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吹着杨柳——
沙拉拉拉,
小河流水——
哗啦啦啦,
谁家的媳妇走呀走的忙,
原来她要回娘家。
身穿着大红袄,
头戴着一枝花,
胭脂和香粉她的脸上擦,
左手一只鸡,
右手一只鸭,
肩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一片乌云来,
一阵风儿刮,
眼看着山中就要把雨下。
淋湿了大红袄,
吹落了一枝花,
胭脂和红粉变成红泥巴……
飞了一只鸡,
跑了一只鸭,
吓坏了身上的胖娃娃呀……
哎呀,我可怎么去见我的妈!
很普通的歌词,却蕴含着一个相当普遍有效的模式,既是人生模式又是艺术模式。
这个模式首先可以叫作“有无”模式。这首歌的起首两句是讲杨柳与小河,讲的自然环境。自然先于人事,这很合理。然后是“谁家的媳妇走呀走得忙”,人有了,而且一有就忙,人与忙同在,忙与人俱生。然后红袄有了,然后红花有了,然后脂粉有了,就是说,有了自然,有了人,还不够,下一步必然是文化。然后鸡鸭娃娃全有了,叫作社会生产与人自身的生产都有了发达。这些个联系起来,颇有些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意思啦。
一片乌云,一阵风儿,这都是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因素,称之为自然、客观乃至上帝、魔鬼,都可以。紧接着,大红袄没了(淋湿),一枝花没了,胭脂香粉失去了自我,鸡飞了,鸭跑了,胖娃娃也吓坏了……
这不正是许多文学艺术作品的模式吗?如《红楼梦》。大观园没建成时,宝玉是相当寂寞的。然后来了黛玉。然后来了宝钗薛蟠薛姨妈。后来来了湘云、宝琴、尤氏姐妹以及柳湘莲、香菱……诸多人物,叫作从无到有。有了就爱就恨就斗就热闹就哭就笑。然后死的死走的走嫁的嫁老的老,最后“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又成了无了。所以,小红讲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这种“有无”模式,也不妨称作筵席模式。请想想看,筵席有多象征,多对比,多强烈!筹备筵席,何等的兴致,何等的功夫!宾客来时,何等的优渥,何等的风光!筵席进行中,又是多少豪华排场,多少学问交易!最后呢,杯盘狼藉,恶味薰天,又是什么样的荒唐滑稽!
话剧《雷雨》也是如此,周朴园一家,不义亦不损。然后鲁妈来了,然后大海来了。然后周家天翻地覆。然后一个个欲走不得,死于非命。
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筵席从聚到散,是人生悲剧的基本形式,亦是艺术悲剧的基本模式。有趣的是《回娘家》民歌中流露的不是悲剧性而是喜剧性。各位听官看官,细细想来,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不也挺“哏”的吗?为什么一定要是哭哭啼啼的悲剧呢?
这个模式的第二个特性可以叫作“错位模式”即荒谬模式。“媳妇”穿戴打扮停当,手提鸡鸭,身背娃娃,她追求的是回娘家的凯旋性,胜利性。其实质与项羽的衣锦荣归,与我国多种戏曲的保留剧目《喜荣归》中的“荣归”颇为相通。本来按常理说来,她的凯旋归家并不困难,既有鸡鸭脂粉,家道起码小康,有条件凯旋。谁料想一阵风雨,形势突变,鸡鸭失落,红袄蒙尘,娃娃吓坏,已经够荒唐的了,最精彩的却是下面一句词。叫作“胭脂和香粉变成了红泥巴”。呜呼,悲夫,胭脂香粉,女之所好,所以美姿容增魅力添精神壮行色者也,偏偏变成了“红泥巴”,脸上涂红泥巴,其丑何如!画虎成犬,弄巧反拙,机关算尽,枉费心机,以荣始而以损终,目的与行为与行为后果脱离,或者如恩格斯所说,想进这间房间,却走到另一个房间去了,能不长叹乎?
再牵强附会一点,“回娘家”还可以从宗教象征的意义上探讨。娘家者,出发点与归宿也,永恒也彼岸也;婆家者,此岸也。“哎呀,我可怎么去见我的妈”,这是一声多么富有现代感、后现代感的叹息!列位就这样唱下去、听下去、叫下去吧!
为什么承认牵强附会还要写上这几句呢?第一,文本是思考的材料。文艺评论不限于思考,但绝不能无有思考。我们的文艺评论不患思考太多,而患思考太浮浅或太玄虚,甚至不思考就下占卜卦签式的断语。第二,生活大于理论,形象大于思想。叫作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当今行时崇拜舶来的新名词新旗号新观念,一写文章就要摆出一副唬人绕人的架式,故顺手拈来几句民歌小调,拉扯上几句大道理,搅和一番,也可降降新潮评论的虚火,增加点读书人特别是不读书而大话连篇的朋友们的生活气息。面向生活,面向群众,面向民间,似可通经络,可调寒热,可免积食成痞,可妨中虚受风,是不是呢?
欲读书结
王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