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喜再相逢
英国的人文学问有点像英国的园林：大片草地，几棵孤树，向前走则听见淙淙流水，有许多幽深的角落，清晨的雾弥漫了一切，人们漫步着，徘徊着，有点优郁，坠入沉思之中……
法国的园林不是这样。整齐、匀称一如几何图形，色彩有配合，有对照，一切是明朗的，处处看见古典的雕像、喷泉，美得有章法，而贯穿章法的则是透澈的智慧。人的心智散发出一种光辉，像晴朗的巴黎天空。
然而巴黎还有码头边的哀愁和穷巷的痛苦——波特莱尔的巴黎，“恶之花”的巴黎。这后者也是我追寻的——难道说它已经全然消失了么？
四十年前，我曾来过巴黎。一个学生是有一双自由的脚的，当时，我曾凭着双脚和地图，走过塞纳河上的一座又一座桥梁。如今，寒霜早已爬上我的发鬓，我的腿也早已沉重了，但我还是到处步行，要想追寻四十年前自己的足迹，却发现一个远比我记得的更恢宏又更复杂的城市。
但我的接触又何其有限！短短一个月的停留，连拉丁区的小巷名称还不清楚，又怎能侈谈对法国和法国文化的了解？
依然是片面的观察，零碎的印象……
人文科学院的新风
在英国，我是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客人；在法国，人文科学院是我的主人。
这“人文科学院”如照它的法文原名直译，应是“与人有关的各种科学之家”。它在巴黎塞纳河左岸第六区拉斯巴叶尔大街上有一幢十四层的现代化大厦，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共居。
我至今不知它有多少部门，各干什么。同我有来往的一是它的办公室，二是它的图书馆。图书馆就在二楼，不大，然而各种参考资料和工具书齐全，靠街窗下是十几排杂志架，上有西欧和美国的各类杂志，而且不限于社科各门，还包括《自然》、《新科学家》、《科学的美国人》等自然科学杂志以及英国《新政治家》、法国《文学》、美国《党派评论》这类时事性、文学性的刊物。
我在这里重见了一些过去熟悉而近来少看的杂志，像是回到了四十年前清华图书馆的西文期刊阅览室；但更多的是我从未见过面的新杂志，例如《口头文学笔记》、《终极目标》、《论战》、《欧洲思想史》、《语言社会学国际学报》、《美国研究学报》(英国美国研究学会刊物，剑桥大学出版社发行)、《社会学欧洲学报》、《社会问题学报》，等等。
特别是见到了《年鉴》杂志(Annales)令我高兴。法国年鉴学派我是听说过的，但以为年鉴杂志早已不出，不想它还在活跃。我看到的是“第四十三年第四期·一九八八年七、八月号”，刊名之下有三字副题：“经济、社会、文化”，而且每字都用复数形式，表示是各类经济、各类社会、各类文化，这些全在研究之列。而这期的内容果然也证实这一点。它包括了这样一些栏目：“口语与书面体”，“文化史”，“钱与权”，“城市及其落后地区”，“各文英文提要”，“本刊选书”(书评)，“收到书目”；各栏文章有的是论文，有的则是笔记，前者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书面文体所具有和所承受的权力》，后者如《历史与文学史：作家的产生》。
《年鉴》并非人文科学院编辑或出版的，但又同它有联系。首先，《年鉴》的创办人是史学家马克·勃洛克和吕西安·费勃浮，继他们之后主其事的是费尔南·勃劳台尔(Fernand Braudel，一九○二——一九八五)也是历史家，从成名作《菲力浦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一九四九)到晚年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九八○)和最后的大部头著作《法兰西的个性：空间与与史》(一九八六)，在四十年时间里成就辉煌，用这些多卷本重要著作作为示范，确立了年鉴派所提倡的新角度、多层次的“全面历史”新史学，文笔也雄迈多采，为密歇莱之后另一大家。他在学术活动中一贯致力于打破专科之间的界限，使之互相丰富、调剂，取得更高的综合，而人文科学院的创办也正是为了推进各门与人有关的学问之间的合作和各国文化之间的交流。
我踏进人文科学院的时候，这位大历史家已经逝世快三年了。但是他的办公室还在，资料柜也在，而他的领导工作也由他的老帮手、老朋友克莱孟斯、埃勒担当了起来。
埃勒本人反映了人文科学院的国际化。他出生奥地利，为避纳粹的迫害而随家去了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后回到奥地利，与同是哈佛出身的美国文学史家F.O.麦息生等人办起了一个萨尔斯堡讲习班，目的在于沟通美国与欧洲的文化艺术界，后来由于被人诬告，离奥去法，结识了勃劳台尔，一九六二年帮他办起了人文科学院，从此在那里工作。近年来在他的管理之下，人文科学院致力于进一步国际化，加强了同苏联、东欧、中国、印度等处的交流。
在人文科学院的大楼里，看得见过往的各国学者，也有一些演讲会、讨论会在进行。当我第一次同埃勒见面时，他召集了图书馆长和其他助手，根据我提出的研究题目，问我想去哪里找资料，同哪几位法国学者见面，以便由人文科学院进行具体安排。同时他给了我一间办公室，一架打字机，一封写给巴黎各大图书馆的介绍信，而等我问人文科学院要我做些什么时，他的回答却是：没有任何要求，一切随我自己。
我对此感到惊讶。前几年被邀到几个别的国家，除了纯粹的参观之外，总是要做点什么事的，不是讲课，就是宣读论文，至少是出席座谈。如今可以没有任何心理上的负担，完全由我自己支配时间，当然是正中下怀。
艾田蒲
我拿时间来跑书店，进图书馆，看展览，也用来看老朋友，结识作家、学者。
结识的学者之一是艾田蒲(Etiemble)。在此之前，我们已经互赠过书，也经过共同的朋友互致过问候。这一次，他知道我来了，就趁他要来电台讲话之便，从他所住的维弩叶城来到巴黎，约我在一天吃午饭。
我由沈大力同志陪着去到巴黎大学附近的奥迪翁旅馆，艾田蒲就在旅馆的客厅里等着我们。他是一位老人，脸容清癯，穿着夹大衣，支着手杖走路，但是宽边大呢帽下双目炯炯，眉宇间自有一种英武之气。这倒是符合他作为知识大海中破浪前进的探险者身份的。
所谓探险，至少有两方面的活动：一、他扩充了学术疆界——从法国文学中的兰波、苏贝维尔到英国的T.E.劳伦斯又到中国的孔子，又遍涉日本、马来西亚、阿拉伯世界、土耳其、匈牙利、苏联、非洲、德国、葡萄牙、瑞士、比利时等地的作品和译本，他的研究领域一直在伸展，所追求的目标是“全球文学”；二、他打破了不少旧说，成见，流行观念，时髦说法——既破西方人文学问中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也破新派文学批评的故弄玄虚，还一再猛烈抨击法国人越来越多地使用英语词的风尚，他几乎是不停歇地在涉险犯难。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常常是“提着脑袋去面对君王的”。
他是当今世界上重要的比较文学家之一，但就在这一学科里，他也是发难者，指出过它的危机，始终反对它的欧洲中心主义，认为如不将中国、日本和阿拉伯世界包括在内，精通至少其中一种语言，就谈不上真正的比较文学。他不仅自己写书论孔子，还组织了别人去译从《红楼梦》到苏曼殊的《天涯红泪记》等一系列中国文学名著，而他在晚年的大部头著作又是以《中国的欧洲》为总题的欧洲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史。
我在上文谈李约瑟时提到欧洲大陆已出一部有关中西交流的书，就是指艾田蒲的这部新著。他把刚出的第一卷——《从罗马帝国到莱布尼兹》——送给了我，而在那天午餐桌上谈到了即将续出的第二卷内容。
“我查阅了大量罗马天主教会的档案，有一个发现，”他说。“那就是耶稣会在中国的最初的传教士之间有过一个争论，就是天主教是否应该适应中国的文化传统，搞点中国化。大多数教士是赞成的，但是教皇听了不高兴，派了一位红衣主教去查问此事，结果此人被暗杀了。”
他也谈到了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在美国一所大学的经历。他的同事中有一位名教授是亲纳粹德国的，在学校里颇有权势，曾经私自搜查他的办公室，却在不经意中留下了他与纳粹往来的文件，于是艾田蒲拿了证据去见学校当局，结果那位教授被解聘了。
“我先找到那位大学者，当面对他说：‘先生，您是一个混蛋！’这个名称并非我的首创，是他第一个叫我‘混蛋’的。”
然而等艾田蒲谈起别的美国学者，如奥尔特里治教授，他却充满了友情。
“我喜欢他。他是美国比较文学家里真正出色的，而且我知道他一直想去中国。”
他在中国学者里也有一些好朋友。当沈大力问起他的夫人的时候，他沉默了一阵，然后说：“她病了。是我的过失。”
原来他的夫人也是一位有成就的学者，年轻时候因有犹太血统而受过当时占领法国的纳粹的虐待，后来虽然也学有专长，却始终化最大气力照看年长的丈夫。
“她为我牺牲了一切，虽然我鼓励她多写自己的书。如今，她的身体大不如前了。”
我们也都沉默下来。
学者仍然是常人，有恨有爱，同时也有深切的忧患感。我听着听着，觉得这位老学者更可亲了，同时想起了我在国内的几位师友……
两位青年学者的文论观
我也留心观察法国的青年学者。我认识了两位。他们有共同的地方：仪表整洁，秀气，说话轻声，不常作强调，然而清晰，明确。
第一位是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伊夫·埃桑。是他告诉我：法国学术界承认德里达的创见，但并不以为他是最新锐的思想家，各种学说的更新在法国是常事。同时，他说法国人不像美国人那样津津乐道deconstruction(中译“消解”或“解构”)。如果要用一个词代表德里达的理论，那法国人是宁肯用grammatologie的。
也是埃桑，为我复制了一篇文章，它原是《环球百科全书》中的一个条目，题为《当前文学理论综述》，作者是他的朋友安托万纳·龚巴涅翁，巴黎一所大学的教师。埃桑说：“对于当前文论的介绍，没有比这篇文章写得更简明扼要的了。”
这位龚巴涅翁正是人文科学院为我约见的学者之一。我在一个下雨天，坐地铁穿过塞纳河，去到莫斯科大街一所宽大、舒适的屋子里，同他谈了大半个下午。
在去之前，我已经用我还记得的一点法文——几十年前在清华和西南联大在吴达元师的认真教诲下学了三年法文所留下的老本钱——和一本小字典读过了他的文章。再经过当面谈话，我回来写下了如下的谈话要点：
一、六十年代以罗兰·巴特为代表的新文论与以雷蒙·比卡为代表的朗松主义传统学问之间的论战已经过去。新文论在演化，而传统学者也用上了新派语汇。
二、这种争论在人文学问的历史上是常常发生的。归结起来，这是法国两大学派之间对立的重复，即本笃会与耶稣会的对立。前者着重个别，表现于考据学、版本学、文学史；后者着重整体，表现于修辞学、雄辩术、文论系统。
三、然而这两大学派或两大传统都受到另一新起理论的挑战，即接受美学。不再是作者和作品文本占据文学批评的中心了，而是读者。读者的重现——而且是挟着压倒一切的声势而来的重现——使得文学史中名著单子要重新修订，而每部名著也需要重新阐释。女权主义者也作这样的要求。
四、谈文论不应只限于学院中的文论，事实上有三类文论：一是一般报刊上的评论；二是作家们的文论；三是学院中的文论。学院文论是较晚才产生的，是在本国文学(以别于古典文学)成为学科，在大学设立讲座以后的事。更有根底的是作家的文论。
五、作家一般不理会学院文论，他们根据自己的经验、素养、兴趣而写作，很少根据理论。现代主义之所以对创作有催发力，是因为倡导这种写作倾向的人本身是卓越的作家，有重要作品足以向别的作家示范；相比之下，后现代主义理论没有产生可观的后现代主义文学。除了女权主义之外，新文论对于社会并未造成普遍影响。
作家文论之可贵，还因为他们的文章写得好。文采是许多法国人——例如密特朗总统——珍视的品质。
六、理想的出路是传统学问与新文论的结合，也就是本笃会与耶稣会两大传统的结合。因为在每个传统内部，学者人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兼有两者之长的杰出之士还是有的。论战有助于澄清问题，但在论战之后，常出现一种新的综合。无论如何，在新文论的冲击下，传统学问已经起了变化，例如从版本学里出现了“发生学”(la Génét-ique)，而在专题研究方面则国际化、跨学科的趋势更为强烈。
以上六点未必道出了眼前法国——且不说西方——文学批评的全部内容，也未必是法国学者全都同意的。然而取得这样一个概观仍然大有好处。在听了多年从美国传来的对新文论过高、过热的评估之后，回到新文论的主要发源地之一的法国，听听法国学者的冷静、明智的分析，至少可以使我们头脑清醒，恢复比例感。
何况所提到的两大传统的对立不限于法国。在我们中国，同样有这种对立，而且历时已久：汉学对宋学、朴学对空疏、考据对经世之学，一直到现在还有材料与观点、基础事实与理论体系、专家与通才等等的对立。历史地透视一下，我们就会发现：一方面，这种对立像人生和社会中的某些基本矛盾一样会继续存在下去；另一方面，两者的互相补益乃至全面结合也是人心所向、势所必然。对立的两面，每一面都有大学者；同时，很少大学者是完全只有一面，而不是多少也有另一面的长处的，更好的情况则是兼有两者之长，成为众望所归的一代大师。在学风偏向某一面而产生重大流弊时，学术界往往要求改正过来，而学风虽受时代和社会的影响，但是学者们的主观努力又可以改变它。我们的学术界现在处于什么情况？学风是过实还是失之空疏？有些学者醉心于新名词，有些致力于建立大体系，各有什么得失？展望将来，我们应建设什么样的新学风？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无可替代的城市
当然，没有人——哪怕是最勤奋的学者——是能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学术的，特别是在巴黎这样一个城市。
巴黎的公园和街头在呼唤你。
巴黎的博物馆也在呼唤你。鲁浮、道赛、枫丹白露、香蒂叶……都是风景点，又都是博物馆。在香蒂叶，我看到了一个典型的中世纪贵族城堡，建在森林、绿地、白水之间，比凡尔赛小，然而更亲切。在那里的画廊里，我看见十五世纪弗罗伦斯画家比埃罗·迪、考西摩画的一个青年妇女的半身像，她上身赤裸，颈上项圈有两条活蛇盘着，而她的表情是愉快的，眼光里闪现着青春的欲望。这一毒素与情欲、死亡与青春的结合和对照比后来的达利等超现实主义者早了四百年，并且不托诸梦幻，而是一切出之以具体、细致的现实笔触！
巴黎地区的博物馆有几十个，有综合的，有专注一个地区或时代的，也有专门陈列一人所作的，如罗丹，如毕加索……
然而一篇美国杂志文章把巴黎称为已有博物馆死气的城市，却又武断了。说是世界艺术中心已从巴黎转到纽约，更是过早下了结论。
因为纽约虽然富足、活跃，它却没有巴黎的塞纳河和河的左岸，没有拉丁区和它的穷学生，没有蒙马特的小方场和在那里作画的流浪汉，没有那样多的街头咖啡座，没有这一切合起来形成的气氛、神韵、光采。
我也常去坐咖啡店，有时约朋友同去，有时就是一人。一人却不寂寞，因为有变幻的街景可看，还有过往的行人可看：各式各样的人，穿着整齐的老年夫妇，只穿夹克和紧身裤的男女青年，肩上挂一个像是送信人拿的开口皮包的中年学者，白人，东方人，黑人，同漂亮白人姑娘挽臂而行的黑人，大都走得从从容容，谁也不以谁为怪。
在咖啡座上，仍然有年轻学生单要一杯价格最低的黑咖啡，一坐就是一下午，在那里看书、作功课，如同几十年前他的先辈。也有情人约会，或青年妇女在那里展示她的容貌、新装、发型，一切光滑干净，精致如她慢慢送进口去的法国糕点。
在过去萨特和他的存在主义派朋友常去的“两怪咖啡店”和“芙洛咖啡店”，仍然有作家、诗人、学者、画家、演员、导演、舞星、歌星——或什么也不是的闲人——在碰头，在谈话。
谈话——多种音响、多种情调的谈话，而最为人们喜欢的则是双方互相关怀、共享喜悦的一类——亲切而不狎昵，明慧而不炫学，机智而不尖刻，<SPS=1832>永而不轻薄，谈话是一种艺术，但不能显得造作，要紧的是把心扉打开，任思想交流，任感情融合。这些也就是最好的散文的品质。隐约闪现于巴黎咖啡座后面的是连续若干世纪的法国散文传统：街头咖啡的香气薰陶了好散文，而散文艺术又使咖啡座上的谈话更为文明。
这样一个高度文明的巴黎是无可替代的。
王佐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