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笔者的观察，当代苏联文学进程中所蓬勃展开着的“重新发掘与再度洗尘”的批评实践，似乎已经开始回答这一问题。至少，它正暗示着某种新的文学研究取向有可能生成的契机。
当前的苏联文坛正在发生着来自两个流向上的“文学回归”。其一，是确认一大批多年来被置入冷宫不得见天日的作家、诗人、批评家和文艺学家的“文学家”身份，确认他们在文学发展进程中的历史的“存在权”。譬如，古米廖夫与沃洛申，扎米亚京与皮里亚克，普拉东诺夫与帕斯捷尔纳克，罗赞诺夫与弗洛宁斯基……其二，是确认好几批流亡作家诗人、批评家与文艺学家的“文学家”身份，确认“苏俄侨民文学”这一文化现象是一个客观存在，并开始冷静地把“俄侨文学”归入“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这一整体之中，视其为这一总体中的第三个组成部分。(这一总体的第一部分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苏俄文学”，它以高尔基与马雅柯夫斯基、肖洛霍夫与列昂诺夫等为代表；第二部分是正在被洗尘的文学，它以扎米亚京与普拉东诺夫、布尔迦科夫与帕斯捷尔纳克等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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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由第二个流向上的回归而形成的“出版发表热点”，在目前的苏联文坛上正方兴未艾。“俄侨文学”按其所在地域可分为西方俄侨文学(主要是在德、法、美、加拿大诸国)与东方俄侨文学(主要是在中国)。在“西方俄侨文学”中，依其文学家流亡西方的时间来分，可分为三批或“三个浪潮”。
在“第一浪潮”中，有布宁、茨维塔耶娃、列米佐夫、吉皮乌斯、维切·伊凡诺夫、巴尔蒙特，有霍达塞维奇、阿达莫维奇、梅列日科夫斯基、札依采夫、施米廖夫……这一批文学家中，布宁曾于一九三三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在“第二浪潮”中，有西林一纳博科夫、格隆斯基、波普拉甫斯基、克诺林格、卢卡什……其中，西林－纳博科夫最为杰出。在西方文坛，他被视为“二十世纪最卓越的俄语作家”，“俄侨文学中众口交誉的语言艺术大师”。(关于纳博科夫其人其文，近年来在苏联评论界与美国评论界都是个热门话题。据说，不少美国批评家一向把纳博科夫看成美国作家，看成“后现代主义文学大师”；而今同样不少苏联批评家开始认为西林－纳博科夫是“侨居西方的俄罗斯作家中的佼佼者”。纳博科夫的作品目下在苏联特别畅销，他的一些小说着实走红，有的已被改编成话剧搬上舞台。在“第三浪潮”中，有西尼亚夫斯基、阿克肖诺夫、乌拉基姆夫、索科洛夫……当然还有索尔仁尼琴与布罗茨基。诗人布罗茨基与作家索尔仁尼琴都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
以上两个流向上的“回归”——苏联本土的文学家的“回归”与侨居西方与东方的文学家的“回归”，正在彻底地改变着习有的“苏联文学”这个概念的内涵；许多作家作品的重见天日正在热烈地呼唤着现有的“苏联文学史”必须改写。一些重大的文学巨著与批评理论从尘封的书库中被开掘出来，表明一个崭新的文学大厦有可能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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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文学进程要求文学史家文学理论家们应当回答一系列新问题或重新解释不少老课题。从这个角度说，一个“解构”与“重组”的重任已摆在俄苏文学工作者的面前。如今，在莫斯科大学，在奥得萨大学，在列宁格勒大学，在塔尔图大学，留意于文学讲坛的人都可以发现：不少文学教授面临着学生们的一系列提问与质疑时常无从应答，不少人感到一种评价与分析尺度上的危机，感到对新开掘出的文学作品、新回归的文学材料无法驾驭。旧的文学史教科书不再能解答新“发现”的文学事实。是“三分天下”还是坚持“主流主潮的统治地位”，是用回归的作家取代既定了的经典作家，还是“平分秋色”不加贬责统统纳入考察的视野，这一切引起了文学教师与文学研究者们的广泛兴趣与热烈争论。如今，要真正地教授二十世纪的俄苏文学这门课程，的确是件挺艰难的工作。
然而，生成这种危机的冲击波还不仅来自两个流向上的“回归”。形成目前苏联文坛上这种“四世同堂”，几代作家共时地被推上舞台的格局的背景与动因是多方面的。在文学批评层面上，它的一个动因是对一向公认的正宗大师经典作品标准理论的新的透视。
譬如说，对马雅柯夫斯基诗歌品格的新评价，对法捷耶夫小说艺术价值的新看法，对费定晚期创作的新议论，直至包括对高尔基这样的极富戏剧性的创作个性的悲剧性的新认识。——高尔基当年的“不合时宜的思想”在如今的苏联文坛上已成为最合时宜的思想。又譬如说，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重新思考，对其作为创作原则，作为苏联文学正宗流派与最高价值的“历史合法性”的研究，直至对“创作方法”这一概念本身的逻辑合理性、客观存在可能性的质疑；对于列宁的文艺学思想与那些自居为列宁思想的正统阐释者的教条之间的辨析，对于从反映论的前提出发<IMG=BB90C09901>去探讨文学发展规律同跌入庸俗社会学泥坑而失落掉文学这门语言艺术的本体这两个立场上的区别，对于从揭示作品所描写的社会生活内容的社会学文学批评与走向把作品图解为现实生活照片、把主人公的思想情感等同于作家本人的思想立场那种简单粗暴的审判这两种态度的区分……最后，对于长期以来根深蒂固地占据着苏联文艺学家思维轴心的一个模式的挑战：这个模式主张在全部文学创作中，不是现实主义就是浪漫主义(在后一层面上，又分为不是积极浪漫主义就是消极浪漫主义；在前一层面上，划分为古典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切深为我们熟悉，不用赘言)，或者，不是现实主义就是现代主义。如今，一部分苏联学者已经开始跳出这种看上去鲜明实质上粗鲁的二值判断逻辑的框框，认识到这种思维方式的缺陷：它忽视或不承认事物矛盾运动中的中间状态中间环节“过渡性品种”的客观存在。如今，一部分苏联学者在文学史与文学理论研究中已经开始有意识地突破这种“二分法”思维模式的沉重的压力，已经注意到比较客观冷静地分析曾被历史风尘不公正地掩埋住的文学现象，运用科学的历史主义的眼光去审视文学进程中各种力量的真实的运行图像，对一些过去似乎定论的作家作品绳之以那立足于当代精神的价值标准。
目下苏联文坛上的这些景观正在产生着相当大的社会文化效应。对于我们俄苏文学工作者，这气象这景观也的确是颇有意味的。笔者认为，有了如前所述的两个“回归”与一个“重评”，我们就有可能为“二十世纪的俄语文学大厦”清理出一个颇为壮观的地基。
构成这个地基的支点的将有这样三块基石。其一，经过“重评”的像高尔基与马雅柯夫斯基，法捷耶夫与肖洛霍夫，费定与列昂诺夫等这一类文学家所组成的“显流”文学。其二，渐次被<IMG=AB90C10001>“开掘”出来的象扎米亚京与别雷、普拉东诺夫与布尔迦科夫等等，先后被“洗尘”而“平反”的古米廖夫与阿赫玛托娃、左琴科与帕斯捷尔纳克这一类文学家所组成的“潜流”文学(这里，还应当包括长期被冷落的、于两个世纪之交登上文坛的非现实主义作家，如勃留索夫、勃洛克、索洛古勃、梅列日科夫斯基等等，这些人为二十世纪俄语文学作出了不应忽视的贡献)。其三，新近获得“回归”的由纳博科夫与布宁、布罗茨基与西尼亚夫斯基这一类文学家所组成的“侨民”文学。
有了这三块基石所奠基，“二十世纪俄语文学大厦”将是一个立体的、色彩丰富内涵深厚、有着独特的诗学魅力和美学品格的文学实体，而不再是所谓旧创作方法的图解，也不会是那种可以为后来提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开放体系”所能包容的文学图景。
顺便一提，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开放体系”是有所争论的。其思维取向在其根本点上是否真的是一种开放，这一点有人提出怀疑。人们认为，将文学进程中千姿百态的品种“一刀切”都纳入某一种体系，无论其“开放”程度有多大，其骨子里岂不是否定其他的创作原则的存在权利，或贬低异己的创作流派的诗学品格？他们以为在这样的“开放”中，留心者似乎仍可见出“现实主义中心论”或者“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流脉最具有价值理当至尊的？单流论”模式的影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在苏联还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今天，在与某些苏联文艺学家的交谈中，你还是可以感受到这一点，可见这些还都是值得研讨的问题。
如果说，两个“回归”的品格是客观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一种“落实”，那么，一个“重评”的品格则是主观的，是时代精神的一种“投射”。但是，这种主观也不是随意胡说，更不是“骂倒一切”——象当年“无产阶级文化派”诗人要把普希金、托尔斯泰从现代生活的轮船上扔下海那样。实际上，历史表明：普希金、托尔斯泰这些文学泰斗也不是谁可以随便扔掉的。身后留下杰出的文学作品的诗人作家们总是要为自己在后人心目中建立也确实建立了一座座人工的纪念碑。同样，十月革命后的岁月里被尘封起来的一些文学佳作如今一旦“开禁”，竟拥有那么多的读者(这种“开禁”并不是对那种充满着色情杀情赌情吸毒情面在街头巷尾不胫而走的“作品”的“开禁”)，这也说明优秀的文学作品自有青春再度生发的生命力。像两个“回归”是客观历史进程所使然一样，这一个“重评”也是由于新的时代思想美学意识所呼唤而产生的。这新的思想美学意识作为一种“集体意识”也是客观历史进程的要求，是后者的一种体现。意识终究决定于存在，而不是像某些现代哲学家们所宣扬的那样颠倒过来。文学现象的“回归”为新的文学评论与研究提供着材料，作家作品的重评将使整个文学史研究进入一种新的局面。
毋庸置疑，地基的确立与开掘只是一幢大厦建设工程的起点。“二十世纪俄语文学”这座大厦的支柱将是作为文化载体的俄语文学语言与作为价值尺度的诗学美学品格。遗憾的是，这两根支柱长期以来一直为不少俄苏文学工作者所忽视。它不仅为不少苏联学者所忽视，而且也为不少中国与西方的文艺学家文学史家所忽视。在这方面，我们匮乏得很。对于作家作品的文学语言分析与诗学美学品格考察，我们面临着最大的困难。然而，唯其匮乏，才需要补救；唯其困难，才需要努力。
我们认为，无论是微观的作家作品诗学分析，还是宏观的创作进程创作流脉的美学观照，都离不开对语言一诗学这一最基本的“原子”单位的悉心考察。文学语言是文学作品的本体，文学作品的所有功能——认识功能、交际功能、表现功能、审美功能、教育功能等等都得凭藉着语言代码才能体现；诗学品格是文艺学分析的轴心，其他的分析评价——诸如历史社会学评价、文化人类学评价、创作心理学评价等等都得以诗学品格的分析与概括为中心。
文学作品的阅读接受与阐释评价，都是接受者在自己所置身其中的“文化场”中与作品的主人公同时也与作家本人进行“对话”的过程中实现的。这种“对话”能在何种水平上进行？它能穿过哪几个层面而获得不同的信息生成不同的审美效应？这一切，都离不开对文学作品文本的语言把握，离不开对某一作品某一作家或某一流派的诗学品格的把握。显然，这种把握在其自身首先要求读者(批评家文学史家应当是理想的读者)对文学语言的特征、结构、功能有个基本的了解，对诗学品格的内涵、类型、机制有些最起码的常识。可是，不幸的是，我们的文学理论多年来似乎失落了这个方向上的研究与探讨。实践表明，理论研究上的倾斜与失重产生了不少负效应。文学理论家对文学现实进程欠了不少债，俄苏文学工作者对二十世纪的俄语文学的历史发展与现在状况尤其欠着不少债！
莫斯科读书札记
周启超