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读起来轻松，不费劲呢？从我这个读者来说，想读；因为知道这部小说写解放后知识分子第一次接受的思想改造，那是包括了我的上两代人也捎带上我这一代亲身经历的事，看看杨绛怎么写？杨绛果然聪明，纯用白描，如说家常，仿佛既不带抚今思昔的感伤，也没有愤世嫉俗的火气，就把人引进了当年氛围，“旧时月色”。假如作者换一副面孔和语调，稍露矫做之态，哪怕表层深层浮游着、蕴蓄着政论、史识和哲理，大有深义在焉，也会平添读者阅读时的心理障碍。不故弄玄虚，就显得尊重读者，以平等待人，并无碍于精神境界的超越。
为什么掩卷沉思，越想越不轻松呢？因为作者虽只在第三部里写了一下众知识分子“洗澡”过关，引而不发；但我们作为“此中人”和“过来人”，不能不想到书中人物未来的命运。作者的笔是冷隽的，冷是旁观者清，解剖入微，隽是耐得咀嚼，余味无穷。细细寻绎，可见作者悲天悯人之心，但统观全篇，不见作者作丝毫激动状。我想套用前人评巴尔扎克的一句话说，杨绛的同情固然在这些被改造的知识分子方面，但她也已经意识到这些人似乎不配有更好的命运。
作者用前面两部即三分之二的篇幅写这些书中主人在思想改造运动开始前的面貌，时间跨度大约两三年吧，她不写他们在建国前后那段“天翻地覆”时期在场面上的表现，着重就他们日常人际的行止举措和心理活动略加点染，就现出一个个活生生人物的真性情、真动机来。相形之下，我以为最后一部写“运动中”，好像有点草草收来，不太过瘾。把这想法商之于一个年轻人，她却不以为然，她觉得最后确已达到全书的高潮，各个人物的性格在运动中都得到了合乎逻辑的发展和表现，她说她第一次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接受改造的如实描写。回过头来想我们两类读者的这一歧异，不出在作品本身，作品确已如实地写了当时的人物情事，没有添油加醋，没有把后来才可能有的提前贴到改造者们或被改造者的人物身上。而我在读这一部分内容的时候，实际所想的早已超出书上的描写，而是这些书中人物在尔后近四十年中所会有和必有的表现了。
书中作为主要人物描写的几位知识分子，都是既没有参与推翻旧政权的活动，也没有积极维护旧政权的政治背景的所谓中间群众，他们各有自己大同小异的立身之道，尤其各有自己的弱点。这些弱点大约一半(多一半或少一半)来自自由职业者的社会地位，一半(多一半或少一半)来自传统文化的熏陶。杨绛在写到这些的时候，似乎没有因为“同根”而护短。这是她的高明之处。
在一九四九至一九五○年间，在文学界曾出现过一场能不能写小资产阶级——焦点是能不能写知识分子之争，而结论似乎是不写为妙，我们的后代也许会认为不可思议。以为知识分子写知识分子，就只能是涂脂抹粉、文过饰非，这想必是不知道除了涂脂抹粉、文过饰非，世间还有真实的文学在。以为写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就会取代工农兵而成为“舞台”的主人，这也就是在生活中把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者对立起来这种偏见在文学艺术观念上的反映。
我忽然产生一个促狭的异想：如果把杨绛这本书的前两部放在五十年代(当然，那时候此书并不存在)，或者把钱钟书的《围城》放在五十年代(此书业已问世，但幸耶不幸耶当时湮没无闻)，原本大可坐实知识分子需要改造之立论的，因为像这样严峻而中肯地揭示知识分子弱点之作，绝不是当时的某些笔墨所能望其项背的。
问题是：向着什么方向来改造知识分子？
从《洗澡》写到的这建国以后第一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也许还可以上溯前此的某些类似的运动)，到《洗澡》所没写到的“文革”这样的政治运动，都是要把知识分子精神和意识改造干净；而把知识分子从两千多年“倡优蓄之”的传统中继承下来的坏的东西保存和发展之。杨绛不无调侃地写到的几位知识分子观风测向，自发写成以“汝南文”集体笔名发表的文章，不就是上承久远的刀笔吏传统，下启“文革”中写作班子的<SPS=1375>虫式链条的一个环节吗？
四十年当代史以至一百多年的近代史中，无论是在那些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或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以致马克思主义者等先进的人们身上，都闪耀着从历代“民族的脊梁”一脉相传的精神的光辉。而同样，在被历史和人民唾弃的丑类身上，无论其侧身于什么时代什么阶层中，无不散发出传统文化中最污秽、恶浊的货色的臭气。
《洗澡》中的人物，好也没好到天神下凡，坏也没坏到十恶不赦，都算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吧。但在当时环境的搅拌下，已经呈现了明显的分化。
即使在相对宁静的社会，人们在经济上从而在政治上、道德上的分化，也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在动荡的环境里，分化加剧并且加速。回顾辛亥前后二十多年间，鲁迅就慨叹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落荒，有的颓唐，自然有的还在前进。在我们身历的各次政治运动中，一方面是被划分左中右，一方面是每个置身运动漩涡的人，根据自己的气质、才识和道德水平，在荣辱、升沉甚至生死之间作着抉择。于是在“洗澡”过关时得到不同的政治鉴定。杨绛极有分寸地写了品性不同的几个人的不同道路——脱离书本来看，应说是不同道路的开端。因为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个半真半假、半明白半胡涂、半真诚半蒙混的“第一次”，才只是“文革”中负疚、赎罪、屈辱的序幕。
就揭开序幕来说，杨绛很好地、几乎不动声色地完成了她的任务。使各样公式化概念化类型化地写知识分子的作品相形见绌。
我这些零碎而凌乱的读后感，大体都是从社会学角度出发的。当然，也还“社会学”得不彻底。否则就会责问作者为什么对于朝鲜战争这个国际背景在这部分研究外国文学的知识分子中的反应竟无一笔及之。
问一个小说家为什么不写什么，没有道理，也没有意义。《洗澡》提供给读者的，不仅是远远超过十七万字“小长篇”的生活容量，而且是远远超过书中人物活动的时限和范围的、广阔得多的思维空间。
不该不提一笔的，是许彦成和姚宓的感情纠葛那条线，写得不温不火，切合人物的性格、教养、身份，他们间来往的几封密信，则透出杨绛式的机智，若没有杨绛捉刀代笔，我怀疑当事人能不能随手写得出来。
一九八九年二月十一日
读书小札
彦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