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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池田大作的摄影作品展览《自然与和平的对话》中，那些明如春花的作品之后，有一首淡如清茶的小诗——
旅人哟／从何处来／欲往何方
月 已沉／日 未升／破晓前的混沌中
为寻求光明／我 前行
拂去心头阴云／为寻求风雨不动的大树／
我 要从地涌出
这位振兴创价学会、创建公明党、与各国领导人和大学者认真对话以探讨人类重大问题、为世界和平奔走呼号的社会活动家和宗教活动家，又是一位诗人。他镜头下的画每每是诗，他笔下的诗也往往是画。在这里，他活画出一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自画像。诗题《地涌》和诗中“从地涌出”一语，莫不与《法华经》“从地涌出品”第十五有关？
细读《我的佛教观》，果然得证。在这部概述印度佛教发展和作者佛教观的著作中，池田先生说：“晚年的释尊，在结束自己的使命时，宣说《法华经》以明本地，将自己灭后之事托付于本化地涌的菩萨。”本化者，迹化之对也。佛教认为，佛与菩萨为教化众生，常以自己真实之身化作种种形象，本来的真实法身称为本化之身，所显形象即为迹化之身。迹化是本化的显现，本化乃迹化之根源。作者又写道：“所有众生都能成佛的这种佛法根本原理的实践者，必须从最下层的民众中产生。……正如莲花出于污泥而开着美丽的花那样，佛法的实践者也置身于混沌的现实社会中，与民众同生活、共苦乐，这样的人才算是真正体现了《法华经》精神的人。”
《法华经》作为中国天台宗和日本日莲宗所奉的主要佛典，本名《妙法莲华经》。著《太极图说》的宋代大儒周敦颐曾赞美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池田先生自幼饱经辛劳磨难，如今广交权贵名流，而实践佛法始终不渝，显然是在力行此语。本来，佛教以及一切宗教，其要旨皆在于行，而不在知也！
身为坚定的日莲宗信徒，而能超越所属宗派甚至所持宗教之见，尤其难能可贵。池田先生言及“释尊佛法局限”时，指出释迦牟尼出身王族，致使婆罗门刹帝利等上层出身的教团成员与在家信众隔绝，难以实现“四姓平等”的理想。这倒使人想起耶稣基督出身于木匠之家，降生在马厩之中，以及早期基督教社团的平等生活。难怪恩格斯曾强调早期基督教作为下层民众宗教的革命意义，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布洛赫曾强调耶稣之出身下层在宗教史上的重要意义，而尼采在攻击基督教时，竟以其出身低贱作为理由！
作为东方佛徒的池田先生，不但在众多著作中极为推崇耶稣基督，而且在《我的佛教观》里就大乘佛教与基督教作了一番高出常规庸见的对比。常人看纷纭万象，多见其异，不见其同。发现不同事物的共同点和统一性，是需要洞察和智慧的。基督教与大乘佛教之“同”，不在于“当来者”(弥赛亚)与“当来佛”(弥勒)、“天父”与“本佛”之义相近，为耶稣施洗之约翰与释迦之父净饭王、耶稣之母玛利亚与释迦之母摩耶夫人之音相似，也不在于把西南亚作为东西洋文明交汇之处的“中洋”来看时，两教皆出自“中洋”； 不仅仅在于当时处于压迫和混乱之中的犹太人和印度人都盼望救世主(弥赛亚和弥勒)出现，“在文明的终结状态中，人们心中强烈期待着伟大的思想和宗教”， 也不仅仅在于两教都突破了自身的樊篱(犹太教和小乘佛教)，打破了阶级的差别和民族的界限；甚至主要不在于两教的深层哲理可以相通(如佛教哲学所谓“缘起”即事物均由依他性而存在，相通于经院哲学所谓事物均属偶然而非必然的存在，龙树所谓“空”即事物“非有非无”，相通于蒂里希所谓事物“处于存在与虚无之间”)，也主要不在于池田大作提到的“以信代慧”与马丁路德提倡的“因信称义”之类被人忽略的惊人契合……真正重要的是，二者都强调“真正的戒律，必须是自律”，“佛教和基督教在论述作为人类应当怎样生活这一点上是共通的”，“这两大宗教……是在更高层次上以人类的价值创造为目标的。释尊之教和耶稣之教本来就都包含了这一点，所以实践这一点的弟子们，在行动上就必须立足于民众救济方面，以人类的共和世界为目标。”
此处所谓“共和”，恐怕不仅指社会政治的“共和行政”，而且指人类一家的“和衷共济”。因为池田先生向来提倡“较之社会制度的变革，更应优先考虑人的内在的变革”(我认为二者可相互作用)，而“如果要真正深入探求人类的生命，那么纵然探求的角度不同，也有可能得出完全相同的结论”。“基督教的原罪意识也好，克制人类丑恶欲望的佛教生活方式也好，在这里，都可感受到作为人的严肃认真的求道精神。人类出于自觉的对人生和世界的反省，总是与一种普遍的生存方式相联系的，这种生存方式应成为世界的理想。……如果人类文明中没有这两种宗教，人类的智慧将会变得十分浅薄。”所以，在书中与池田对话的学者野崎勋说得好：“用二元论对立的方法来研究东方与西方的时代已经过去。现代所追求的，是培养‘一个地球’的意识。在这种情况下，谈论东方与西方的不同虽有一定意义，但尤其重要的是着眼于产生于根基的共通的方面。”二者共通的方面，主要在于人应当这样生活，以达致人间慈爱、世界共和。当今五十亿人同居于“一个地球”之上，一个太阳之下，唯有“共命”，只能“共亿”。这种四海一家的状况，正可以借用杜甫的一句诗曰：“莲花交响共命鸟，金膀双迥三足乌”！
正如“和平”常与“谈判”相连，“共处”总离不开“对话”。
在不同的民族传统、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政治立场之间进行面对面的平等对话方面，池田先生确实算得上当代一大表率。仅就他的著作中已在中国翻译出版的而言，《展望二十一世纪》是与英国史学家汤因比的对话，《二十一世纪的警钟》是与罗马俱乐部创建人贝恰的对话，《和平、人生与哲学》是与美国政治家基辛格的对话，《第三条虹桥》是与莫斯科大学校长罗古诺夫的对话……。这一本《我的佛教观》，也是与几位佛教学者对谈的《宗教对话丛书》之一。仅在这一本书中，就有两章专门追叙了维摩诘与佛弟子们的对话，弥兰陀与那先比丘的对话；前者在“在家菩萨”与“声闻弟子”之间进行，预示着佛教向大乘的发展，后者在希腊哲人与印度僧人之间进行，象征着东西方思想的交流。池田先生总结说：“不管是希腊人还是印度人，都是一样的人，这一事实是不能改变的。要想超越人种和民族间的界限，只有首先做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于是沟通思想也就不难了。”因此，“不应采取在西方或东方中两者择一的方法，重要的是应该谦虚地、正确地去了解东西两方的思想。”
翻开池田先生摄影集《与自然的对话》第六集，在那些洋溢着对自然的真情挚爱的令人神往的彩图之前，有一首选自作者在法兰西学院的演讲《东西方艺术与精神》的激动人心的颂歌——《庄严的生命呼声》。我不懂日文，试从英文转译如下：
啊，艺术，
你永恒之光，
文明的不灭丰碑！
你生命之颂歌，
歌颂着自由、创造与欢乐！
你是深切的祈祷，
与根本的实在玄奥地和谐！
你是友爱的广场，
万众在这里汇集，
相互问好、彼此微笑。
一位文豪在西方宣告：
“东是东，西是西，
但两个巨人相会之时，
国界和国籍也就消失。”
同时，一位大诗人在东方唱道：
“东方与西方必须结婚，
就在人类的祭坛前面。”
而今艺术在此，
伸出她的素手，邀请人的灵魂，
走向那安详宁静的树林和花园，
在那里想象力闪耀在晴空；
走向那高尚的智慧之舞台，
最后引向那普世文明的
遥远的地平线。
我无从查考那位文豪和那位诗人究竟是谁，但也无须查考，因为那正是生活的呼声。而且我觉得池田先生同他们已经同步到达对话的最高阶段，并在心中融为一体了！
池田先生少年之时饱尝战争之苦，使他“不能不考虑人为什么要这样互相残杀、国家是什么之类的问题”，(《第三条虹桥》第10页)成年之后不仅成了“和平理念彻底的传道者，而且在实践活动中也为实现这种理念而积极进行了斗争”。(罗古诺夫语)正因为如此，他才获得了联合国授予的“国际和平奖”以及“人道奖”。在争取和平方面，池田先生真如《大智度论》所云：“具大誓愿，心不可动，精进不退”！
关于“和平”与“人道”，关于池田先生的和平活动与其宗教观的关系，从他对第一次统一古印度的阿育王的评论中可以鲜明地看到。曾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的泛欧联盟创始人、奥地利作家卡累尔吉在与池田对话时，将阿育王称为“世界上最崇高最可敬的大王”，著名作家兼历史学家威尔斯也称阿育王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之一”和“成千上万的君主”中的“一颗明星”，而英国政治家兼哲学家霍尔登甚至“但愿生活于阿育王的治世”。池田先生在这本书中的对话者之一松本和夫把这一切归因于阿育王在世界上最早放弃战争，实行绝对和平。池田先生也评论说：西方人向往阿育王，“是因为他推行了和平和慈悲的政治”。这是符合史实的。大量出土碑铭证实，与同时统一中国的秦始皇恰恰相反，阿育王因民众被屠杀而终生痛悔，誓不再战，向各国派遣和平使节；并“断然放弃一直奉行的权力政治”，代之以福利政治，再不“以国家权力为后盾去强制民众”，不让人民因他而“惊怖不安”，相反是因他而“享受安乐”。所以池田先生说：“公开宣布不靠武力而基于法(达磨)来进行统治，在历史上阿育王是最早的。”阿育王信奉佛教，但不将其国教化，而是“站在公正的立场，对所有的宗教平等相待”，因为这才不“远离佛教的精神”。难怪池田先生问道：“作为他政治支柱的佛教理念，对在某些方面正愈益面临悲惨结局之危机的现代人，不也是可以充分理解的吗？”
对于池田先生享誉全球的和平活动，倘不联系其“慈悲”的佛教理念，恐怕是无法充分理解的。
基督教倡导“地上平安”与“选择生命”，反对彻底“遁世”与绝对“出世”，这是众所周知的。与之相比，佛教则被很多人视为“消极出世”的宗教。也许正因为如此，佛教在很多人看来已长期停滞不前、保守僵化，亟需进行重大改革。
这种情况早在两千年前就出现过。当时出家僧团的与世隔绝和内部分裂，造成了革新佛教的需要。池田先生指出，当时印度的先进城邦毗舍离在经济上是“自由的商业都市”，在政治上“是一种从五个种族产生出代表的民主共和”制度，从这里产生出佛教的革新运动，“是十分容易理解的”。由是观之，现代世界的佛教革新从日本兴起，应属必然。
佛教之革新，要在消除“消极出世”的形象，变彼岸之“逍遥”为此世之“拯救”。而这，正是池田先生在这本书里反复宣说的观点。修行者不应该“只是把‘自利’即自我解脱作为目标，而应当积极完成教化广大民众的‘利他’之行”。“即使牺牲解脱自身的修行，也要投身于大众之中”。在论及大乘小乘之别时，池田和野崎都谈到，小乘脱离政治，实为逃避现实，其结果是立场暖昧、自我封闭。而大乘则冲破传统，与国教(婆罗门教)积极论争，得以将佛法推广于社会。“大乘各种经典，有的论说了政治统治者即‘王’应有的姿态，有的则从佛法的理念即‘法’的立场出发，在政治上加以论述。”小乘派只考虑“对政治的关心反而会招来政治的镇压”，大乘派却不顾镇压而“有着奋不顾身向社会挑战的精神。”池田先生指出，“尽管政治与宗教确实处于不同的层次，但并不是说宗教徒与社会就没有关系。菩提树下成道的释尊，并未满足于自己个人的觉悟”，所以“除了自己的佛道修行，还广泛教化沉溺于苦恼中的大众”。“决意为大众的幸福而献出自身”，这才符合释尊本来的精神。
这种精神之归结，即所谓“佛国土就是为了众生的利益”。“所谓清净的佛国土……就体现在希望实现这一净土而利益众生的菩萨的实践精神中。”这与基督教追求的所谓“地上的上帝之国”，真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维摩诘经》有一句名言：“菩萨疾者，以大悲起”。池田先生说：这样“把一切众生的痛苦和烦恼当作自己的痛苦和烦恼”，“就是佛教的精神”。《岳阳楼记》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之何其相似。而作为儒生的范仲淹此语，不也正体现了孔子“泛爱众”、“仁者爱人”等儒家学说的精神吗？再想想耶稣基督的“爱邻人”、“爱人如己”等语，我们便不得不叹服池田先生的结束语了：“东方与西方的思想巨人，一起达到了同样的水平，这是意味深长的。当然，东西方之间，思维方法和生活习惯都有很大的区别。但是人们希望达到那种永恒的真理的境地，超越那些差异，是普遍的倾向。”这话与其用于描述唯识学阿赖耶识与笛卡尔“种子”说、康德“范畴”说和荣格“原型”说之相似，不如用于概括佛陀与孔子和耶稣的精神之相通。在这里，与其说“三足鼎立”，不如说“三位一体”；与其说“殊途同归”， 不如说“真道唯一”。
一九九○年七月于西山之下
(《我的佛教观》，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年四月第一版，3.30元
范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