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曾读过一本《被遗忘的作家被遗忘的书》(山下武著，松籁社一九八七年)，书中谈到日本以外的作家有九位，其中两位是中国作家，林语堂和周作人。
其实，就林语堂来说，日本出版界似乎从未忘掉他，只是在趋时性极强的读书界有点如明日黄花了。这从林著日译本书目就可以看出个大概来(这里的中文书名大都是取自台湾德华出版社《林语堂经典名著》)：
《吾国吾民》，新居格译，一九三八年；
《生活的艺术》，阪本胜译，一九三八年；
《有闲随笔》(《生活的艺术》节译)，永井直二译，一九三八年；
《孔子论》，川口浩译，一九三九年；
《中国的智慧》，喜入虎太郎译，一九四0年：
(中国的幽默》，吉村正一郎译，一九四0年；
《北京之日》(《京华烟云》节译)，鹤田知也译，一九四0年；
《北京岁月》(《京华烟云》节译)，藤原邦夫译，一九四0年；
《北京好日》(《京华烟云》节译)，小田岳夫等译，一九四0年；
《中国的侧影》(《披荆集》《行素集》选译)，甲坂德子译，一九四一年；
《机械与精神》(《大荒集》等选译)鱼返善雄译，一九四六年；
《爱与讽刺》，土屋光司译，一九四六年；
《东西的国民性》(《语堂文存》等选译)，鱼返善雄译，一九四六年；
《京华烟云》(日文书名与小田岳夫等的译本相同)，佐藤亮一译，一九五0年吉普社版，一九五一年河出书房版；
《风声鹤唳》，竹内好译，一九五一年；
《朱门》，佐藤亮一译，一九五四年；
《武则天正传》，小沼丹译，一九五九年；
《苏维埃革命与人性》，佐藤亮一译，一九五九年；
《生活的艺术》，阪本胜译，一九六三年平凡社《世界教养全集(第四卷)》所收，一九六六年角川文库版；
《京华烟云》，佐藤亮一译，一九七二年芙蓉书房版；
《西域之乱》(即《朱门》)，佐藤亮一译，一九七三年芙蓉书房版；
《苏东坡传》，合山究译，一九七八年；
《生活的艺术》(日文书名直译为“人生怎样度过”)，阪本胜译，一九七九年讲谈社学术文库版；
《中国的幽默》，吉村正一郎译，一九八二年岩波新书精装版；
《自由思想家林语堂——随笔与自传》，合山究译，一九八二年；
《红楼梦》，佐藤亮一译，一九八三年；
《重编白话本中国传奇小说》，佐藤亮一译，一九八五年；
《苏东坡传》，合山究译，一九八六年讲谈社学术文库版……
林语堂在《八十自叙》中说：“我写过几本好书，就是：苏东坡传，庄子；还有我对中国的看法几本书，是吾国吾民，生活的艺术；还有七本小说，尤其是那三部曲京华烟云，风声鹤唳，朱门。”那么，他的这“几本好书”日本几乎都翻译了。有《人生论笔记》等名著传量的哲学家三木清(一八九七 ——一九四五)称林语堂是“现代的蒙田”。
他著述等身，其中《生活的艺术》被认为最脍炙人口，已成为欧美的古典名著。据说在美国已刊行四十余版，被译成十五、六种语文。日本先后出版了四种版本，历五十年而不衰，诚如译者阪本胜所说，“真正的名著常常是超越与时代的距离的”。一九五七年阪本胜在纽约见到林语堂，曾请他举出一本代表作，答曰：生活的艺术。不过，也有人说，林语堂所偏爱的作品既不是被欧美各阶层读者当作“枕边书”的《生活的艺术》，也不是使他几几乎候选诺贝尔奖金的《京华烟云》，而是《苏东坡传》(见《无所不谈合集·附录》台湾开明书店，一九七四年)。
日译林著最多的是佐藤亮一。他生于一九0七年，是日本翻译家协会副会长，翻译英美名著很有名气，一九八四年获得国际翻译家联盟第五次国际翻译奖。中日战争期间曾作为随军记者到过中国，对黄河以北地区尤为熟悉，所以他翻译“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林语堂，颇能领两种风骚。他们之间有三十来年的交往，林语堂曾对他说过：“最高的翻译应不给人以翻译之感，比如说，就像女性的丝长筒袜，那是透明的，女性大腿穿着它虽看不出来，却更显出美来。”(佐藤亮一著《翻译骚动记》，政界往来社，一九八三年)
吉川幸次郎
日本学者梅原猛在《日本冒险第三卷 预言家之翼》(角川书店，一九八九年)中述及吉川幸次郎对他说的一段话：
“日本人自古学中国文化，例如我们在中学时就已经读了《史记》，学过杜甫、李白。普通的日本人都知道一些《史记》的故事，能背诵一两首杜甫、李白的诗。然而，中国的知识人却并不想知道日本的小说《源氏物语》，至于芭蕉，连名字都不知道。可《源氏物语》是日本的优秀小说，是与中国的《西游记》《金瓶梅》不相上下的小说。我认为，中国文学中最优秀的文学是‘历史文学’和诗，而日本文学中最优秀的是小说和诗歌。像我们读《史记》和杜甫、李白的诗那样，中国人也应该多读点《源氏物语》、柿本人麻吕的歌、芭蕉的徘句，但这种事根本没有。这样，真正的日中文化交流是不可能的，也构不成真正意义上的日中友好关系。”
大概正因为知识人、普通人都不怎么爱读日本的小说和诗歌，所以中国才从未出现过可以和吉川幸次郎不相上下的日本文学研究家。
吉川被誉为日本明治以来首屈一指的中国文学研究家，是通才硕学，这有二十卷全集堂而皇之地摆在那里作证。他毕其一生研究中国，尤其是文学，是因为“这个文明的性质符合我的禀性”，“而这个文明的特色则在于比抽象更尊重具体”。
《吉川幸次郎全集》(筑摩书房，一九六八——一九七0年)的第一、二卷是中国通说篇，第三卷，先秦篇。第四、五卷论语·孔子篇，是《论语》的注释，在吉川的业绩中占重要地位。第六卷汉篇，第七卷三国六朝篇。第八、九、十、十一卷唐篇，其中前三卷是唐孔颖达《尚书正义》的翻译。第十二卷杜甫篇，此卷最厚，大三十二开本计七百三十六面，足见吉川的确是“少爱杜陵诗，篇什颇成诵，所爱音辞壮，抑扬意飞动”。他认为，“像李白那样的诗，似乎别的国家也有，而杜甫的诗才是中国所独特的”。第十三卷宋篇。第十四、十五卷元篇，其中收有《元杂剧研究》，是他当年猎取文学博士学位(一九四七年)的论文；一九六0年台湾艺文印书馆出版过中译本，译者郑清茂，吉川赞其“误译几近绝无”。第十六卷清·现代篇。第十七、十八卷日本篇，大部分也不出汉学范畴，如《受容的历史——日本汉学小史》《漱石诗注》之类。第十九卷外国篇；所谓外国，指日本和中国之外的地域。第二十卷杂篇·诗篇，收有诗词三百来首，是中文之作。
集中论诗译诗篇幅所占不少，而《宋诗概说》《元明诗概说》更似乎是作者颇为得意的论著。关于“中国文学中最优秀的文学”之一——诗，五十年代初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中国诗品的吉川幸次郎教授便常说：中国的诗是有其悲哀的传统的”(唐德刚著《胡适杂忆》，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一九八0年)。
生前出全集，在日本是常事，但是像吉川这样，完全不假他人之手，自己把四十年来的著述分类编次，每卷都写有或长或短的自跋，对旧作重新审视一过(然，论旨并不因时宜而改动)，恐怕是很少有的。一生的道德文章，在“关门大吉”之前做一番清理、交待、总结，无疑对研究者和后来人会大为便利。吉川说：“‘知我罪我’，都请以这个全集为准。”
说是全集，其实并不全，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六年又出版增补版，并增加了四卷，为补篇。吉川幸次郎于一九八0年四月八日去世，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七年筑摩书房出版《吉川幸次郎全集决定版》，计二十七卷，二十五至二十七卷为续补，最后附有吉川幸次郎编年著作目录。
学问大了，人人仰慕，不过，一般人关心的并不是学问本身，而是那学问的主人的行状。特别是青少年，往往从名人的言行小事中汲取精神力量，鞭策自己向学上进。关于吉川幸次郎，在《日本冒险》中梅原猛还讲了一则很有意思的轶事，说他学生时代，认定要通达中国就必须彻头彻尾地做一个中国人，所以平时总是穿中国衣裳讲中国话。某日，在学校食堂里，他偶然和同学用日语谈话，食堂的大妈听见了，说：“咦，你日本话真不错呀！”
东瀛孤灯
李长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