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联”是中国现代革命文艺运动的堡垒。对它的研究，历来是文学史家所关注的题目。《三十年代在上海的“左联”作家》选择了一个新的角度——从它一个个具有代表性的成员着手，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作家》介绍的六十七位“左联”成员，有左翼文坛的盟主和主将鲁迅，有党的文艺运动领导者和组织者瞿秋白、潘汉年，有历届“左联”负责人冯乃超、冯雪峰、茅盾、胡风、周扬，也有杨<SPS=1713>人等“转向”者。这里，有著名的“左联”五烈士，也有过去介绍得较少的刘一梦、戴平万、冯宪章、天虚等。是他们，创造了“左联”历史。他们的活动轨迹，交织成一幅中国现代革命文学的历史画卷。当年鲁迅对斯诺说过：“当前我们最好的作家几乎毫无例外都是左翼的，因为只有他们所写的内容才具有充分的生命力，足以引起知识界认真的注视。”《作家》各篇都以大量篇幅介绍传主的代表作品。从小说、诗歌、杂文、戏剧，到理论、文艺批评、翻译和文学史研究，门类齐全，再现了当年文坛风貌，也又一次证实了鲁迅论断的正确。对于“左联”历史上的几件“公案”，如开除郁达夫、胡风被诬、“国防文学”论争、鲁迅与徐懋庸绝交等，《作家》都不回避，对当事人的评价也比较注意全面。
　　三十年代特定的时代需求，把一群不同出身、不同经历、来自天南地北的文艺家汇集在一起。夏衍，根据党的安排去开辟戏剧、电影工作，从政治走向文艺，成了这方面的专家。潘汉年，则从艺术走向政治，成为党秘密工作的杰出领导人。吴莫如，黄埔军官学校的入伍生，是大革命的烽火，把他锤炼成一个革命作家；继而斗争又把他推到党中央军委特科的战斗岗位，始终奔波于文武两个战场。阿英，又自理论批评转向对近现代文学史史料的搜集研究，成为著名的散文家、藏书家、版本学家和史料学家。这一切，都与他们自身的特点与个性相关。文学研究的任务，某种意义上说就在于充分展露作家的个性，从而指示出某些规律，以推动新时代的文学发展。《作家》在这一点上具有一定的启迪性。
　　《作家》对“转向”者的评述颇具特色。左翼文艺队伍中有“转向”者，或叛变或落荒隐退，他们历来只是被鞭挞的对象，而缺乏全面公正的研究。他们的著作湮没，史实失实，有的甚至连生卒年也长期搞错。《作家》对杨<SPS=1713>人、杜衡、谢冰莹这些人，作出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杨<SPS=1713>人》的作者，走湖北，下广东，入四川，几乎访遍了杨<SPS=1713>人的亲属和故友，查阅了历史档案，从而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搞清了这个被鲁迅斥之为“革命场中的一位小贩”的思想递变轨迹，澄清了若干以猜想代替史实的传讹。其治学精神值得发扬。杨<SPS=1713>人在创办太阳社，提倡革命文学，以及后来抗战中从事翻译，都或多或少有其可取之处。
　　人，作为社会的细胞，历史的主体，是文学创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文学研究当然也应该如此。《作家》可说为此作出了可喜的努力。
　　　
　　(《三十年代在上海的“左联”作家》(上下卷)，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四月第一版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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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和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