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些年来金庸、梁羽生、琼瑶、三毛等等台港作家蜂拥而来呢？能埋怨那么多的读者吗？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的作家，无论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不能说是弱于金庸、琼瑶，居然就挡不住他们呢？为什么连古老的外国大作家也代替不了克里斯缔老太太以至更早些的柯南道尔医师呢？恐怕是那些人会做梦、说梦，而我们所尊崇的可敬的作家是不做梦的，是讲实际的，是当教师的，一心要教育读者的。除掉有一个时期，有一些人，反对过所谓“师道”以外，人们总是尊敬老师的，可是也忘不掉做梦。尤其是小孩子和青少年，他们更喜欢变成甲虫的卡夫卡，或者是卡夫卡的两千多年前的祖师爷，变成蝴蝶的庄周。但说他们怕教训也未必。金庸和琼瑶不是也大发侠义道和爱呀情呀之类的议论吗？可见读者不一定十分在意作者发他自己的什么议论，也不大喜欢追究作者有什么“创作意图”，而注重看书时自己从那些似梦非梦的故事中得出的是什么。梦，不是现实，又是现实，是睁着眼没看见而闭上眼忽然看见的现实。写这样的梦才能引出读者的笑或者泪。只怕宝玉梦入太虚幻境就是这样，是幻，又是真。
也可以有另一种说法。提笔写点什么的人心中总是有个读者的。首先是他自己，也就是写出来以后的第一个读者。此外的读者群，有的明显，有的模糊。金庸、琼瑶等作家有点像当年的张恨水吧，是写给数量最大的普通人看的，是写在报纸上“连载”一类作品的。买报的人不看，他就写不下去了。另有一些人是为了特定的读者而写的。这些高贵的读者不买账甚至排斥，他即使写下去，所写的也出不来了。不同读者引出了不同作品。蒲松龄当年的主考官看而写的八股文是不入文冒帝君之眼的，反而“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的《聊斋》故事讲给朋友听，写给“同好”的人看，倒传下来了。高鹗的八股文虽然能中进士、点翰林，可是在我们一般人眼中实在不高明，甚至有点不通。他补充《红楼梦》的文章是汉军旗人的白话，语言和曹雪芹的同出一源，通顺而又生动。这大概是想要得到“钦点”翰林和想要得到刻书卖书的程伟元之流赞赏两者之间的差别吧？雅文不传而俗梦流行，恐怕古今中外都有此情况。欧洲最早的作品不是荷马唱的史诗吗？“神渝”留下来多少呢？
据记圣人之言的《论语》所载，孔子门徒宰予有一次“昼寝”，挨了老师一顿骂。(《公冶长》)为什么白天睡午觉或者打个盹就成为“朽木不可雕也”呢？所以有人猜测有错字。我倒疑心是责备他做白日梦。圣人不是不许做梦，而是不许大白天做，而且必须“梦见周公”。“久矣夫不复梦见周公”就要自叹衰老。圣人不梦周公又梦到什么？据说是梦见自己受朝拜。所以唐朝玄宗皇帝，也就是宠杨贵妃的那位，作诗赞孔子说：“今看两楹奠，当与梦时同。”孔子的梦，皇帝给他实现了。由此可见，宰予白日做梦一定不是梦见周公而是不知梦到了什么才挨的骂。总不会是梦见了警幻仙姑吧？那只怕骂也不够，要挨打开除了。好好的现实世界里呆不住，还要去做梦，所以是“朽木”，“不成器”，没法加工了。
特别流行的写梦的文字，中国的可能是“石头”所记的“红楼”一“梦”。这比较晚出。早些的就多了，如什么“南柯”一梦，“黄粱”一梦，“游园惊梦”之类。外国的不大知道。想到的如李迫大梦是从前许多年间学英文的读物。一觉醒来，原是殖民地十三州的美国已经独立，可谓“大梦”。但比起中国的“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梦，不算回事。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梦得荒唐，又有“情”有“理”，可算奇梦。记得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鲁迅译)中说，密尔顿的《失乐园》是基督教徒伏在《圣经》上做的梦。我看柏拉图的《理想国》也无非是一场大梦。他梦见了没有诗人的“理念”之国，“法”之国，标准几何图形之国，“哲学王”统治之国。这无诗无梦之国可正是诗人的创造，哲人的梦境。那么多《对话录》所创造的苏格拉底好像是一位梦游者。还有，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蒙森的《罗马史》，都是记梦。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也是梦境。我们知道的只是经验，他却讲起经验的背后，或者说经验以外，经验之上，经验之前，非梦话而何？黑格尔讲《历史哲学》，什么绝对精神从睡觉到醒来，完全是说梦。他的《小逻辑》也不过是组织严密排列整齐的一篇梦话。他论什么“存在”，于是我们见到的天也不是天，地也不是地，人也不是人，石头也不是石头，好好一个世界变成了又简简单单又复杂无比的数学公式，用的语言仿佛数学符号，人和物一样毫无生气。这不是做梦吗？有些大人物，讲历史的梦好比种种几何图形，讲哲学的梦好比行行数学公式，这往往使人读来会像宰予一样去做自己的梦了。不用语言文字记下的梦，如音乐、图画、雕塑、建筑等等号称“艺术”，一一都是引人入梦的幻景。引人瞩目的越来越多越古的岩画，画的是什么？难道不是真人真事吗？难道就是真人真事吗？这同梦一样，半真半假，又真又假。古人画梦。今人看古人所画的梦。不可当真，也不可当假。现在我手中拿笔写字是真，想到印成字纸有人看，那也未必是假。若只承认自己看到的，听到的，知道的，相信的，那好像是没有梦了，也恐怕是还在一个梦里没醒过来，所以不知也不信梦外世界的事。照这样来看贝克莱主教的《对话》，一定会比看斯宾诺莎作几何证题的《伦理学》还要觉得舒服，可信。从前我对一个朋友偶然说到，我们看见的天上的星，除了行星流星一类以外，多数是在上万光年以外，也就是一秒钟走差不多三十万公里的光要走多少万年。他回答我三个字：“瞎胡扯！”他不信眼前的星会有那么遥远。我竟无法证明我说的不错，令他信服。说是大科学家说过的，说是用高等数学计算出来的，说是和简单的测量法靠观察检验一样可信的，我知道都不行，都比不上他的视觉经验，只好承认我和他各在一个梦境里。我们谈诗谈文的梦彼此有交叉，谈天文的梦彼此不交叉。我梦见了他，他没梦见我。那时他正在上大学，我算中学生都很勉强，我又能凭什么说服他呢？他认为我说的只是梦话，我只好承认了。
再说远一点。谁都承认科学是分科的，互相联系又互相分别的。边缘上的，各科之间交叉的，也是各自有一套的一科。可是对于我们照外国传统习惯说的文学、哲学、史学就不这样看，而是用中国传统习惯认为彼此通连，甚至一通百通，“一以贯之”。我觉得这好像是中国人之梦。很难走出这个梦境。若真走出了，只怕会变成外国人，说的不是中国话了。普通人这样，不足为奇，也许还有好处，可以通连起来看对象，尤其是读中国书，特别是读古书。大概“通”是我们的传统。沈括的《梦溪笔谈》是什么书？属什么科？我小时候是当它笔记小说看的。看的还是原刊的《学津讨原》丛书本，当然算得上正经书，深奥的书，和一般小说不同，所以又不能说是小说。我们从外国学来了科学，要用分科眼光看一切，或者说第一步就要学会分析的习惯，也可以说是要学会抽象。一个活人分解成为各种各样科学的对象，可又得承认他是一个完完整整的活人。这就难了。对于又通连又不通连的以人群为对象的文学、哲学、史学更难。中国古人不是不会分析，但不喜欢划定边界而更着眼于通，又善于利用语言的歧义。所以大学者比普通人往往更容易陷入困境。他学问越大，越是陷在梦境里。他越自以为遍通各种梦境，也确实能讲出不少梦话，有根有据的梦话，可是难免有时是“知之”谓“不知”，“不知”谓“知之”。更麻烦的是有的大学者真正是由“一”通“百”了，由中而外又由外而中了，却无法表达自己，让只游一种梦境的人明白他的周游各种梦境的谈话。古人说，“做梦中梦，见身外身”，也是梦话。明白的梦话同样会难懂，越加以分析越不好懂。例如哈孟莱特那句著名的独白，在英国语言中并不希奇，就是没法变成同样一句中国话。我们从来不这样说话，没有这样的词，也没有这样的话。要讲那样一句话的想法非用许许多多句话不可。“是还是不是”，“活还是不活”，“做还是不做”，“生或则死”，如此等等，不管怎么译在中国话中也像胡话。又好比“道可道，非常道”，不要说变不成同样的外国话，连变成“白话”都不能是一句话，因为原来的六个字就是一句“大白话”。“道”字变不成别的字，同佛教说的“涅<SPS=0566>乓”一样，只能译音，世界通行。佛经汉译往往是用汉字写梵文，仿佛用汉字写数理化公式，甲乙代替AB，都是行话或梦话，外人不懂。我很佩服将中国古书今译的人的勇气和自信，能认为自己讲的就是古人所要讲的。单换古字为今字当然不难。司马迁的《五帝本纪》就这样作过。这和章太炎将今字改成古字是一类作法。照这样，“国骂”可以改成“其母之”，岂不很文雅？古字换今字，碰上古语本来很“白”的，要找出对等的“白话”，就会像翻译外国话常遇上的难题一样了。词可以音译或造一个新词，句子能音译成咒语吗？像佛经一样用汉字写出的外文已经不少了。我这一大段话无非是想说说分析和贯通，连带到可译不可译，不料仍像是梦话。其实照古语说一个“解”字就行了。既是“分解”，又是“了解”，一字二用。不过后一用法有点古色古香，“解人”不多，“解语花”更难得了。
心理学家容格在《人和他的象征符号》中说，梦是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有预报之功能。我不知他是否研究过中国的“圆梦”。梦的预见性我不敢说，梦的“反思”性不能说没有。我上面说的梦话不过是由于回想起了我所知道的几位大学者。孔圣人说过：“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子路》)可是对于其所自以为知的呢？很难办到“多闻阙疑”了。可能因为自己梦犹未醒，所以见人如梦。举一个例：胡适博士。他曾经在北京大学作过文学院长，名副其实。那时文学院中包括的几个系，中文、英文、哲学、历史、教育，他都能讲课，能代人讲课，能当系主任。真可谓“博”矣。他讲文学，还创作，却并不像是在欣赏文学而是在考订文学，论证文学，标榜他的“国语”和“自然”主义，证“实”作者和作品，欣赏的是他自己的工作成绩。他写诗“尝试”，其实古人早已试过。“两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比得上“两个黄鹏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吗？“努力努力往上跑”，又何如“行行重行行”？(在广东话中也是口语吧？)他作剧本《终身大事》，反对包办婚姻，曾一再上演。他自己结婚的对象仍是家中预订的。他讲哲学只是讲哲学史，讲史学只是讲史料学，鼓吹的是“全盘西化”，提倡的是“整理国故”。他自称有“历史癖”和“考据癖”。一点不错，但二者只是一癖，就是整理史料，考订真假，对《红楼梦》、《水经注》都是这样。他宣传的“实验主义”不等于美国的实用主义，尽管据说是一个。说来说去，他是个不信梦也不喜欢做梦的人。不管是文学梦、哲学梦、史学梦，他都不喜欢，也不承认。新话叫做不“认同”。他是个“务实”的人。可是我看他未免还是处于一场梦境之中。在不做同样的梦的人(不一定是醒着的)看来，他说了不少有学问也有才气的梦话，“多闻”而不肯“阙疑”。讲信仰的人有所谓“隔教”，他对文、哲、史本身似乎也有点“隔梦”。和他正好相对称的是吴宓教授。两人同样受过中国传统旧教育，又同时期在美国留学，同样用外国出产的标尺衡量中国，同样能在大学教文、史、哲课，但是主张相反，行事也相反。这两位老先生都是“务实”的。他们所讲的，所癖好的，文学、哲学、史学是各人自己的一套。一个认为这些只有“实”。一个认为其中都是“情”。我觉得他们都像是在做梦。梦景不同，梦境无异，都没有逃出二十世纪初年中国如来佛的手掌心。有趣的是两人都喜欢讲《红楼梦》，可是所讲的大不相同。一个看成真史，一个看成真情。两人都当了“真”，这倒是相同的。不过他们的“真”是字纸里的，加上自己认为的。大概对于一个对象，特别是一件艺术品，着重考察以至研究的人可以走三条路。一是艺术科学的。把对象一再分解，类似作解剖学或化学分析的实验。例如格式塔心理学用物理眼光看一幅画，能发现《捣练图》中的四个人的方位之间有“张力”。这也可说是抽象法。第二是艺术哲学的，随学派而不同。例如把一部小说或者看成社会史料，或者看成人情画面，世故教科书，或者看成武器工具，或者看成可以陈列摆设比照欣赏的小玩艺，或者看成练习题，或者看成谜语，或者看成梦话，如此等等。在前一条路上看画就是画面，看文就是“文本”。在后一条路上看画是画的内容，看文是文的意义。还有第三条路，不知道该叫做什么，是普通人的吧？看画也好 读诗文也好，都不过是梦中世界，自己一看，一听，就要进入梦境。进得去，能说出好坏或喜欢不喜欢；进不去，就说是“瞎胡扯”。走惯每一条路的人都是很“认真”的，但所认为的“真”不一样。认梦为真的人决不会承认那是梦。吴宓教授自认走的第二条路，别人看来他像是走第三条路，自己，入“梦”了。胡适博士仿佛三条路都不走，把《红楼梦》、《水经注》当作自己当侦探查凶手的案子，和查“禅”、查“儒”一样。他对于案子本身并无兴趣，兴趣只在侦查。所以他说过，发现天上一颗星和发现一个古字的意义同等。他是做练习，自己出题，自己做答案，也可算是走第二条路。胡和吴都教书，讲课，仿佛都自认为在看戏、评戏，而实际上都是在演戏。吴“进入角色”，胡始终在“扮演”。两个人，一个是沉溺于其中，一个是摩挲于其外。好比虞姬舞剑，梅兰芳演来是人舞剑，有的人演来是剑舞人。不是一个路数，难说优劣。
由《红楼梦曲子》引出的，讲“金陵十二钗”的《石头记》，本是一部没抄全的小说，一上市就有点“轰动”，没过几十年就刻印出了“全本”。以后出现了从“政治”到“痴情”的各种各样看法和说法，越来越“畅销”，普及各种人，流传全世界。近些年更热闹，化为真人真事，搬上舞台、荧屏、银幕，“十二钗”又会唱，又会舞。连累了那位自称“披阅”和“增删”的曹雪芹也在梦中复活。对他发生浓厚兴趣的不仅是胡适、吴宓两位大教授。这么多年，这么多不同的人，竟能都由于一些破烂字纸而进入一个离奇梦境，各做各的古怪梦。和这相比，现在也热闹非凡的金庸等人写的那些字纸是远远比不上的。说起来仿佛都是发挥“才子佳人”含义变化，金庸把文才子变成武才子，琼瑶把穷才子变成富才子。可是新才子佳人未必胜得过老才子佳人，新梦还都赶不上旧梦，热闹二三十年的还没有能使热闹了二三百年的进入冷宫。这是为什么呢？不论新梦、旧梦，荧屏总越不过字纸，活人尚未压倒死人，那又是为什么呢？
“痴人说梦”是句古话。“痴人”中恐怕以“书痴”为榜首。说的“梦”只怕也是以说大堆字纸或称为“书”的梦为第一。“敬惜字纸”的时代早已过去了。被书包围了而自梦自话也许尤其可悲。眼失明，耳失聪，手脚不灵，可以脱离现实世界，却未必能脱离梦境，因为梦中不需要有感觉器官和行动能力。自认是在做梦也不等于醒了过来。比如我这些连篇梦话，不过是“书痴”妄语；不料由上古的“典”、“谟”中的尧、舜和好清谈的王夷甫、好空谈的王阳明、“拗相公”王介甫引起，从《天官书》一直独自唠叨到了《红楼梦》。说梦话的只我一人，听梦话的只怕也听不到，这时就已昏昏思睡，要沉沉入梦了。现在是“闭嘴”的时候了。衷心祝愿我自己和所有的人梦中快乐。
书城独白
金克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