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局面的确赓续了许多年。整个五十年代，南朝鲜在艰难困苦中度过，直到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朴正熙发动了军事革命，推翻了腐败无能的张勉政权。
军事革命一成功，朴正熙就把革命引导到“人的革命”上。“一个病人不能仅靠一次所谓革命的外科手术来治愈；他的健康也不能仅仅靠切除病灶而达到。要防止旧病复发，就需要经久不变地讲究卫生和保持一个强健的体魄”，这是他的治国方略；同时，他了解当时人民的复杂感情，人民宁愿接受对自身自由的许多严格限制以换取经济发展。在《我们国家的道路》(一九七○年)一书中曾指出：“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相比之下，当今的亚洲人民更惧怕的是饥饿和贫穷，而不是极权主义者强加给他们的各种难以忍受的限制。亚洲人民首先希望得到经济上的平等，而后才要求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政治体制。对于生活在饥饿和绝望之中的人民来说，民主是毫无意义的。”这些治国主张为朴正熙以后的政权继续进行“人的革命”铺平了道路。
“人的革命”从一开始就包含两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一方面是建立政府与人民彼此的信赖和合作，另一方面是政府能够代表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医治人民的心理创伤，矫正颠倒的社会关系。第一方面实质上在朴正熙政权的治国主张一经公开以后就得到了解决；第二方面重点在于民族精神的重振上。要重振民族精神，只是一味地高喊口号，大肆宣讲时髦的经济公正无济于事。朴正熙政权从一开始就承认民族和整个南朝鲜经济已濒临崩溃，告诫人民“只有一种选择，要么让危机把我们引向毁灭，要么迎着危机去斗争并征服它”，并显示了征服危机的决心，消除特权意识，对财富意识、地位意识、学术上的势利眼、家庭背景和党派集团主义等进行了惩治，并且消除由特权意识而产生的社会派性，铲除排他主义和专门利己主义的土壤。
“人的革命”最终在民族发展意识的礼赞声中完成了，等到一九六七年朴正熙再次竞选并获胜时，他已经得到了众多人的支持，甚至还赢得了部分吹毛求疵的机会主义反对派的拥戴，整个民族己从一片欷<SPS=0601>的绝望声中得到了苏生。“人的革命”使干涸的爱国主义的清泉再次喷涌而出，枯萎的民族意识恢复了以往的活力，经济发展首次被作为南朝鲜的主要目标。这一切实际上也已展示了经济奇迹的到来。那些曾在五十年代定论南朝鲜前景暗淡的西方观察家到七十年代时也都纷纷羞愧于自己早年的妄言了。
南朝鲜的经济发展，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上来讲，它主要导源于南朝鲜式的计划化、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和自下而上的工业化。很难说得清一种具体的政策或战略在创造经济奇迹中孰轻孰重。因为自“人的革命”完成后，所有的政策和战略都是彼此有联系的，它们共同创造了南朝鲜的经济奇迹。
经济计划化是南朝鲜经济振兴的开端。计划如何制订，制定这些计划是为了做什么，这些计划又是如何完成，这三项递进的程序始终是结合得比较好。为了避免计划指标可能被计划执行者遗忘，南朝鲜在计划的制订、落实和完成过程中贯彻了社会激励机制的原则，即计划必须能够刺激私人能动性的发挥；计划必须能够被短期化和具体化；计划必须以高度的灵活性取代意识形态和观念上的框框，政府只为经济运行保证各种经济活动中的行为角色所需的必要秩序。
南朝鲜在一九四八年成立了一个计划局，并于一九五三年订立了一个五年计划。实际上，这仅仅是一个徒有虚名的计划，详细地罗列了各部委报上来的项目清单。差不多同时，联合国朝鲜复兴署的外国专家小组也起草了一份“内森计划”。但这两份计划都是粗浅的和不连贯的，而且过分雄心勃勃。计划的改革直到朴正熙执政以后才带来方向的真正转变。
朴正熙执政后，计划工作被看成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潜在的有效手段。一九六一年设立经济企划院，一九六三年任命政府副总理兼任企划院院长，强化企划院凌驾于其它部委之上的权威，并且认为“计划部门不能只是一个花架子，而必须能够对其它部门施加影响”，同时又必须是政府决策的主要学术思想库。从一九六二年开始，企划院所主持的经济发展计划就不断地趋于成熟。一九六二年——一九六六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在匆忙之中制定出来的，但它表明了政府对计划工作的高度重视。第二份五年计划(一九六七——一九七一)已经成熟多了，运用了投入——产出表、增长模型以及各种预测方法，更为重要的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并不是以某个领导人物的口谕为原则，而是建立在大量的统计资料分析基础上的，客观地体现了南朝鲜的国情和计划的高度战略性。南朝鲜的经济随后就猛然起动了，经济增长遂成为全体南朝鲜人的事业。“增长一下子成为舆论界关注的中心，知识分子议论的话题，实业家的骄傲。增长已经从一个单纯的目标变成了一种信条，而且变得几乎神圣起来了”。第三个五年计划(一九七二—一一九七六年)开始转向了“政策性计划”的方向；第四、第五个五年计划仍坚持政策性计划的方向，但逐步走向的是更为分权的模式。计划方向的这一转变是与南朝鲜经济结构的转变联系在一起的。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时，南朝鲜因农村广泛的“新村运动”已经提高了整个社会的商品化和货币化程度，私营企业家阶层已经成长起来，以增长为轴心的计划就必须改弦易张，代之以分权为重心的政策性计划，对企业家进行有礼貌或明智的劝说，使经济发展计划成为广泛的社会目标。实践证明，南朝鲜的计划是有成效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实际平均增长率从一九六二——一九八六年都在百分之八点二以上。
外向化经济发展的主题词是出口导向，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在世界上也一直获得一声高于一声的赞扬，并对发展中国家存在着永恒的诱惑，以至于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不考虑这种发展战略可能存在的各利缺点，而把它当作创造经济奇迹的仙方。南朝鲜政府一方面强调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另一方面更重要地强调出口是一种特殊的学习过程和经济结构国际化的过程，这种过程的终结是经济增长从内源式增长模式向外源式增长模式的转换。在南朝鲜，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出口第一主义”，出口是压倒一切的任务，每年的十一月三十日被定为南朝鲜的出口节，朴正熙以及后来的全斗焕都从不缺席，出口被提到了爱国主义的高度；政府仅承担提供部分为出口所需的政策性贷款和保护国内幼稚产业的任务，整个出口过程不需要命令、诱导和劝说，出口是南朝鲜经济振兴的一根脉搏。从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八八年，南朝鲜的出口总额增长了一百倍以上，南朝鲜的出口导向战略一直盯着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上的每一块标识。有人曾经担心过南朝鲜因巨额的负债会重蹈墨西哥、巴西等重债务国债务危机的覆辙，但南朝鲜凭借其巨额的外汇收入不仅降低了南朝鲜的偿债率，债务清偿率从一九七二年的百分之十八下降至一九八二年的百分之十五以下。
落后农业国的工业化发展史表明：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一直面临着资本不足和产业基础脆弱的障碍。资本不足抑或通过劳动与资本进行替代来进行，突出农业应该为工业化提供原材料和资本，即通过工业对农业部门的“殖民化”实现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本积累；抑或通过举债来弥补资本不足，这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劳动与资本的替代是不完全的，最终甚至会牺牲对传统农业的改造，使农业成为工业化的牺牲品。南朝鲜理性地没有选择这些工业化的道路，为防犯农业会成为工业化的牺牲品，南朝鲜开展过“新村运动”；为防止债务压力过度，出口导向一直受到谨慎的关注。南朝鲜选择的是一条“自下而上的工业化模式”。
在“重建家园、重建经济”的过程中，南朝鲜以选择应优先发展的产业作为“产业火车头”推进自己的工业化路线。轻工业首先开头，食品、饮料、面粉等加工工业先给南朝鲜人民饱尝工业化的甜头，从而鼓足了人民对工业化的勇气。在轻工业发展所提供的资本积累的基础上，又更进一步地开展金融体制的改革，改变初级的融资环境，加强工业体系的扩张。皮革、橡胶和纺织业、水泥、化肥等重化工业等作为金融业改革时期的产业火车头，以便增强工业化的冲动。最后，才将钢铁工业、有色金属业、造船和汽车工业以及交通运输业、能源工业、电力工业和电子工业等完整的重工业体系吸纳入整个工业体系。饶有意味的是：金融改革一直在南朝鲜的工业化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政府为保证工业化过程所需的资本，不仅推行之必要的币制改革，而且还针对金融市场运动中的场外交易进行整顿，更为重要的是南朝鲜推行“真名”存款。“真名”存款体制不仅对健康的融资环境起到重新塑造的作用，为工业化提供充分的资本，而且也对整个社会的廉政建设和保障税收渠道的通畅起到促进作用。
为了保证经济发展的持续，社会重建象“人的革命”、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一样在南朝鲜被寄予了高度的关注。职业政治家在缺乏约束力的行政协调中，久而久之会忘却自己来自何处和代表何种利益，而大量地搜刮民脂民膏，肆意挥霍。一九七五年朴正熙感到有必要彻底地废除旧的官僚体制，开展了一场“管理体制改革运动”，通过对文职人员实行“奖惩分明”的办法提高工作效率和责任心，镇压了一批滥用职权和罪大恶极的经济犯罪分子。到了全斗焕执政时期，又发动了一场“净化运动”，对腐败现象和所谓的特殊优惠加以扫除，肃清了又一批各式各样的隐蔽的腐败分子。同时南朝鲜政府又摈弃了论资排辈的等级制度，任用一批又一批缺乏资格的文牍人员，将他们充实到一些主要的政府部门，使有才华的青年人能够更快地脱颖而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使更多的南朝鲜政府官员明白了在自己的职位上“该干什么和不该干什么”，形成新的廉洁的社会精华集团。
社会重建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建立重视教育的文化新秩序。南朝鲜曾是东亚地区著名的“隐士王国”，造就的是一种“假文化”的虚幻，因为整个社会的文化教育是与工人、农民和渔民相分离的。一个贫穷落后地区的穷学生在完成了规定的教育课程之后，也仅仅是为他省吃俭用的父母感谢上帝，然后就会去城市看一看霓虹灯，或同别人闲荡游逛，最后找一个自以为显亲扬名的职业而安度一生。教育没有为学生指明方向，学生们也仅仅知晓“比起你，我毕业于更高的学府”。鉴于这种情况，南朝鲜政府改组了学校体制，提供免费和义务教育，改革教育税，建立一元化的教育管理机构和优先发展现场教育的管理方式。教育投资纳入了社会经常性投资，学术中心也不再是充满铜臭气，各种知识和技能不再是象牙塔里的展品或隐藏在教授专家的大脑中。学生从学校毕业以后得到的就不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的知识体系中体现出了社会的需要。这一切成效的取得就是整个社会关于教育理念的转变，教育成为了经济长期增长的支柱。
“人的革命”、经济奇迹和社会重建是南朝鲜战后发展进程最辉煌的三重乐章。这一切都是南朝鲜式的。南朝鲜的成功经验就象其经济成长一梯仍处在发展中，这可能会影响众多发展中国家取舍南朝鲜的经验。美国记者沃伦诺夫曾指责自然资源富庶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是“被愚蠢的领袖、懒惰的工人和这一学派或那一学派的经济巫师的徒子徒孙们任意毁坏的”。我们不能完全相信沃伦诺夫的结论，但发展中国家要谋得经济发展，有一点倒是绝不可忽视的：不要将政府官员培养成为受利润动机驱动的企业家，经济奇迹必须从“人的革命”开始，和社会重建相融合。
(《人为的奇迹》，［美］乔恩·沃伦诺夫著，罗龙、郁庆晨译，华夏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一月第一版，3.40元；《我们国家的道路》，［南朝鲜］朴正熙著，陈琦伟等译，华夏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三月第一版，1.50元)
秦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