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 列宁的最后著作，特别是“列宁遗嘱”，是近来世界性的热门话题。我国已出版了《列宁全集》第二版第四十三卷，里面刊载了大量有关文献。你能把“遗嘱”同第四十三卷的材料联系起来谈谈吗？
Z“列宁遗嘱”的说法并不科学，不过半个世纪来都这么叫了，我们也就按约定俗成的原则借用一下。不过这留在后面谈，我倒想先从方法论谈起。马克思主义历来有个基本的方法论——一切以时间地点为转移，这在列宁的后期思想中尤为明显。
Y 愿闻其详！
Z 大家知道，布尔什维克党在夺取政权以前一直是鼓吹国内战争的党，但是一旦夺得政权，它就不再鼓吹国内战争，而成了鼓吹国内和平的党，它需要一个安定的局面。一九二一年八月五日，列宁在给米雅斯尼柯夫的信中指出，不懂得口号的这种转换的人“至少是很可笑的”。(《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第84页)《论合作社》一文中有个词过去意译作“文化建设”，这次校订改译作“文化主义”了。列宁说，如果不是因为国际关系，“我真想说，我们的重心转移到文化主义上去了”。
Y“文化主义”？过去没听说过，是什么意思呢？
Z“文化主义”俄文是Кyлътуpничeство，按照苏联科学院出的四卷本《俄语词典》的解释，这是“俄国革命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间的一种流派，企图以单纯的文教活动取代争取人民利益的真正斗争”。这在革命前当然是一种空想，但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后，列宁却把“文化主义”提到了首位。
Y 这倒是颇有启发的。依此类推，对合作社这一组织形式也可以这么说吧！
Z 是的，列宁说的合作社正是革命前在俄国到处可见的那种消费合作社，所以列宁说是“曾被我们鄙视为做买卖的合作社”。
Y 列宁在《论合作社》一文中对这种合作社的作用评价是很高的，甚至说过，“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
Z 但是在革命前列宁对那些企图通过合作社来改造现代社会的所谓“合作社会主义”的批判是很严峻的，认为那是“彻头彻尾的幻想”。问题就在于，列宁把合作社等同于社会主义时有个基本前提，这就是工人阶级已执掌了政权。
Y 对了，布哈林也是据此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的，他也是以政权问题业已解决作为前提的。
Z“国内和平的党”、“文化主义”、“合作社”、“长入”等等新提法，都有一个前提，即政权问题业已解决，这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后来批判所谓长入社会主义理论时，往往无视这个前提。脱离具体历史条件的批判是缺乏说服力的。
Y 既然举了合作社，那就把合作社问题讲讲清楚。有些人认为后来搞的集体农庄同列宁的合作社是一回事，也就是说集体化同合作化是一回事。
Z 列宁说的合作社是做买卖的合作社，他的《论合作社》一文没有一个字提到生产合作社，更不用说集体农庄了。此文不长，你可以去复核一下。而集体农庄恰恰是不做买卖的，它是生产组织，但不生产商品，面只生产上交国家的粮食。它不是用物质利益吸引农民自愿组织起来的组织。列宁本来是希望农民能出于个人得益的考虑自愿参加合作社的，所以他选用了“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组织形式——合作社。
Y 这就难怪后来在论证集体化的必要性时常常引用列宁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言论，却不提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论合作社》一文。不过这篇文章中有句话很费解：“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私人利益、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尺度，找到了使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尺度”。这指的当然是合作社，不过，我不懂合作社怎么成为“尺度”了？
Z 列宁的意思显然不是说合作社是衡量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尺度”。这里的“尺度”应是“度”， 哲学上的“度”。列宁说的是发现了私人利益同国家的监督的结合“度”，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度”，过之或不及都不恰当，合作社恰到好处地体现了这个“度”。新译文把“尺度”改成“合适程度”，虽不很理想，但比较接近列宁原意了。
Y 这篇文章还提出一个著名论断：“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也是个热门话题。这倒底是什么意思呢？
Z 对这句话的解释可谓见仁见智，当然，可以根据各人的理解，作各种各样的发挥，然后构想出一整套列宁的社会主义概念来。但是我想还是得先看看列宁本人的论述。他紧接着就解释说：“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如果把国际关系撇开不谈，只就国内经济关系来说，那么我们现在的工作重心的确在于文化主义”。这里说得再清楚不过的了。因为按照传统的观点，搞社会主义就是抓阶级斗争，苏俄从夺取政权到国内战争，所要解决的始终是夺取政权和保持政权的问题，但是一九二一年以后列宁看到，光抓阶级斗争显然已经不够，必须把文化经济建设提到首位来，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从根本上讲必须解决文化经济建设任务，即利用夺得的政治前提，去创造社会主义所必须的物质前提。
Y 《论俄国革命》一文所反复论证的也正是这一思想。
Z 实行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客观经济前提，一定的文化水平，社会主义要有高度的生产力水平，这些论断尽管曾被机会主义分子用来作为攻击俄国十月革命的根据，但列宁并没有因此而否认这一点，反而肯定这是个“无可争辩的论点”。他同机会主义的分歧不在这里，而在于能不能因俄国缺乏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而否认十月革命的合理性。列宁认为象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在独特的历史条件下可以改变历史发展的顺序，先夺取政权，“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再迎头赶上去。
Y 迄今为止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恐怕都面临这一任务，当前改革所要解决的任务，从根本上讲也不外乎此。列宁在一九二三年春提醒这一点是非常必要的。这实质上是一场历史性的转变——把工作重心由抓阶级斗争转到抓文化经济建设。那时大多数干部都习惯于抓阶级斗争、抓镇压资产阶级反抗的斗争，轻视文化经济建设，对新经济政策不理解，甚至把它看作是对资产阶级的投降。
Z 实际上当时一些领导人对列宁的这一极端重要的指示也不理解，只要看看列宁逝世后联共党内斗争连绵不断，以至发展到提出“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三十年代在国内进行大规模的镇压，就很清楚了。现在回过头来重温列宁的教导，更感到他的惊人的预见性。
Y 现在我们已经接触到“列宁遗嘱”的核心问题了。实行这种战略转变是列宁“遗嘱”的一个根本点。不过我想问一下，到底有没有“列宁遗嘱”？
Z 依我看，并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遗嘱。在借用意义上，我们当然可以说，列宁在最后时日留给我们的一批文章和书信，是他留下的“政治遗嘱”。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就是这样提的。布哈林在同斯大林争论时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列宁的政治遗嘱》，也是在这个含义下使用“政治遗嘱”一词的。不过在国际共运史和苏共党史中还有一个狭义上的“列宁遗嘱”，这指的就是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口授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以及一九二三年一月四日口授的对此信的补充。因为这两次口授的信讲的是对当时俄共中央六位领袖的鉴定性质的意见，这里既讲了他们的优点，又讲了他们的缺点或不足之处，同时联系到他们的长处和短处说到党内分裂的可能性，并建议采取措施来防止分裂的发生。
Y 记得列宁在最后时日曾多次提出过此类警告。例如，在《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中也谈过，并且在此文的初稿中讲得尤为清楚明确。
Z 这个警告同样没有引起当时最高领导人的注意。在要不要发表《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问题上当时甚至有过争论，绝大多数领导人都反对发表，有人竟然建议单印一张刊有此文的《真理报》去应付列宁。后来虽然发表了，但俄共中央还专门发了一个通告，声明党内不存在分裂的现实危险。
Y 其实列宁的警告不幸而言中了，二十年代的党内斗争，三十年代的大规模镇压实质上正是列宁所说的分裂的表现。
Z 说不是“遗嘱”，是因为对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来说，不应留下什么全党或全国必须执行的遗嘱。其次，信事实上是给即将召开的俄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当时列宁还活着。第三，十二月二十四日的信过不了几天，在十二月二十九日之前，党的一部分领导人已经看到了——自然是违背列宁本人意愿的。
Y 列宁不是在二十四日特意向秘书强调过“口授的东西是绝密的”，在《列宁值班秘书日志》中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的，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呢？
Z 这就和当时党内斗争形势直接联系在一起了。列宁从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中旬发病之后，就开始处于被封锁状态，与世隔绝。当时有个政治局的决定，规定不得向列宁报告任何政治生活中的事情，不准会客、看报。列宁甚至不得不用拒绝治疗的“最后通牒”来争取口授的权利。
Y 一位毕生从事政治活动的领袖，却同政治隔绝，这实在太痛苦了。列宁说过，他们不能禁止我思想。实际上列宁病倒后脑子是清醒的，一直关心着国家大事，就我所知，他一直关心着诸如民族问题，包括格鲁吉亚问题，对外贸易垄断制问题，工农联盟和合作社问题，反对官僚主义和革新国家机关问题，防止党的分裂问题，世界革命的前景问题，等等。
Z 列宁通过秘书索取一些书籍，但索取党内材料就困难了，例如列宁想要看有关格鲁吉亚事件的材料，就没法取得。至于发表文章也是阻力重重，发表时有的地方还被删去。
Y 可以想象得出，列宁当时的处境十分困难，要同病魔斗，还要克服人为的封锁所造成的困难。那么他提了哪些具体措施去防止党的分裂呢？
Z 一个具体措施是写信向全党说明自己对几位主要领导人的优缺点的看法，希望他们在全党的监督下能发扬优点，克服缺点。例如在谈了布哈林和皮达可夫的缺点后，列宁表示希望这两位杰出而忠诚的工作人员今后能有机会来充实自己的知识并改变自己的片面性。在谈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十月革命前夕反对武装起义的“十月插曲”后，强调此事不是偶然的，但认为不大能归罪于他们个人，正如非布尔什维主义不大能归罪于托洛茨基一样。
Y 这实际上是提醒大家，不要抓住人家历史上的错误不放，因为出现这些错误不是个人的罪过，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那种认为列宁肯定他们以后必然要重犯此类错误的论断看来不大符合列宁的本意。
Z 如果列宁真的这样认为，那他一定会建议撤销他们三人的职务，以免给党带来更大的危害。实际上列宁反而建议撤销当时的总书记职务，怕他拥有无限权力，而又不能永远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
Y 看来列宁对领袖人物的要求是特别高的。粗暴本是一个人的性格或修养问题，作为一般的人本是可以容忍的，但作为主要领袖就不可容忍了。他要求领袖人物能表现得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里倒真的不是政治上的要求，而象是属于待人接物的态度了。
Z 这表面上看是待人接物的态度，实际上意义深远得多。这方面如处理不好，就会直接转化成政治问题。时局后来发展到“遗嘱”中提到的其他五位领袖被杀，这充分证明，这不是“微不足道的小事”，而是如列宁所说的一种“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在这里列宁对领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不仅要能高瞻远瞩，具有雄才大略，而且还应具备优良的品性修养。可惜，这个问题没有引起后人的应有注意。
Y 其实这倒是马克思主义应该研究的一个重大问题。那么列宁提出过什么样的措施去防止分裂呢？
Z 列宁写文章向全党发出警告，这本身就是一项重要措施。作为组织措施，列宁建议扩大中央委员会的人数，把中央委员会的人数从二十几人增加到五十甚至一百人，希望用增加中央委员中的工人和农民的人数来增加党的稳定性。再就是加强对党的监督；列宁建议改组工农检查院，把党政监察机关统一起来，设立“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查院”，让这样一个具有权威的监察机关对党内党外，从基层到中央实行有效的监督。这种监督既是为了加强党的稳定性，防止分裂，也是为了反对当时已相当严重的官僚主义。
Y 列宁好象特别强调对党内，尤其是党的领导层的监督。
Z 列宁甚至特意提出，中央监察委员们应该“不顾情面”，“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这就是说，监督应该铁面无私，“严格按规定办事”。
Y 过去我读《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时怎么没有见到这些话？
Z 你不可能见到。我已说过，当时在发表不发表这篇文章上领导人就有不同意见，等到发表时，有关总书记的一段话就被删去了。我查过当时发表此文的《真理报》，那里就没有这句话，以后出的第一至四版的《列宁全集》也都没有，直到俄文第五版即中文第一版才恢复。
Y 大概是因为这句话的针对性太明显了吧！列宁的设想实现没有呢？
Z 这正是我要说的，没有实现！在党的十二大上没有宣读《给代表大会的信》。会上斯大林以个人名义，而不是以列宁的名义建议增加中央委员的人数。结果人数是增加了，由二十七人扩，大到五十七人，但新增加的全是各级干部，而没有来自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和农民。事实证明，这无助于中央的稳定。
Y 这样说来，列宁的设想没有起作用，完全落空了。据我所知，列宁提的一些措施后来大多未能执行，例如党政联合的监督机关到三十年代被取消了，中央监委后来成了中央委员会的下属机关，这怎么能对中央委员会以至政治局实行监督呢？
Z 但是列宁还是给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思想。他提的具体措施是否有效，这是一个问题，还可以讨论，但列宁提出的执政党需要受到监督的思想是很值得重视的。
Y 在列宁晚期思想中还有哪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Z 列宁的晚期思想是很丰富的，今天当然不可能一一列举。我只想再说一下列宁有关民族问题的论述，其中不乏有教益的思想。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观点，简而言之就是坚持民族平等，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列宁甚至把这种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叫作警察主义，比作果戈里《钦差大臣》中的杰尔席莫达之流，恨得牙痒痒的……
Y 这我记得，一九二二年十月六日俄共中央开会讨论民族问题，列宁因牙疼未能出席，他写条子给会议主持人加米涅夫，宣布“要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决一死战”，说“我那颗该死的牙齿一治好，我就要用满口好牙吃掉它”。愤慨之情，溢于言表！
不过，有一个现象不好理解，从四十三卷可以看到，列宁即使在病中也不断地给国内各种会议写贺信、贺词。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三十一日成立苏联，列宁固然是因病无法参加大会，但连贺词也没写，这就费解了。
Z 这是意味深长的。在一九二二年成立苏联过程中否定了有人提的“自治化方案”，即各民族共和国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的方案，按照列宁的“再建一层新楼——平等的共和国联邦”的构想成立了苏联，包括俄罗斯联邦在内的各共和国统统加入新的苏维埃共和国联盟。
Y 可以说，苏联的成立体现了列宁的民族平等思想。
Z 但是思想问题并没有那么顺利地得到解决。联盟的方针确定之后，接着就出现了所谓格鲁吉亚问题。斯大林不让格鲁吉亚作为独立共和国直接加入苏联，而是主张加入外高加索联邦，然后由这个联邦加入苏联，而格鲁吉亚又竭力反对这种做法，这就造成一场严重的冲突，甚至发展到奥尔忠尼启泽动手打人的地步。
Y 斯大林不是格鲁吉亚人吗？他理应替格鲁吉亚说话才是！
Z 当时搞大俄罗斯主义的不仅有俄罗斯人，还有那些非俄罗斯族的领导人，正如列宁所说的，“俄罗斯化的异族人在表现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方面总是做得过火”。
Y 这些“俄罗斯化的异族人”大概是想惩罚一下“闹独立的”格鲁吉亚人吧！
Z 不排除这种因素。格鲁吉亚直到一九三六年才作为加盟共和国加入苏联。
Y 还是回到前面的话题，为什么列宁没有写信祝贺苏联成立呢？
Z 为什么，我说不上。但那两天他倒是就苏联的成立写了封非常重要的信，这就是《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这封信写的不是节日的祝贺，而是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严厉谴责。
Y 那么他对苏联的成立倒底是什么态度呢？
Z 对成立苏联他自然是支持的：“应当保留和巩固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是不能有怀疑的。但是他看到在大俄罗斯主义盛行、官僚主义严重的情况下，少数民族的权利难以得到保证，曾认为，所谓“‘退出联盟的自由’只是一纸空文”，不足以保护异族人不受俄罗斯官僚的侵害。为此列宁甚至做好倒退的思想准备，即退回去，退到联盟只保留外交和军事方面的统一，而其他方面恢复各共和国的独立！
Y 近来还有个热门话题：列宁最后是否提出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建设纲领，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Z 当然，如果列宁给我们留下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那就太好了，可以省去好多麻烦，免去许多争论。
Y 记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好象讲过列宁的“建成社会主义的计划”。
Z 是的，那本书确实给我们展示了一个计划，包括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阶级斗争尖锐化，等等。但是，这恐怕并不是列宁的计划。
事实上列宁没有来得及拟订这样一个计划。一则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个有待探索的新课题，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当时才实行了两年左右的时间，实践还不能为拟定这样的计划提供必要的素材。其次，列宁当时身患重病，只来得及把他所思考的最担心的问题和想法通过口授，让秘书记录下来，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列宁是没有可能去制订一个完整的计划的。
Y 真令人遗憾，如果列宁多活几年，也许会给我们留下较为完整的设想。
Z 尽管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我也相信有这种可能。不过我们也不必懊丧。传说天鹅临死前会发出极其美妙的歌声，“天鹅之歌”常常被用来形象地表示天才的最后展示。列宁在其最后时日通过口授给我们留下了一份极其宝贵的遗产，他对许多迫切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其中许多思想对我们今天仍然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这是一曲真正的“天鹅之歌”，其深刻内涵还有待我们去发掘和领会。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四十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十月第二版，7.10元)
郑异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