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书中几乎所有被采访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参予者或亲历者——从元帅到列兵，从一般员工到街道居民，从工农商学到老少妇孺，在他们回首往事时，几乎都情不自禁地裹携了令人颤栗的哀凉和呼天抢地的忏悔。从这哀凉和忏悔中我意识到：即使是像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已经被历史拴了死扣儿的战争(特克尔原书名为《“The GoodWar”——An Oral History of wolld war Two》)，人们的普遍心情(自然也包括特克尔先生本人的情感取向)与已进入博物馆而成为史迹的“往事”，仍然尖锐而醒目地矛盾着。心灵情感的车与史迹史实的车并未严丝合缝地跑在同一条轨道上。在这里，仅仅用“厌战情绪”之类的老套，是很难概括和解释这种矛盾的，至少在这里，我们可以略作解释的是——人心与人情不仅不可能承受法西斯粗暴专横的蹂躏，而且也不可能容忍哪怕细如毫发的差池。人心与人情就像新生婴儿纯净蔚蓝的眼波，半粒纤尘也难容身。在战争带来的灾难中，最令人悲哀的不仅在于它的滥杀无辜，涂炭生灵，而且在于它迟早都将泯灭人性中碧草一般芬芳的善良而将人们心灵的园圃扭曲成一座蛛网密布冰凉阴冷的牢狱。这是比已经发生的可怕更为可怕的事情！
一九四四年六月，斯莱吉尔应征加入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的一个部队，那一年他十九岁。他回忆这场亲历战争的突出特点是他叙述中感受更多、感触更深的不是参加战 争一事本身的历程，而是一个年轻人心灵和情感的历程。参战伊始，他的性情温顺得像一只绵羊，他厌恶暴力，厌倦恐怖和一切可怕的东西。战事中，他有许多的不习惯：战友对着日俘眉心那清脆的一枪使他心惊肉跳；同伴们用尖刀顶住尸首的牙床，然后用铁器锤打刀柄，猎取一颗又一颗金牙的举动也使他毛骨悚然。但是，他也逐渐在变化着。用他自己的话说，“没过多久，我也就克服了这种感情。我的许多战友被打死了，加上疲劳、压力、没多久，那一层文明的外壳就磨得相当薄了。”他也开始学着向同伴们领教作“摘除手术(在尸首身上猎取金牙类的战利品)的诀窍了。下面这段他的自述，其彼时彼刻他们那种因麻木而残忍或因残忍面麻木的心态是相当令人震惊的：
“我看见过一个蹲着的日本机枪手，被我们的勃朗宁自动步枪手打死了，连天灵盖也给揭了。那天下了整整一夜的雨。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竟然没有倒下去，两只胳膊耷拉在两边，眼睛瞪得老大。下了一夜的雨，他的脑壳里积满了雨水。当时，我正垫着钢盔在四下望着，等着来人换班。我看见我的一个伙伴从三英尺开外往那脑壳里扔珊瑚石碎块，扔进一块，就溅起一片水花，这使我想起小男孩往水坑里扔石子的情形。这简直让人没法相信。他这样做，并没有丝毫恶意，他是个很文静的小伙子，现在成了二十世纪的野蛮人。”
这个细节的确令人警醒。它似乎在暗示我们：就战争对于人类善良心灵的涂炭和摧残而言，它是永远没有也不可能有绝对意义上的胜利者的。凯旋者和他用乌黑枪筒抵押的被俘者一样心灵有伤。何况凯旋时暴风雨般的欢呼毕竟太为短暂。时间愈是长久，人们(尤其是那些亲历者)心灵中潜伏的病灶愈有可能隐隐作痛，甚至使人终生难得安宁——因为在他们的心灵中有不见血的枪伤，有浓缩成晶莹颗粒后的眼泪！
二次大战中曾在B－29轰炸机上做炮手、后来成为美国著名诗人约翰·西阿蒂，在他一首名为《挽歌·万一》的诗中写道：“这里埋葬着西阿蒂珍贵的尸骨／乱精糟一团成熟的有机物／风吹走了这团杂物，他的染色体／滋生出新的地址……”
这诗确乎意味深长。像大灾之年偶然存留下来的种子一样活着的灵魂，在那片广阔无边干涸丑陋的焦土中，是无法继续生存下去的，它必然要去寻找一个新的地址——在温暖中，在充足的水和充足的阳光中，获取永生的安宁。
(《劫后人语——第二次世界大战亲历者谈话实录》，［美］斯特兹·特克尔编撰，徐复等译，朔望校，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一九八八年十月第一版，2.30元)
品书录
黄集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