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中国人民正在创造、我们正在开拓的一个新的历史学科。早在一九五八年就出版过集体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它的开创的功绩不可埋没，但它毕竟只是对新中国头几年历史的初步叙述。
在一九八九年，与这部书同时出版的还有四十余万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和五十余万字的《新中国编年史》。这两部书也各有自己的价值。《简史》的特点是叙事简要而且比较全面，是一部好的国史入门书，它的缺点是对四个历史时期的划分不够清楚。《编年史》是《资治通鉴》式的历史著作，它分为四个历史时期，按年叙述分析了八百多件大事，每件事都有一个简明扼要的标题，列入卷首的目录，非常便于检索。这部书使用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材料，所以它不仅是一部好的国史入门书，而且是一部可备随时查考的有用的工具书。
然而，作为分期撰写的、内容丰富翔实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则是《一九四九——一九八九年的中国》这部书。当然，由于这部书是分期撰写的，而且是由不同的作者撰写的，第一卷是由国防大学的林蕴晖、中共党校的范守信、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张弓，第二卷是由国防大学的丛进，第三卷是由国防大学的王年一，第四卷是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王洪模、黄见秋，孙大力、魏新生、张占斌五位撰写，因而文字风格和叙述方法不尽一致，新中国四十年的历史也没有贯通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叙述。在这个意义上说，这部书和严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通史还有一定的差距。
这部书是以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十二大、十三大等党的文件，以及邓小平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论述为依据的。同时作者们又根据自己的多年来的科学研究成果，提出了许多新材料、新观点，而不局限于对党中央文件和领导人言论的复述。这部书探讨了新中国四十年历史过程的各个重大事件的内在联系。因此，凡是有志于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人，尤其是立志于改革，决心为建设一个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而献身的中国人，都会从这部国史套书中获得裨益和启迪，从而懂得新中国的历史发展规律，懂得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规律。
这部书大力讴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凯歌行进的时期”和“改革开放的历程”这两个历史时期的辉煌成就和取得这些成就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研究国史的任务，首先是要研究这些成功经验，以便继承和发扬这些成功经验，使这些成功经验得到推广。
这部书也不回避，而是同样大力地研究了我们在“曲折发展的岁月”和“大动乱的年代”这两个历史时期中所犯的错误和所遭到的失败，以及我们所以犯错误和遭到失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研究这些失败经验，同研究成功的经验是一样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更加重要。因为正如恩格斯所说，伟大的民族正如伟大的阶级那样，从无论什么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也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在使成功的经验得到推广的同时，还要从错误的经验中吸取教训，使错误变为正确的先导，使失败变为成功之母。
新中国四十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四十年来我们所以取得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成就，正如我们在建国以前二十八年中之所以取得全国革命胜利一样，在根本上是由于我们如毛泽东所说，坚持了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坚持了实事求是、把理论同实际相结合的作风，坚持了密切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的作风，坚持了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又随时准备修正错误的自我批评作风。
同样，我们所以在“曲折发展的岁月”和“大动乱的年代”两个时期犯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左”倾错误，使党、国家和人民两次遭到惨痛的损失，正如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经在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三四年两次遭到惨痛的失败一样，在根本上是由于我们忘记了谦虚谨慎的态度，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是由于我们违反了和丢掉了保证我们取得胜利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自我批评的党的这三大优良传统作风，也就是违反了和丢掉了毛泽东思想的这三个根本原则。可见，毛泽东思想这三个根本原则是决不能丢的，是永远也不能丢的。
进一步的研究告诉我们，“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严重“左”倾错误的主要的具体教训，可以从思想、作风和体制三个方面去探求。邓小平在一九八○年八月十八日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邓小平这里所讲的，就是对于过去所犯错误，要从某些领导人的不好的思想、不好的作风和不好的体制(即具体的制度)三个方面去吸取教训。
我个人体会，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等“左”倾错误，首先是毛泽东以及中央和地方的一些领导人把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作为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的遗留和仅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加以扩大化和绝对化，在生产建设上急于求成、在生产关系的变革上急于向全民所有制乃至向共产主义过渡等“左”倾错误思想直接造成的；这些“左”倾错误思想所以能够付诸实施，又是封建主义性质的家长制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所造成的；而个人崇拜、个人专断的家长制现象所以能畅行无阻，又是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封建专制主义影响下，从共产国际和苏联学来的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不好的斯大林模式、斯大林体制所造成的。
上面所说的“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用不着多说。现在说说作风方面和体制方面的问题。关于不好的作风，邓小平说：“从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他又说：“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就是说，有家长制这些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他不容易听进不同的意见。……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集体领导被破坏了。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会爆发‘文化大革命’。”
关于不好的体制，邓小平说：“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多少带有封建主义色彩。”“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必须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封建主义影响的任务。”“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说来，是一种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是为了从封建主义遗毒中摆脱出来，解放思想，提高觉悟”。“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
正是从深刻总结过去所犯错误的主要教训出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避免重犯过去的错误，为了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中央、邓小平提出要对上述错误的思想作风进行拨乱反正，要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的存在着权力过分集中等弊端的体制进行全面改革。邓小平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主要是做了两件事，一个是拨乱反正，一个是全面改革。这个论断是具有深刻含意的。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一年多的时间内，可以说党的指导思想方面拨乱反正的任务，到一九八一年六月十一届六中全会，尤其是到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二大和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三大为止，已经基本上完成。但是，要全部完成拨乱反正，就要全部完成全面改革和全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这十一年多来，在全面改革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从而有力地保证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和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的任务的提前完成。中共十三大概括了构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的几个基本观点，提出了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更使全面改革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现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之后，又实现了和正在实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但是，全面改革的任务还远未完成。对僵化的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旧模式进行全面改革的中心任务，就是要逐步改革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与计划商品经济和社会化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的不民主和不科学的社会主义的旧体制旧机制，逐步建立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与计划商品经济和社会化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民主和科学的社会主义的新体制新机制。这四个社会生活领域旧体制旧机制的改革和新体制新机制的建立，都是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决不是轻而易举的，决不会没有困难和阻碍。
改革的总方向就是发扬民主。邓小平在一九八○年十二月所作《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中就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我们一直在努力发扬民主。现在这方面的工作还做得很不够，还要继续努力做。……我们各种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改革，要坚定地有步骤地继续进行。这些改革的总方向，都是为了发扬和保证党内民主，发扬和保证人民民主。”
民主不仅是政治领域的问题，它是覆盖着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社会生活领域的。民主就是我们一向所说的坚持群众观点和走群众路线。民主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我们的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因而发展民主就是我们现在和今后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关键任务。
邓小平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他又说：“群众是我们的力量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邓小平在中共十三大开过后的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在和日本友人谈话时还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需要五十年到六十年的时间，道路是漫长的，我们要坚持建党以后最好时期(按：指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二十多年)的传统，艰苦创业，兢兢业业。一定要看到在这漫长的道路上还要遇到困难，难免犯错误。关键在总结经验，使党的生活民主化、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更广泛地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这样，可以避免犯大的错误，有了小的错误也能及时总结纠正。”
我认为，邓小平的这些精辟论断，就是我们阅读从《一九四九——一九八九年的中国》这部书应得出的主要结论。
(《凯歌行进的时期》，林蕴辉、范守信、张弓著，8.40元；《曲折发展的岁月》，丛进著，8.30元；《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8.50 元；《改革开放的历程》，王洪模等著，7.40元。以上各书均由河南人民出版社于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出版)
廖盖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