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真正有趣的书，因为这是一本惶惑而又忧虑的书。惶惑而又忧虑对今天到处叫喊“危机”和“严峻”的人们来说毫不新奇。但谢冕却是一个真正的乐观主义者，一个大无畏的新变革的斗士，一个辩才无碍的评论家，一个对新的生活进行过无限热情歌颂的诗人式的思想家，一个深深地热爱着雪莱、拜伦、肖邦的知识分子，他在这本书中透露的惶惑和忧虑之音才真正引人注目。对于曾经反复阅读并聆听过他的观点的我们来说，这本书则意味着某种变化和转折。他好像在一个早晨突然发现，他所大声呼唤并寄与过无尽期许的新时代在它“呈露真身”之时，却并非他所想像的那个样子。这造成了先生的困惑。
这是不是一代文化英雄的宿命？
这是悲剧还是喜剧？
这本十二万字的小书保持着先生一贯的直抒胸臆的坦诚的风格。但多少有些松散的结构却显示出某种以往的自信和坚定之外的游移与飘忽。他的视野超出了他情有独钟的“诗”，也超出了文学的范围。他讨论了在中国这块古老大地上近几十年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整个文化的变迁。从董希文的《开国大典》到革命样板戏《龙江颂》，从郭兰英到苏小明，从魏巍到残雪，他从异常广阔的“散点”中去描述“中国”和它的文化的命运，其中充满了无尽的关切与忧虑。
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的解释不尽相同。按照阿尔杜塞的说法，它是“人类依附于人类世界的关系，就是说，是人类对人类真实生存条件的真实关系和想像关系的多元统一。在意识形态中，真实的关系不可避免地被包括到想像的关系中去，这种关系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意识形态(保守、顺从、改良的或革命的)，甚至是一种希望，或一个留恋，而不是对现实的描绘”(《保卫马克思》235—236页)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是一种来自于语言和文化的人类幻觉，而非实在的真实。谢冕先生所思考的正是在过去的岁月中，在这种意义上的虚假的意识形态窒息了文化的生机。他所痛心和悲哀的，是我们曾经为一个虚幻的理想付出了何等沉重的代价，而几代人神圣的追求又怎样受到了嘲弄。
谢冕先生描述了那过去的使人悲哀的一切，包括“改了洋腔唱土调”的无奈的诗人，以“人民”的名义作出对文化的凌厉的宣判的理论家，全国观看八个“样板戏”的时刻……这一切对于普通的中国人来说不是曾经非常熟悉的吗？谢冕先生深刻地分析了许多年里意识形态与政治的深刻的“共生”关系。他指出这种共生关系几乎渗透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一切领域。从语言到伦理规范都被纳入了虚假的意识形态轨道。在“文革”中，一种意识形态被宣布为无可争议的，它为权力关系所界定、支持和维护，形成了无所不在的、绝对的神话。谢冕先生指出这种意识形态两个中心的根源：一是关于革命的神圣性和绝对性的“乌托邦”式的梦想；一是来自于我们“文化性格”的“华夏中心”的自我陶醉感。这一切都在理想、真理、历史和革命的神圣词汇下植入了我们语言的深处。我们产生了某种无以名状的幻觉，以为语言就是实在，语言的世界就是现实的世界，掌握了语言也就掌握了现实。于是，我们有了一个标语口号的海洋，一个完全符号化的海洋。且不提“红海洋”或大跃进民歌”一类的神话了，就是文革中“打倒×××”的标语，也往往将人名倒写成侧写。胡适一九二八年就曾嘲弄过的“名教”，也就是语言的崇拜一再地被强化了。意识形态的膨胀变成了负面的力量，它使得文化被“标准化”和“单调化”了，它使创造力和想像力被压抑。
如果只进行这样的批判，这本书并无多少新奇之处。因为这是谢冕先生和他的同代人从七十年代末期开始就进行的努力。他们一直在呼唤“思想解放”的伟大运动，无非是意识形态社会功能的消解，把中国人从强大的语言和价值惯性中解放出来。在文学领域里，谢冕先生最先举起了诗歌变革的大旗，早在一九八○年就为一代人从僵硬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作了强有力的辩护。我现在还能记起当时作为一个大一学生的我初读这篇文章时的兴奋和激动。正像诗人梁小斌所写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一代人失掉了过去视为神圣和不可侵犯的理想，失落了二十世纪初叶就开始追寻的光荣的激情。他们把自己紧张的精神求索表现为诗、小说和理论作品。而谢冕先生和他的同代人则在这个时刻站出来为新一代人辩护，并对“文革”中的意识形态进行了激进的批判和质疑。他们认为旧理想的失落乃是一场浩劫的必然的结果，他们同情、理解并参与了对它的破坏。同时，他们提出了一种新的关切。他们开始找回了五四的伟大传统，找回了关于人的神圣理想。个人和他的幸福再一次被肯定为人类理想的终极关切。正像谢冕先生在本书中所指出的：“‘只想做一个人’，这是多么庄严的宣告！整个中国文学在这一宣告中开始了新的生命。”(66页)应该说，谢冕先生和他的同代人是一些肩着闸门，放年轻的一代到光明宽阔中去的英雄。他们用自己的肩膀承担了责任，并指出了未来的道路。他们是一个大时代里勇敢的长者。他们把自己的文化使命化作了改变现实的力量。
一切似乎是按照他们的设想在运动。在今天，中国人已经享有了比之以往任何时代更广泛的自由。没有谁再会为头发和舞姿挨骂了，也不会有谁为出身和是否“要求进步”而担忧了。大街上的时髦服装、闪烁不定的霓虹灯、软包装的饮料、霹雳舞都构成了一种看似可以自由选择的几乎无限广大的空间。曾经殉道者和清教徒一般严酷的伦理体系松动和解体了，人们不仅仅容忍和宽容了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连这篇曾经激进的小说也看起来像是老古板的禁欲主义者写作的了。比这篇小说激进得多的行动也被理解或尝试了。信息社会的开放性也已经被我们体验到了，从法国激进思想家德利达或福柯的著作到好莱坞的商业电影都已进入了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之中。谢冕先生和他的同代人所呼唤的一切都好像已经实现了。在这本书中，先生描述了文化发展的景观。但正是在这里，先生流露了他的惶惑与忧虑，流露了他的游移和飘忽。乐观的话语仍然在出现，但先生却没提出明确的价值判断，而只是描述着一个“美丽的混乱”。他承认并认为无序化是一个历史的必然，但他却避开了正面的评论。对残雪、徐星以及后新诗潮派的作品，只提供了一个模糊的形象。这比起他为北岛和舒婷大呼猛进时的自信与坚定，确实是一个不小的转折。作者也批评了若干现象，如《济公》中唱遍全国的“鞋儿破，帽儿破”，他认为是庸俗的。他同时也指出了“若为了反抗这种病态而一味地浓抹脂粉，满身珠宝而全面‘雌化’，则委靡之音不足以兴国安邦却也是一种灾难”。(93页)。在这些段落中，我们感到辩才无碍的先生，却有些像一个沉思的长者。他在这本书中留下了许多空白，过分专注的思考似乎使这本书中常会出现中断和不连续之处。作者仍然是坦诚的，他又提出了新的问题。这本书洋溢着的困惑的中心是，在我们挣脱“文革”中的意识形态的强硬禁锢之后，是不是又忽略了“文化”的生命？我们的文化在我们激进的反意识形态的潮流之中，是不是也顺便被抛弃了呢？意识形态／文化二者处在何等状态之中呢？是对立、同一还是我们也不清楚的某种神秘状态？
作者的忧虑和困惑有着充分的理由。他发现我们在召唤“自由”的同时，也带来了他的共生体“商品”。只有商品的存在，才使自由成为一种广阔的可能。在商品化的背景之下，人们的无穷的选择和种种新奇的想像才找到了用武之地。但是，商品却带来了某些另外的结果。它一方面扩展了文化的范围，给予文化以广大的空间，另一方面却引入了“欲望”作为一种新的价值。人们在商品化的洪流之中，在追逐着感官的愉悦和新体验的发掘。在这种追逐中，作者和他的同代人所倡导的“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也面临着沉沦，它似乎与旧的意识形态一道走向了沉沦。北岛在写完《白日梦》之后，在异国漫游了很长时间；而陈建功则在《鬈毛》中发泄了他对现代都市人生不满之后沉默了。一代英雄似乎已成陈迹。而他们的后来者则让人目瞪口呆了。
这些后来者似乎对意识形态和文化都抱有某种敌意。他们激进地摧毁一切价值，他们认为从人类的语言开始，生命就受到了压抑和禁锢。他们在嘲弄、游戏和激烈的言辞后面表达着“欲望”。他们似乎代表着一个二十世纪末中国的“欲望时代”。“欲望”成了一个真正的主能指，它变成了一切文化的中心，而使得现实的文化充满着“反文化”的色彩。我们看到在通俗小说和商业电影中流行着“王朔热”，王朔笔下的闹剧式的，吃喝玩乐的新英雄正成为一代人的某种“形象”。王朔在无穷的俏皮话、黑话以及漫无边际的东拉西扯中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又一个《鹿鼎记》中韦小宝式的“狂欢”般的角色。他们用花招、骗术和机巧勾引女人，赚大钱。导演周小文则在新作《疯狂的代价》中，给了性和暴力这两个冲击力极强的问题，一个带疯狂色彩的复仇式的答案。复仇的目的已无关紧要，“复仇”变成了某种生存的过程。而田震和崔健的嘶哑的歌声则透露着现代人被压抑能量的释放。这一切很难被指为“文化低谷”，而是文化以“欲望”作为自己的中心。文化从没有这样广泛地大众化，每一个进入“卡拉OK”咖啡馆或迪士科舞厅的人都在享受“文化”，每一个购买雷蒙或华歌尔服装的人也在享受“文化”。只是这文化失掉了自己的神话色彩，它的光圈已经剥落，文化再也没有一个“意识形态”的依托了。在以往的时代，文化是以意识形态为中心运作的，它按照一些指挥棒转来转去。穿一件旗袍是“资本主义”，穿一件列宁装则是“进步”。这是文化被意识形态化的图景。而现在意识形态彻底消隐了，于是田壮壮在他的电影《摇滚青年》中大声地宣告“怎么痛快怎么来”。一切惊世骇俗或打破常规的新奇都变得平淡无奇了。
不过，“欲望”的实现却是以商品为归依的，没有钱就失掉了一切选择的可能性。这为“高级文化”的发展投下了阴影。不过，在这一领域中，一种冷漠、平淡和虚无的精神似乎成了主导性的潮流。我们看到的是余华用冷漠得近乎无所用心的笔触精细地表现着暴力的无所不在和它的过程。而小说家格非则在描绘一个充满历史宿命感的、无可奈何的世界。诗人们在“非非”“反文化”之类的旗号下作着激进的语言实验。画家徐冰把按照中国“六书”的造字原则造出的完全不知其意的新汉字，不断地做成线装书一样的东西。一切都是精心制作的，但符号的所指功能被完全抽空了，只有能指的图案在纸上滑行。徐冰嘲弄了一切文化的意义和合理性。而厦门达达的实验者则走上了街头，向艺术造了反。年轻的理论家们则把福柯、德利达和拉康看作英雄，开始解构一切“真理”。这一切和谢冕先生和他的同代人的构想相差得有多么远啊！
我们的文化好像真正进入了一个“世纪末”的时刻，人的行动背离了他的初衷。谢冕先生和他的同代人用自己的勇气、献身精神和智慧构筑了这个时代，但时代却又要逃离我们的把握。这里的处境似乎很像那个渔夫和魔鬼的寓言。渔夫打开了瓶子，放出了魔鬼，从此魔鬼从千年的沉睡中醒来，却破坏了渔夫一切美妙的想法。最有趣的是，这个魔鬼是用任何计策也收不回去的。
欲望的时代的确使人困惑而又忧郁。不过我们似乎也不必悲观。因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创造力和想像力，最在闹剧和放诞中显出生命力的时代似乎都有过人欲横流的时刻。魏晋是我们所熟悉的这样的时期。它的混乱和欲望的奔涌都是惊人的。儒家的伦理框架被欲望的洪流冲刷得处于溃解状态。人们对死亡的焦虑和某种“及时行乐”的激情，使得生命的过程就变成了某种意义和目的。《世说新语》所记下的那些人物的音容笑貌，至今仍让我们神往。明末似乎是另一个这样的时代，李卓吾、袁中郎直到柳如是，仿佛人物辈出。这时的文化和精神以反礼教、反程朱、反孔孟；推翻正统思想，抒写“性灵”为其特征。“欲望”所带来的是生命潜能解放的时刻。我们现在是不是处在第三个这样的时代呢？
在道德和意识形态被弱化和消解的时刻，我们第一次有了冲出覆盖我们的假面，尽情地“狂欢”的沉醉的时刻。我们似乎为自己失掉了理想和神圣而悲哀，看看张承志在《金牧场》中所作的感慨吧！但是，我们没有重负的心灵是不是可能在一种无拘束的欢天喜地中自由翱翔呢？我们的文化在今天似乎具有了较多的闹剧或即兴喜剧的色彩，每个人都可以加入寻欢作乐的人群，扮演他所喜爱的角色。在霹雳舞、摇滚乐或是行动艺术之后，天知道还有什么新奇的玩艺在等着我们。我们终结了理想和乌托邦，告别了黯淡而惨痛的回忆，我们进入了一个想像的时代。正像孩子们在急切地购买新奇的“变形金刚”，尽管它的昂贵足以让中国的父母咋舌，那么我们这些成年人也要寻找自己最奇异的想像。正像天才的苏联批评家巴赫金在赞美了拉伯雷之后所指出的：闹剧式的快乐“指向全世界，指向历史，指向所有的社会、指向意识形态……它使全世界陶醉在欢乐喜庆的气氛中，于嬉戏与笑声中使世界‘灵光再现’”(《小说中的话语》)
意识形态／文化——这个谜太过于难解了。不过作者在这本书中表现的困惑，似乎暗示着他挣脱“旧我”，重新开始创造的努力。这对于作者这样挚爱着浪漫的、美丽的人道理想的人，是一场裂变。但他既然为我们描述了“美丽的混乱”，那么他的新的理论不也正在混乱和对话中孕育吗？作者可能有失望和忧虑，但这是指向未来的。
一个伟大的世纪，一个产生过列宁、毛泽东、鲁迅的伟大世纪已近尾声，而我们所期待的二十一世纪正要降临。
我们将把什么交给未来的世纪呢？
二月十四日于京郊魏公村
(《文学的绿色革命》，谢冕著，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十二月第一版，2.30元)
张颐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