新的视角，理解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和意义。五四的文化保守主义，反对科学主义、反对功利主义，赞成社会主义精神，批判资本主义弊害，赞成引进西方文化而不放弃传统价值，认为西方的发展必然是希伯莱精神的恢复并与希腊文明调和，这一切都可以在“价值理性”的范畴下得到理解。
五四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也有其片面性，如他们反对启蒙运动以来科学万能的理想，认为一次大战表明科学自身不能消除战争，反而可以使战争更加惨烈，这些当然是与当时欧洲人自己的反思一致的。但他们又常常把一次大战归结为科学发展的结果，这就完全错了，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本意是说科学的发达并不能自然地带来人类的和谐，还是需要价值理想来引导，没有价值理性的制约，听凭工具理性、物质主义的片面发展，帝国主义战争是无法避免的，但他们未能了解帝国主义现象除了功利主义思潮外，更有其社会基础，科学对此并不负责，个别文化保守主义者对君主制度仍有文化的怀旧感，更易与激进共和派形成分歧，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局限或教训之一是，政治的改革派不能容纳文化的保守主义，而文化保守主义也未能与政治的变革有效地协调，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如梁启超、张东荪稍后所表示的，一方面赞成社会主义的价值原则，一方面要求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特别是张东荪对发展实业的认识和民主需要中产阶级基础的观点，对以往文化保守主义的只谈文化是一个进步，都不应再作为“伪装社会主义”来批判，而应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以及工业东亚的经验重新加以评价。
韦伯为了解决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的紧张，提出“一个具有真正自由人格的人，应能以价值合理性为动力，以工具合理性为行动准则，将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互补交融地结合起来”④，从这个角度，不仅伧父的“吾人之天职在实现吾人的理想生活，以科学的手段实现吾人最终的目的”⑤是可以重新评价的，即使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韦伯式的以价值理性为体、工具理性为用的模式下也未尝不可以重新诠释其意义。
在回顾五四关于民族文化问题上的激进观点以及七十年来中华民族走过的艰难历程，我们深切地感到，在一个小农经济及其意识占支配地位的国度中，政治—文化上的激进主义往往拥有最大的市场，而平凡“中庸”的真理常常被讥为“保守”。我们经历了多次拥抱“矫枉过正”和“造反有理”、呼喊“决裂”与“专政”的经验，这一切终于由文化革命悲壮的十年给了“极端的革命”以历史的总结。中国共产党近七十年历史中饱受“左”害，这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问题，应从社会结构和文化——心理结构两方面掘其根源，的确，我们的祖先最提倡中庸，而我们的民族常常鄙视中庸，鄙视中庸、赞美极端是不能不受惩罚的，文化态度是一个民族精神成熟性的标尺。
在评价五四和对待今天的文化讨论时，我们必须把一种思潮在历史上的贡献和理论上、学术上的是非区分开来，我们必须使用两个标尺，而不是一个一元化的标尺。特别应注意避免泛功利主义的一元化选择，不能因为某种文化思潮在历史上有进步的推动作用使将其理论的失误也“同情地”肯定下来。学术上理论上的是非不是依照其历史作用，而是依照学术理论的内在标尺，在五四七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可能要问：为了实现和推动历史的进步必须采用那种学理上站不住却有强劲推进力的方式，这种观念能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吗？
① 胡适：《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东西文选》。
② 常乃<SPS=0389>：《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东西文选》。
③ 参见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上海人民一九八八。
④ 常乃<SPS=0389>：《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东西文选》。
⑤ 伧父：《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东西文选》。
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