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是我国近代最大的学者之一，作者在书中总结了他在史学、文学、美学、哲学等方面的成就，在诸多方面，他都有承前启后、开一代风气的巨大作用。他的许多研究成果，至今仍是治史学、文学、美学者所不能忽略不计的；然而，他的学术工作，到五十岁就彻底终止。在动乱的几十年间，能“随意”驰骋于哲学、美学、文学、史学之间，而所到之处，无不立下自己的丰碑，则非有惊人的聪明才智和刻苦的钻研精神，是不可想像的。
然而，学者当亦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学者”亦是“学人”，而“人”则是具体的、复杂的、有矛盾的。万物都有各自的“性”，但“人”似乎是一个“例外”，没有抽象的“性”，只有具体的“性”，所以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各种关系随时代而变，个人则由各人在这种关系中的地位而定。这样，王国维不是一个抽象的“学者”，不是“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这类概念所能穷尽他的；而相反，他作为“学者”的“学问”，时常还是受他作为“学人”的具体情况左右的。他的“思”、“史”、“诗”是他的“存在方式”，而不光是一种“学问”。这种情形，在王国维身上是很突出的。
王国维生当中国近代史上大变动时期，现实社会中的种种“问题”，迫使有思想、愿思想的人去“思考”，迫使有感情、敏感的人感到矛盾和不安。王国维的学者生涯以“哲学”而始，当非偶然。
元晖同志的书告诉我们，“王国维在三十岁以前是一个哲学家，三十岁以后的二十年是一个文学家和历史家。”(第255页)王国维初读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时，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读不懂，转而读叔本华的书，于《世界是意志和表象》的批判康德部分，领会了康德的思想，这样再读康德，觉得读懂了，而且认为再不懂的地方，正是康德自己不通的地方。
应该说，二十多岁的青年人一下子读不懂康德，是绝无奇怪的。记得我在学校于郑听老师指导下做康德的论文，那本《纯粹理性批判》也如同“天书”一样，还是靠了桑木严义那本粗浅的论康德的书，才使论文得以“蒙混过关”。参考叔本华读康德当然也是一条路子，因为叔本华的书写得比康德清楚明白，德文也好；但王国维一下子就被叔本华吸引住，则不能不说有他自己的选择了。
我们知道，康德和叔本华不但在学说内容上，而且在治学方法和学术精神上是完全不同的。在学术内容上，康德与叔本华哲学在根本上的不同和对立，是大家常研究的题目，如康德的理性主义，叔本华的非理性主义等等，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在学术精神上的不同，即康德似侧重于以学术的态度来看待生活，而叔本华则侧重于以生活的态度来对待学术，康德为一“学者”，而叔本华则为一“学人”。“学者”亦为“学人”，已如前说，不过康德把他对生活、社会(当时主要是法国大革命前后欧洲之局势)的看法、感受，大都化入他的哲学性思考、著述中，成为他的学术工作的内容和内核；而叔本华——以及尼采则将哲学性的学术工作，当成他自己生活的一个部分，以全身心的情感和热情来“拥抱”自己的哲学，大有与自己的“哲学”“共存亡”之势。这样，叔本华、尼采老把生活的痛苦带入学术，终于在挣扎中以毁灭自己的生命为了结；康德则不然，他尽管在哲学性思想方面相当激进，但在自己的生活上却很平静，很平常。他甚至在受到外部压力时，能巧妙地以“作为学者不放弃自己观点；作为臣民则理应服从”来应付那“缄默令”。康德把生活当作一个学术研究的对象，以理智、冷静的态度去观察、分析、研究它；叔本华、尼采把学术工作当作自己的生活，把学术上的矛盾，当作实际生活中的痛苦，终于不能自拔。康德的著作，使人头脑清晰，生活净化；叔本华、尼采的著作，则夺人魂魄，移人性情。
叔本华、尼采以诗人的气质来治哲学，以诗入思，对所思之“问题”，怀有无限感情，可为之生，亦可为之死；康德则以哲人气质来谈美学、艺术和诗，所以他在《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之后，尚要有一个《判断力批判》，以理性之批判态度，对待“美”、“艺术”和“目的”(意义)。在康德，“天才”只限于“艺术”，而常人亦可领略“美”之“意义”；“天才”是人间“宠物”，可遇而不可求，这是康德客观冷静的态度；叔本华、尼采之“天才”、“超人”之说，固出自康德，但在旨趣上则很不相同。
王国维三十以后，绝口不谈哲学，其原因不是外在的，而纯属内在思想上的。他在《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二》中说，他放弃哲学的理由为哲学的学说大都可爱的不可信，可信的不可爱，以此来说明他情感与理智的矛盾，是很深切的。他把“形而上学”、“伦理学”、“美学”看作一个“可爱”的领域，则以情感的态度来对待它(们)，是很明显的了；但他的理智又告诉他，这些“可爱的”“思想”，往往“不可信”，而那些实证的哲学，如斯宾塞，却又缺乏形而上那触及宇宙、人生最深层处之感人力量，“可信”而“不可爱”。
启发王国维体会到这个矛盾的，恐怕仍是康德。康德是指出、揭示“形而上学”作为知识体系“不可信”最有力的哲学家。他把形而上学传统上一直确信的“本体”、“神”、“意志自由”、“无限”、“绝对”等等，都以非常确实的方式指证为都只是一些“观念”，而不是实实在在的科学知识。然而，康德并没有说那些“观念”绝不可信，恰恰相反，他认为那些“观念”只是在“知识”上不可信，而作为整个人类的生活来说，不但可以相信，而且应该相信。我们知道，康德曾经提出过三个问题：我们(人类)可以“知道”些什么，应该“做”些什么，能“希望”些什么。这最后一个问题，即是“相信”人类理性的至高无上的“至善”，使一切知识和行为最后有一个意义和规范。所以康德哲学恰恰在限制知识，而为“信仰(信念)”留上地盘。康德这个“信仰”，并不是情感需要“寄托”、“慰藉”，而是一个理性的“悬设”，既是可爱的，也是可信的，是一种理性的爱。
王国维缺乏这种素质，他的“爱”，停留在理性的彼岸，失去理性的根基，而他的“信”，则只限于具体的、实证的知识，殊不知这种知识自古希腊以来，就常被指出是变幻的，不可靠的。“信”尚不及，何谈“爱”哉。
王国维终身都处于“信”与“不信”、“爱”与“不爱”的矛盾之中。不但社会动荡，世事艰难，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上、精神上没有一个“安身立命”之所。他那才智过人、情感丰富的精神世界，竟是一个比现实生活更为激烈、更为不安、更为痛苦的领域，最后终于不堪忍受而崩溃。他在放弃那个“可爱而不可信”的“哲学”之后，按他的“自序”说，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得直接之“慰藉”。他作诗词，并想写剧本，虽然他对所作之词，自视甚高，但戏剧创作却未曾尝试，于是他的工作转向了历史的研究，其中包括对文学的历史性研究。在历史的领域里，他的成果最多，多从考古、考据入手，“信”则“信”矣，不知可曾找到“慰藉”，更不知可爱不可爱。
我想，自从王国维研究重点转向历史考古、考据的研究之后，他的精神领域中的分裂和矛盾就进一步加深、加剧起来。在他作为学者工作时，是一个严肃的、冷静的、勤奋而又充满才智的科学家，但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来说，他的精神世界充满了痛苦，“爱”那些明知“谬误”、不可靠的“哲学”，“爱”那些教人悲观、教人发疯的学说，“爱”那些封建愚昧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已明明是不可信，不可靠，因而他所爱的是一些没有“希望”，没有“前途”的东西。明知没有“希望”而偏又“爱”之，其痛苦可想而知。
王国维三十之后讳言哲学，要和叔本华、尼采分手，原本未尝不是好事，但他并没有在文学、历史的研究中体会出一种新哲学去代替它们，他似乎没有“爱”上任何一种新哲学，因而可以说他老处在“旧情难忘”的地步。不错，在他的史学研究中，看不出有多少叔本华、尼采的影响，但在他的生活中，在他的内心，这种哲学却会像幽灵那样纠缠着他。所以“可信的不可爱”、“可爱的不可信”固然是他三十岁时的自述，但这个矛盾是他一生困境的最清楚的概括。试想，一个聪明绝顶、感情充沛的人，精神上总处于“无希望”的悲观境地，能够维持多久，可以想见。
王国维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自沉于昆明湖，时年五十周岁。对于王国维此举的解释和评价，一直有许多说法，研究起来，亦颇费篇幅。元晖同志书中不为贤者讳，批评了王国维的封建忠君思想，也对如此成绩卓著的学者的早逝表示惋惜，我想这种态度是实事求是的，也是公允的。
如前所说，学者也是一个生活中的人，而作为一个具体的活人来说，有些事，有些念头，不是很容易弄清楚的，我们只能言其大者。王国维自沉的具体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要立案审查起来，一定是比较复杂的，但我们可以肯定他是“有自杀动机”的。诸家所云，如王、罗交恶、罗氏逼债、年前丧子……可能都有些关系，促使他感到“无希望”到了极点。但从当时情形看，清廷彻底崩溃，北伐军即将入京，恐系主要导因，尤其是当时北京对北伐军的某些传闻，有人把王国维列入将被惩处的名单之内等，对这样一个内心已很矛盾痛苦而又敏感多虑的“学人”来说，犹如大祸临头，为免“再辱”，则一死了之。“清廷”真的成了一个极端的“可爱而不可信”的东西；尽管王国维和那个“东西”并没有什么实际上割不断的关系，只是精神上难舍难分。同时，还因为他未曾把那可信的东西当作可爱的东西，于是那个“可爱的”东西眼看彻底覆灭时，在生活中则“一无所爱”。失去了信念，失去了希望，因而失去了未来。没有未来的生活，即是生活的终结，则是死亡。
按实际情况来看，王国维固然是忠于清室王朝，但并未参与多少政治活动，而且事实上，辛亥革命后，他也还继续从事学术工作，设想北伐军入京，如果政策掌握得好，尽可以批评他的保皇封建思想，但学术工作还是可以做的。王国维走此绝路，可能是对北伐军的政策没有把握，但却反映出他对自己所正在做的学术工作，放弃得过于轻率。就做人来说，生死莫大焉，但就学术工作本身来说，则只能求生，不能求死。
学者的天职在做学术工作，但一息尚存，就要工作下去。要有这种境界，最好要在学术工作本身寻到一种理智上的“慰藉”和“寄托”。“学人”不可能使自己所爱的都变成可信的，但却可以使可信的变为可爱的。爱科学，爱艺术，一句话“爱智慧”。在古代希腊，“爱智慧”原是“哲学”的本义，“哲学”在追求“真理”、“真知”中获得一种乐趣和慰藉，在“思”中体会出“诗”和“史”的意义，有所“寄托”，求精神之平衡和健康。从这个角度来看，王国维三十以后与哲学绝交，固使他集中精力治史而成绩斐然，但放弃哲学的探索，未尝不是一大损失。
从王国维早年的哲学论文来看，我觉得他那种对研究哲学缺乏自信的态度，是他的性格多虑和脆弱的表现，而并没有多少客观的根据。他的哲学论文，出自二十多岁青年人之手，可说是难能可贵的。他对叔本华哲学以及通过它对康德哲学的理解是相当准确的，结合到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性”、“理”等观念的阐述和发挥，我想也还是有所见、有所得的。当然，王国维的要求很高，在哲学上要成大气候，我们固不敢逆料，但对进一步深入研究已有扎实的基础，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可惜他放弃了。他放弃了哲学，也就放弃了精神上的信念，因为叔本华、尼采的学说只会使人破灭信念和希望，而他那考据式的治史方法，又不能使那已受哲学熏陶的思想平静下来。设想王国维如不放弃哲学之思考，尽可不必以哲学为专业，而仍集中从事史学之研究，或可于此悟得理智之作用，从而真正摆脱叔本华、尼采无理性、无信仰学说之束缚，于理智性学术研究工作中求一安身立命之处。尽管这种学术性工作，未必能完全改变他在政治上的封建思想，但却可以使他更加珍爱自己的学术工作，不至寻此短见。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是“好”、“坏”、“忠”、“奸”等概念所能涵盖得了的。“好”、“坏”、“忠”、“奸”也反映了某种社会关系，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学者”也是这个关系中的一个环节，对全社会来说，固不是最主要的环节，但对有组织、有分工的文明社会来说，也是不可少的。随着社会的进步，社会上有知识的人(学人)越来越多，但专门从事学术工作的人(学者)总是少数。百工各有自己的使命，学者亦自有天职。学者有自己的工作，以自己的学术成果为社会服务，为子孙后代服务。学者固在生活之中，所以也是学人，但学者以学术眼光看生活，则知、情、意无不各得其所，古今之世变，无不在历史之规律中。王国维作为“学者”，仍不脱“学人”之气质，而作为“学人”，他在社会关系中则是属于封建忠君那一方面的，尽管这个关系，是思想上多于实际上的。令人痛心的事实是：那些王公贵胄、政客要人，或可摇身多变，左右逢源，独有学人王国维反而不愿变，自愿成殉葬品、牺牲品。固然历史自有公断，当今论者大都肯定“王国维不是职业政治家，也不是社会活动家，而是一位学者”(聂振斌：《王国维美学思想述评》，辽宁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但抚今思昔，审慎度势，总令人感慨万分。
叶嘉莹教授说：“像静安先生这样一位天资优异的学者，如果能生当安定太平之世，使他可以尽毕生之力专心致志于学术之研究，则无论于文学哲学的开新之研究，或历史文化的考古之研究，他都必然会给我们留下更为辉煌伟大的成就乃是可以断言的。”(《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广东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对一代学术巨子的惋惜，元晖同志的书也有同样的感情。我在这里想要为叶嘉莹教授补充的是：世事的纷繁复杂，社会的治乱，是学者很难左右的，因为学者只是社会组成中的一小部分，其对社会的影响，也许可以是比较长远的，但常常不能当下有力的，这样，学者为最大限度地完成自己的使命，就需要学会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以学术为重，坚守自己的岗位，努力从事自己的工作。这样说，并不是要学者脱离实际，闭门造车，而是要在自己的学术工作中，运用先进的立场、观点、方法，提出先进的学说，以服务社会的进步。从康德到黑格尔这些德国古典哲学大师，其中费希特的社会活动多一些，但没有一个职业的社会活动家，而马克思却说他们的哲学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
然而，在王国维身上，“学人”与“学者”是分裂的，他生活在一个极端的矛盾状态中。王国维的自沉，不仅在实际上终止了他的学术工作，而且也是在思想上放弃了他的学者的使命。
我想，元晖同志书中批评王国维的自沉，惋惜他终止了尚有远大前途的学术工作，其意义也在于此。陈元晖本人是学者型的老同志。记得六十年代在农村，他身边常带一个很大的笔记本，说他每天都读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做笔记，给我的印象极深。回城后，元晖同志研究康德哲学，出版了专门研究著作。如今年事已高，但仍著书立说，不减当年。《论王国维》就是他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元晖同志以学者的精神来看王国维，必定会在充分肯定他的学术成就的同时，对其自沉所反映出来的弱点表示批评和惋惜。
“学者”以“学”为自身的存在方式，只有在不能为“学”，无法为“学”的情况下，才是学者的生死存亡的关头。在这个意义下，我们当可以说，在任何情况下，学者须紧握手中之笔，犹如战士须紧握手中之枪。
一九九○年七月十八日于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论王国维》，陈元晖著，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年十一月第一版，4.00元)
叶秀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