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接触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同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有类似之处。他亲身经历了封建家庭的没落腐朽，迫使他对自己生活的社会产生不满、厌恶和憎恨的情绪。在形式上，他“听到辛亥革命爆发，推翻清朝统治的消息后，在学校率先剪去象征清朝臣民的辫子”。(《年谱》第10页，以下凡引此书只注页码)在内容上，他开始由朦胧的反封建意识自觉地形成了爱国主义的思想，爆发出“为了中华之崛起”(同上)而读书的呼喊。一九二○年一月底到七月中旬，周恩来由于领导天津学生爱国反帝运动被拘入狱，羁押期间，经过对社会思潮的反思和现实斗争的审视，他开始推崇并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思想是颤动于狱中”，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第42页)由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时常颤动，他更是留意于这方面的著作，并自觉地在实践中鉴别。
同同时代的前进知识分子比起来，周恩来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有其特长之处。旅欧时期，他大量地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同时观察、研究欧洲社会存在的各种主义。一九二二年二月，他在实际考察中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劳动问题和社会主义在欧洲各国已结成不解之缘”，“社会主义之不可侮，实已成了必然的趋势”。(第53页)应当说，正是在对马克思主义劳动实践与社会主义关系的认识上，他比其他人更早、更自觉。他已明确地意识到社会主义之所以成为不可侮的必然趋势，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对于劳动实践问题的极大重视。正因为如此，他在三月给觉悟社社员的信中表达了对实践活动的推崇：“你们现在是讲实际运动了，……而现在我们在此，可说是一事无成，真惭愧得无以自容。……‘若放我在国内，以同石逸在国外，其变动就许大些’”。(《周恩来书信选集》第41页)他认为自己活动的舞台在中国社会的实践中。
可以说，从周恩来早期活动中即可看出，他在理论的理解和行动的坚决方面，均有自己独到之处。
大革命失败以后，年轻的中共内部造成了两种对立的倾向：一种是慌乱、动摇乃至保守、投降；另一种是“左”倾冒险，无动不暴形成盲动主义。尤其是盲动主义的危险迅速蔓延到中国各地。这一时期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周恩来所要解决的主要是如何纠正“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指导思想问题，从理论上来说就是如何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问题。他又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
社会革命的发生，必须具备革命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周恩来非常注意研究这个问题。他在各地暴动风起云涌的初期，即对“暴动”作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界定。一九二七年底他在给福建临委的指示信中提出：“暴动这个名词必须用在群众斗争发展到最高点以武装形式推翻统治阶级夺取政权这一意义上。至若城市工人带有武装性的斗争，或是乡村农民非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都不得谓之暴动。”(第131页)他强调群众斗争的“最高点”和“夺取政权”两大意义，正是深刻地认识到了社会革命的主、客观关系，认识到群众斗争的主体力量在社会制度严重危机及其社会矛盾的尖锐对立时刻的重大意义。对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及其统一关系的科学认识，是周恩来这一时期思想的历史闪光点。他就此问题起草了大量的中央致各地的指示信，并在中央的会议上多次阐述自己的观点。
一九二八年一月八日，他又一次起草中共中央致福建临委信，继续批评他们“误解暴动”和“玩弄暴动”的错误：“你们现时所决定的暴动条件，既缺少主观力量的估计，又没有农民群众激烈斗争的事实，这样子便冒然说‘闽省的暴动条件已十分成熟了’，实在是个错误。”他指出，必须具备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高度统一，才能造成暴动，“即使客观条件已经成熟了，农民由激烈斗争中已发展到最高形式，而党的主观力量还一点没有或有而不能发生领导作用，党在此时还应先加紧党的工作，发生领导作用，然后才能谈到暴动。”(第133页)党的领导作为革命的主观条件，在武装斗争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党的自身建设、党的路线正确与否，是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他在十一月份起草的《告全体同志书》第四部分中向全党指出，要消除党的政治路线不正确思想的来源，必须使党的组织布尔什维克化，消除党内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意识。他认为在社会革命中必须加强无产阶级的主体力量，强化主体意识。
对暴动问题的认识，周恩来坚持主张既要看到客观条件，又要看到主观条件，两者密不可分。他曾多次在中央领导层中表明自己的观点：“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我的观点是：客观条件的充足是不成问题的，成问题的是暴动的布置及区域问题。”如何准确地估计暴动的范围，实施正确的措施等等主观努力，是发起暴动的重要一环，因此，“只靠客观条件是不够的，主观条件也要重视。”(同上)主观和客观的矛盾同其他矛盾关系一样，也是双向性的，反命题亦成立。所以周恩来转换了一个出发点又说：“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发生的观念不但是低落而且会悲观，如仅看到主观方面的损失而未看到敌人的损失和动摇是不对的。”(第136页)主观和客观的联系是一个无尽的链条，如果只看到其中的一点而忽视另一点，必然带来片面、盲目。
周恩来认为对主观和客观的任何一种超越，都是错误的，既“不应超越了主观力量(主要的还是群众的力量，不应只看见武装的力量)”(第157页)，也决不能超越客观条件，“在斗争还没有起来的时候便预定一个期限”(第136页)，盲目臆断。因此进行暴动既要切合客观实际，又要充分恰当地发挥主观努力。暴动如此，其他斗争亦然。例如，对学生示威问题他也曾指出：在“革命斗争走向高潮的条件之下，举行公开的向敌人示威的路线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我们必须首先注意到群众情绪与决心，决不可单凭主观来决定示威”，“如随随便便的单凭着主观，来决定示威的日子，以致不能有好的准备，不能有充分的发动，则结果真将成为玩弄示威”。(第171页)在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上，周恩来表现在各个方面的思想都是一致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最早从宏观战略高度总结军事问题的，应该是周恩来。在东征和北伐时期，他就从领导军队政治工作的角度，提出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做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发动并依靠广大群众进行长期斗争，等等思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的一九二八年二月，他又明确地指出：中国革命是不平衡的发展，工农割据有长时期的可能，我们应有长期的准备。(第136—137页)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周恩来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过程中逐步完善了关于持久与必胜的战争辩证法思想。
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三日和十八日，周恩来先后在中革军委会议和红军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举行的报告会上作《五次战役中我们的胜利——论持久战》的报告，提出红军为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必须注意发挥自己的特长。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在敌强我弱的两军对垒下，他意识到战争的复杂性、长期性。从困境中走出光明的前途，这是周恩来的性格。四月二日，他又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畴西等人，指出在敌人企图以持久战消耗红军的情况下，红军也面临着持久游击战争的局面。由于周恩来较早地处在党中央的领导位置上，又以领导军事工作见长，因此他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的总结，比毛泽东一九三五年和一九三六年底的总结自然要早一些。到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时，党中央仍决定周恩来是“受党内委托在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第272页)
一九三七年八月四日，抗日战争刚刚爆发，周恩来和朱德、博古等人就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全国对日抗战及红军参战问题的意见》和《关于红军主力出去抗战的意见》，认为为实现抗战的方针，必须“发挥红军运动战、游击战、持久战”的优点，(第375页)较早地在党内倡导持久抗战的思想。之后周恩来多次指出为克服抗战的严重危机，必须战斗到底。一九三八年一月八日，周恩来在《群众》周刊上发表了《怎样进行持久抗战》一文，进一步提出了争取持久抗战最后胜利所必备的各种具体措施。同年五月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与此是一致的。十月，在保卫武汉期间，周恩来又一再强调：“中国抗战是长期的，不是短期的，持久战的方针是确定的”。(第421页)在战争问题上，周恩来一贯主张要看到战争的复杂性、曲折性，充分估计到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从而做好长期性和坚韧性的准备。善于预测事物曲折发展过程及其光明前途，这是周恩来的优秀思想品格。
周恩来关于战争的辩证法思想，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在战争理论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四年的南开教育，使周恩来初步懂得“民主”和“共和国”的概念。这一时期，他意识到：“人民国家之主人也”，“共和国之统治权在国民全体”。但这在当时，仍属青年人的一种向往。不过这种向往很快便与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联系起来。他看到“世界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恐怕要拿俄罗斯作头一个试验场了”。(第26页)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把民主共和国的设想 变成现实，在江西瑞金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周恩来当选为这一共和国的领导人之一，并为它起草了《宪法大纲》。《宪法大纲》中规定了这一政权所建立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提出，在这个国家中，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一切劳苦民众及其家属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在中国共产党争取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的道路上对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最早尝试。可以说，这一时期周恩来关于民主与共和国的思想已逐渐成熟起来。周恩来在起草《宪法大纲》时曾预言，要把中华苏维埃政权的民主推广到全中国。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正式向国民党宣布：“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第318页)统一的民主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也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要求。但是，在敌对势力凶恶，旧制度黑暗时期，周恩来清醒地意识到：“为民主奋斗，将是长期的运动”。(第714页)因此他为争取广泛的统一战线从而最终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的目标日夜奔波操劳，付出了极大的、不懈的努力。
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与反民主者熬下去”(同上)的长期斗争中我们党所领导的人民民主力量广泛加强，反民主力量日益削弱，这时党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真正的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一设想。周恩来关于民主共和国的思想也就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一九四八年，周恩来把自己关于民主的思考较系统地反映在《民主与科学》这一提纲手稿中。这一提纲虽然只是粗线条的，但却闪烁着周恩来民主思想的光辉。他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努力实现的民主，是有别于旧制度的“新民主”，也就是“人民民主”，这种民主体现在以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享有的最广泛的民主。与此相联系，在人民民主政治下的科学，是“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新科学”，是“为人民服务的科学”。(第804页)也就是说，在人民共和国中，是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建立民主、发展科学。
周恩来在提纲中还指出，人民民主体现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等各个方面。政治上，正像他在后来新政协开幕前指明的：我们将要建立的政权“是民主集中制的”、“新民主主义的”，它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制度是对立的”，也“不完全同于苏维埃制度”，这一政权形式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第841页)经济上，抗战胜利刚刚两个月他在重庆向工商界人士作《当前经济大势》的讲演时就指出：“一部分人以为经济上应该统制管制不需要民主，在我们看来不合乎今日中国的国情”。一九四八年六月他在起草《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提纲时，进一步认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为大多数人服务的，以计划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在这种经济结构中“如果少数人或个人利益与大多数发生根本冲突时，则抛弃少数而顾大多数。”(《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05页)军事上，他在一九四八年三月八日为中央起草的给各野战军和各军区政治部的指示中提出：在部队中试行士兵委员会组织，将“民主精神的新运动转为部队中集中领导下的经常的民主生活”。(第265页)文化上，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竭力引导文化界为争取学术、言论、出版自由作斗争。在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过程中，他始终坚持在文化领域内提倡“为人民服务”，首先为“人民的主体”工农兵服务的思想，(第833页)倡导“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文化”(第826页)。主张对文化界的专家学者和艺术家要“尊重他们，听取他们的意见。总的一句话，要团结、要安定。”(同上)
周恩来关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这一系列光辉思想，在他次年主持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得到了更完善的体现和发展。周恩来及其同时代杰出人物都是在“民主”、“自由”、“科学”的口号激励下探索解救国家和民族的真理的，他们最终选择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这也是历史的必然。
当我合上洋洋六十余万字的《周恩来年谱》时，一个突出的感受是：这不仅是一本周恩来生平事迹的编年史著作，而且也是周恩来思想的发展史书。这种感受是读其他政治人物的年谱不曾有过的。原因就在于周恩来本人不仅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当我们从周恩来的行为的表象认真地往深层思索时，就不难发现，它的背后蕴藏着的是丰富而深邃的思想。这就是周恩来的形象和周恩来的精神长存人们心中的理论上的根源。
(《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力平、方铭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第一版，〔平〕12元。〔精〕19元)
杨明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