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乡村相比，都市从来是肮脏和拥挤的。最初，无论在乡村还是城市中，屋顶都是茅草的。但都市的住宅鳞次栉比，一家着火往往殃及四邻，这样在中世纪的欧洲城市中才定出法律必须以屋瓦代替稻草。“排泄”例来是城市中的老大难。古罗马和十七世纪的爱丁堡都盛行楼房住宅。走在那里的街面上，常会听到“下来罗”的喊声，该地人知情会急忙躲闪，原来是楼上的人在倒尿罐。排泄和垃圾使古代的城市臭气熏天，直到一五九六年约翰·哈林顿爵士发明了抽水马桶，才从根本上解决了城市的臭气。但是当城市的抽水马桶解决了传统的肮脏后，一种更可怕的现代的肮脏——工业的污染又在城市中蔓延，造就了一个个煤城、雾都、喧嚣和窒息的闹市。
除此，居住和交通也是特有的城市病。百万人聚集一地，使那里寸土寸金，因此普通都市人的住宅永远不及乡村人和中小城市居民那般宽敞。上下班往返花费一二个小时的时间在都市人看来稀松平常，而这时间可以环绕中等城市一周。
都市人呼吸着不洁的空气，龟缩在狭小的斗室中，疲于奔命在早晚的公共汽车上——这些都不奇怪，没有一种好事、一种便宜是无代价的。奇怪的是，他们是否清醒地意识到，他们遭了罪、付出了代价，为的追求什么？
让我们换一个角度，不是从个体的选择，而是从宏观的角度去回答这些问题：人类的哪些需求导致了城市的产生？城市对人类文明的最伟大的贡献是什么？
今人多以为城市是工商业发展的产物。其实这只能回答欧洲中世纪晚期某些城市的起源。人类城市的历史要远比这久远得多。芒福德说：“到文字记载的技术发明问世的时候，城市文化早已经历过很长很长的发展历史”。(第31页)史学家胡如雷曾指出：“中国封建城市的产生途径与西方不同，城市的政治、军事性质特别突出。”认识到中国古代城市起源中的政治军事性质是对头的，但西方早期城市形成中的因素也不尽是工商业的发展。芒福德说：“在城市的集中聚合的过程中，国王占据中心位置，他是城市磁体的磁极。”(第27页)在进一步探讨城市最早的起源时，芒氏又作出了惊人的论述：
对死去同类的敬重心理，大约比实际的生活更有力地促使古人寻求一个固定的聚汇地点，并最终促使他们形成了连续性的聚落。……总之，远在活人形成城市之前，死人就先有城市了。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死人城市确实是每个活人城市的先驱和前身，几乎是活人城市的形成核心。……一个旅行者，当他来到一座古希腊或古罗马城市时，他首先见到的便是一排排的陵墓，和通往城市的大道两旁的墓碑。至于古埃及它虽有过伟大的文明，留存至今的也多是些庙宇和陵墓。(第3—4页)
死人的世界即所谓“来世、天国”， 也正是一切宗教关注的中心之一。因此芒福德也认为，宗教在城市产生中起了至至关重要的作用。很多古代城堡城墙的厚度远超防御之必要(如伊拉克古城墙厚达七十五英尺)，它们是为了敬神而设计的(第26页)
探讨城市的起源无疑对文明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但更重要的是，无论它最初起于宗教、王权还是工商，它形成后对人类文明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以工商为代表的物质繁荣只是相当晚近的事情，它不足以代表城市在更一般意义上对文明的贡献。芒福德说，城市是“文化传播中仅次于语言的一项最宝贵的集体发明。(第41页)这种独具慧眼的认识意味着什么？那便是：城市为人类带来了广泛的接触和伟大的交流。它促进了人种的进化，“因为城市中长期近亲繁殖的危险消除了，广泛的生物学杂交开始了”。(第37页)而它对文化方面的贡献更远非体质上的贡献所能媲美。
细检人类文化史，我们很难想出哪位伟大人物不是一个城市人，即使他们不定居某城，也少不了与巴比仑、雅典、耶路撒冷、麦加、巴格达、长安、洛阳这些伟大的历史名城有着直接、间接、万缕千丝的联系。在这些名城中他们找到了师友、论敌、崇拜者、赞助人。城市使他们未遭湮没，城市“文化场”中的交流、切磋、纷争，造就了代代才人。芒福德说：
假定说，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每一万人中可能出现一个杰出人才，那么一千人的群体则要等许多世纪才能获得一个杰出人才，而这个人才由于自身的孤立状态会因缺乏他人的刺激而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而在苏米尔、巴比仑、耶路撒冷、雅典，或巴格达、贝那里斯这样的城市中，一代人的时间里至少可以出现五十个杰出人才。而且这些人才由于城市中交流密切，其面临的机会则比小型社区中多许多。(第83页)
城市的这种伟大的功能以一言概之，即：对话。古希腊剧作家索福克勒斯说：“属于一个人的城市不能算作城市。”城市的精糙便是各路俊杰的广泛对话。
对话是城市生活的最高表现形式之一，是长长的青藤上的一朵鲜花。城市这个演戏场内包容的人物的多样性使对话成为可能。……城市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社交圈子的扩大，以至最终使所有的人都能参加对话。不止一座历史名城在一次总结其全部生活经验的对话中达到了自己发展的极顶。(第88一89页)
是的，在圣经中我们见到耶路撒冷城中先知、预言家、救世主与平民的对话；在柏拉图的著作中，我们听到古希腊哲人在雅典学园的对话，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我们仿佛见到荟萃了各色人等的伊丽莎白时代的伦敦；在李杜的诗篇中我们更见到了长安城中各路才俊之士令人神往的交游。
与这些历史上的名城相比，今天的都市像是一座座死城。现代的分工制和专业化把每个人放置到一个专业的“格子”中，剥夺了一种广泛无拘的对话。我们的政治家没有机会拜访哲人，我们的科学家无暇幸会诗人，我们居住在同一城市中的各路俊杰，因其被贴上了“诗人、学者、艺术家”等不同标签，而作茧自缚，划地为牢，相互失之交臂，老死不相往来。这不是一种极大的悲哀吗？的确，古代的城市或许没有我们今天的都市这般显赫、堂皇，但雅典和长安是因为其圣哲和诗人的对话才获得了不朽的名声。而城市文明的可怜后代们忍受着污染、噪音、拥挤的居住、消蚀生命的交通——在付出了这一切代价后，他们竟忘却了人类创造伟大城市文明的最初收获：交流与对话，只津津乐道于酱油醋的方便。
作为一个从乡村返回城市的学子，笔者没有忘记昔日在北疆乡村往返二十里地寻找一位对话人的艰辛，及当时油灯下热辩真理的激动兴奋。返回都市了，四围是万千才人，我们竟失去了那种真情。读芒氏的妙语，真仿佛梦呓中的惊醒：
城市衰败的最明显标志，城市中缺乏社会人格存在的最标志，就在于缺少对话——并非一定是沉默不语，我同样指的是那种千语一腔的杂乱扰攘，也都是这种表现。有一种社区既不懂得超脱又不懂得反抗，既不懂得诙谐讥嘲又不懂得标新立异，既不懂机智的斗争又不懂公正的解决，与此种社区相比，死城的沉默反而显得庄重威严。
(《城市发展史》，芒福德著，倪文彦、宋俊岭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三月版，20元)
郑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